【内容提要】话语与叙事虽然是国际传播的老问题，但也具有不断展开的新面向和可讨论空间。在实践中，中国作为发言主体的对外话语实践显现出更为明显的自觉和自立意识，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各种全球危机背景下对曾经仰望的西方逻辑的不断祛魅，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延续性、稳定性和繁荣现实的高度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赓续的基础上，对于人类发展之路新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给予我们全新的知识生产的实证材料，进而形成更多、更具有竞争力的话语和叙事，从而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国际传播 话语 叙事 融通中外
讨论人：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教育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副院长
张梦晗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院长助理
张红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沈 珺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如何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特定议题上进行话语博弈的同时，更好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而掌握中外沟通和交往的主动权，是当下国际传播工作亟须破解的难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一表述指出了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对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直接影响。那么，如何在博弈和融通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在自主和开放之间形成合力?如何创新构建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方式方法?如何将中国故事转化为世界故事?就以上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相对的优势与劣势
姬德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实践，以中 国为发言主体的对外话语实践显现出更为明显的自觉和自立意识，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各种全球危机背景下对曾经仰望的西方逻辑的不断祛魅，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延续性、稳定性和繁荣现实的高度自信。而根本原因是中外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迁，以及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对自主的国际传播工作的唤醒和推动。除此之外，新时代中国故事有着一些重要的落脚点，正在成为撬动国际话语和叙事空间变化的重要力量，比如科技创新所取得的不容忽略的成就，再如相比而言更为稳定和谐的社会状态，以及对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所产生的深远的国际影响， 还有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高度尊重和创新传承，等等。一系列的话语和叙事正在国际舆论场差异化、不均衡地影响着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群体，更不用说以电子游戏等为创新载体的新文化叙事在全球青年群体中所引发的广泛参与和空前热议。
然而，问题依然很多。首先，中国故事在不同话语场的影响力差异明显，在政治、市场、文化等领域的影响较大，在学术领域的影响较小，而且仍然陷在中西的认知迷雾里;其次，不同话语主体的能力差异明显，大多数国际传播工作者的知外能力有限，专业水平亟须提升，能力意义上的中坚力量仍没有浮出水面; 再次，兼具原创性和融通性的概念、表述、范畴极其匮乏，导致自说自话依然是众多国际传播话语实践的通病;最后，国际传播话语存在被再次内部化的趋势， 成为部分从业者获取物质和身份资源的手段，这将导致资源紧缺，不利于对外工作的开展。如何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对话关系，如何发展互利合作的国际网络，仍然是目前国际传播话语和叙事实践的关键问题。
张梦晗：先说优势。第一，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强 调共同发展与和谐共处，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和发展趋势，正所谓“美美与共”; 第二，中华文明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能够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提供多样视角，容易形成跨文化模因，如悟空、中国功夫，一旦运作成文化IP，就能够增强国际受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第三，中国叙事注重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话语、新表达，以意象叙事、历史叙事、游戏叙事、微短剧出海为代表的多样化叙事方式，推动了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更加贴近国际受众。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大变局时代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全球化所呈现的多极化进程，引发了国际共识的动荡与危机。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因经济实力、政治地位、意识形态等问题常被置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对立面;其次是来自AIGC和算法操纵的技术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催生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平台和算法利用，就可以用于在国际舆论场上形成意见气候，产生大量信息迷雾。这些信息迷雾对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破坏力显而易见;再次是对国家形象的定位。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中，国家形象的建构还存在文化主体意识不强、国际话语权不足、多元形象背离和内外形象鸿沟加大等问题;最后是来自文化差异与理解障碍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经济水平、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存在差异，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着理解障碍。这种障碍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产生误解或偏见，进而形成刻板成见和负面标签。
