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多重知识空间