张毓强：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话语，一个是 叙事。两者是紧密相连但是具有不同指向的语汇。话语的主要指向是对于现实描述的定义权的问题，也就是面对某事件的发生发展，面对某主体的行为，以何种概念去概括，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性认知。叙事是在话语基础上形成的一个逻辑性的体系。这种体系在复杂文本海洋中具有说服力，并且这种说服力具有竞争力。总体来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知识生产上我们处于劣势;从历史意义上看，作为一个后来者，我们在对人类自我治理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的普适性上也缺乏竞争力。我们的优势最可能在于，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基础上，对于人类发展之路新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给予我们全新的知识生产的实证材料，进而形成更多、更具有竞争力的话语和叙事，从而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有效对冲与博弈
张梦晗：先谈话语挑战的表现及归类分析。第一 种论调可以被归纳为“非市场行为论”与“新帝国主义论”。部分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存在“非市场化行为”，并宣扬“新帝国主义论”，如“债权帝国主义论”“新帝国主义列强论”和“新殖民主义论”等，试图抹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这属于对中国经济行为和国际角色的负面评价;第二种论调可以被归纳为“打桩者论”与“锐实力论”。一些国家宣扬“打桩者论”，称中国对国际自由秩序构成了挑战。但同时又通过“锐实力论”来指责中国通过文化、经济等手段威胁西方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对中国“全球5G新基建计划”和“华为技术突破”等话题的炒作和泛政治化。这属于对中国科技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负面解读;第三种论调可以被归纳为涉华问题挑衅。某些西方国家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涉华问题上不断施压，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属于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以上三种分类之中，以“泛政治化”炒作和“抹黑形象”为话语挑战最常用手法。
背后的原因其实还是离不开三大方向：西方社会的深层自我焦虑、西方社会的行动策略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面对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一些西方国家出于大国较量的利益考虑，从本质上无法接受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这就必然导致其行动策略“趋于极端化和对抗性”。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把中国定位为西方共同的“假想敌”，进一步促成西方的再团结。这种策略旨在制造紧张气氛，激将西方重新联合，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当然，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博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之下，地缘政治博弈早已超越地理意义，拓展到了网络空间。
如何有效对冲和博弈是一个非常宏观、多元、立体的问题，具体可以做很多细致的研究。以下四个维度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第一时间重视涉华舆论，就是要加强对涉华国际舆情的实时监测和分析，防止一些本不该被西方媒体利用的话题被“移花接木”。而只有实时监测、态度严谨，才可能产生后续的回应和对冲;二是科学方法技术加持，就是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整合到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研究之中，这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构建，关系到新时代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时代之需;三是以人为本强调情怀，在国际传播场域之中，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项有益尝试，而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建构国际认同机制前提的;四是主动设题掌握话语。在涉华舆论场上，仅仅回应和解释是不够的，需要通过主动设置话题，掌握“发球权”，不能因为不敢说、不愿说、不会说而丧失了说的权力。中国叙事中有众多宝贵的元素，可以通过文化创新，与现代科技、时尚元素、青年人的喜好相结合，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软实力产品，通过组合拳，推动涉华国际舆论向好。
姬德强：当下涉华负面舆论依然很多，特别是在 意识形态主导的国际政治舆论场，并且不断渗透到技术、经济、文化等多个场域，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设置了诸多话语障碍和话语陷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前涉华国际舆论的话语挑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议题框架的相对稳定性，主要仍然指向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方式及其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所使用的批评性叙事往往没有什么新意;二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度关注和质疑，核心是批评中国的外向型发展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改变以及潜在的“威胁”;三是专业研究话语的日益增强，尤其是相关智库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发展方方面面的细致研究，以及产出的多样化研究成果在国际涉华认知中的话语影响。
基于此，我们需要考虑持续增强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对国际涉华议题的系统归类、深入研究、在地化理解的能力，超越传统的、应激反应式的、作为危机治理术的舆情范式，挖掘涉华议题的复杂的生成逻辑;二是构建国际话语联盟的联合能力，尤其是找寻基于历史关系、战略关系、经济关系等的国际话语友国、友群、友人，以多种方式推动话语互融共通，推动国际话语格局的多元化发展;三是快速提升我方各类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化研究和发声能力，大力推进国际间智库交流，以体制机制改革等方式促进和扩大中外思想交流的渠道和空间，进而实现话语破局和叙事破冰。
张毓强：涉华舆论问题是个老问题，它不单单是话 语和叙事的问题。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更需要反思的是以何种心态看待国际舆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国际舆论焦虑很多时候在实质意义上使得我们的动作变形。所以国际舆论问题的首要问题在内不在外。当前全球信息传播流动性和碎片化增强，大变局催生了更多的碎片化信息，不断袭扰而来。因而，保持定力是我们最需要具有的心态和姿态。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则是在其背景意义上展开认知，而尽量不要在内容类别上去下功夫，否则所谓的应对大概只会增强负面信息的影响力，并且影响我们自己的传播心态和姿态。
话语创新的新面向
张红玲：从跨文化交际研究来说，这一领域起源于 对外派人员的跨文化教育与培训，以探究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语境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和组织之间如何沟通、如何相处、如何合作为核心主题，以培养各类群体的跨文化能力为目标任务。其互动过程视角将文化看作社会实践，重点关注具体语境中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机制。相较于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传播和国际传播，这类研究聚焦民间主体，以促进理解与和谐为目的，以人际和群际之间的交流互动机制和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对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话语表达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情感、认知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解释交际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姬德强：就当前的国际传播工作来说，应高度重视 互联网领域的话语创新。互联网既是中西话语博弈的场域，也是中国数字化发展的话语创新沃土。
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世界互联网30周年，也是“网络强国”战略提出10周年。这其中包含两个话语逻辑：其一是作为一个全球普遍概念的互联网，由美国主导，强调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而内含的是一种不平衡和不公正的发展逻辑，是先发者基于自身技术和资本优势而对后来者的主导认知;二是作为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互联网，在强调发展也就是全球接轨的同时，更强调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是开放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当前的全球互联网发展进入新阶段，连接与反连接同时存在，即便是倡导信息自由流通的美式互联网模式也开始融入主权和安全等保护性观念，重新识别了网络空间的国家边界。而中国的网络强国建设切实证明了，只有符合自身国家和社会情况、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息权益、世界互联网均衡发展需求、非扩张性和压迫性的互联网发展道路，才能走得更为长远，对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借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如何以国家安全和人民权利为突破口， 讲好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故事，既是自我言说的需要，也是破除各类陈旧的围绕网络管制的国际话语栅栏的需要。
张毓强：这里有三个层面的逻辑是需要搞清楚的， 即：话语和叙事适应、话语和叙事创新、话语和叙事转译。近代以来，中国对于外来知识、概念的学习和借鉴源源不断，存在着知识本土化的接受、转化和抵抗，进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和叙事的过程。中间有着必然的创新和转译。所以，在心态和姿态上，融通中外，必须以我为主，观照他者;不能因为观照他者的形式意义上的转译，而丢失了自我;当然也不是夜郎自大，完全不观照他者的感受。涉及到跨文化传播技术的问题其实都好解决，不好解决的还是自我认知，也就是“何以中国”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可以知识化和学术化的问题。而更进一步的，中国和他者的关系问题，则更为基础，不单纯是叙事和话语的问题了。
沈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具体概念和表述上，应注意“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 这三重问题。
一是“谁来说”。作为国际传播重要的实践主体， 我国主流新闻媒体承担着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职责。需考虑不同受众的特点和需求，以不同身份的人物相互补充或冲突的叙述，获得更具自由度的叙述视野。
二是“说什么”。新时代中国的话语和叙事创新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相结合。一方面，突破西方话语中心的理论叙事，不断植入中国实践和价值内核。放眼当前国际传播的总体格局，西方对中国政治叙事的惯性及媒介报道框架仍旧产生着一定影响， 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依然存在有待弥合的差距，迫切需要开展辩驳，掌握主导权主动权。只有回应关切、直面疑问，才能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影响力。另一方面，将一个话题延展为可供国际受众持续讨论的话题域。从全人类共通的生命经验出发，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通过营造共同的心理和情感体验，寻找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实现可触达、可沟通、可理解、可互鉴的跨文化对话。
三是“怎么说”。与传统新闻相比，数字时代的国际新闻传播呈现融合性特征，伴随着数字媒介的纵深发展，在编织与传播民族意识与国家话语时更加注重用户的个体感受与认知。在内容生产层面，聚焦视觉奇观打造，以趣味性的形态拓展、极致性的创意再现与生活化的语态调和为基本着力点，丰富观看体验。在内容传播层面，通过建立差异化的分发体系、强化内容社群的运维、打造IP延伸价值链条等行动进行策略创新，占据传播网络中“结构洞”的优势位置。
话语与叙事创新主体拓展
姬德强：此类主体非常多。首先是研究机构和智 库。这是话语和叙事创新的主力，因为它们掌握了最丰富的专业知识、最客观的研究视角，以及最具有国际性的交流渠道。长期以来的话语失能和叙事失效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类研究机构和智库并没有将工作重心转向系统和全面的国际问题，而是仅仅服务于短期的政策和对策需要，研究的基础性、稳定性、深入性不足;其次，受到国际范围内各类思潮的影响， 在坚守自身学术自觉和思想自立方面也往往没有做到位。除此之外，如何有效发挥相关机构和智库的原创性和引领性研究能力，在创造概念、交流话语、推广叙事方式方面形成相对优势，也是相关主管部门需要考虑的。要在安全原则与思想创新、充分交流之间取得平衡，充分释放学术研究的活力和潜力，否则，我国的国际传播话语权问题将无法从根本上和长周期内得到解决。
沈珺：推进话语和叙事体系创新是服务国家战略和进一步构建平等公正的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路径。回顾中国过往的国际传播实践，传播主体相对单一的问题一直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国际传播多依赖于政府主体，而民间主体的存在感不强。但实际上，鼓励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国际传播更符合当下全民传播的特征，也更有利于打开新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的新格局。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与信息全球化的深入交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对外传播工作面临着如何有效触达并影响全球“Z世代”这一关键群体的挑战。作为出生于数字时代，深受互联网、智能手机等高科技产物影响的新一代，“Z世代”展现出独特的媒介消费习惯与信息接收偏好。这对中华文化与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数字叙事的革新成为推动中国故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强大引擎。
数字技术经历了信息、图片、声音等话语多种模态的功能叠加，移动设备及各类即时通信应用大幅增加了话语的传播速度，如今虚拟和增强现实(VR/ AR)技术营造出话语的沉浸式情境，人工智能模型及系统实时提供话语应答，以数字手段辅佐下的讲故事策略从单一、说服原则转向了互动、共情效应。
纵然“Z世代”崇尚极具个性化的求新求变，数字浪潮依然推动着新人类追逐信息的本真，数字时代中国故事的讲述与沟通创新仍然离不开“短、快、准、真”之内核。相较于传统的文字和图片，短视频更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障碍，以直观的情感共鸣触动人心，使得中国故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共鸣与认同。
张红玲：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为例， 中心以做好身边外国人群体的国际传播工作为抓手， 推进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建构，提出面向在华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开展“自主探索”+“组织设计”相结合的感知中国、讲述中国的实践方案，为身边的外国人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他们用文字记录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发挥他们作为国际传播客体和主体的双重角色优势。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高校外国专家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潜在优势，组织形式多样、符合他们特点需求的“外国人看中国”活动，赋能外国专家参与公共话语，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做好“在地”国际传播工作。
张毓强：在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最为 基础和最为重要的场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这种场域在源源不断地促动着全球的知识和文化交流交往，走在思想交流交锋的一线，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话语和叙事的基础，以及何以界定自己国家的知识，都来自这个场域。立体化、多主体呈现传播的普遍性，当然是应该选择的路径，请更多的智库和实践性学者走进来也是好事。但是归根结底，说什么， 怎么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基础性的知识生产领域付出更多的努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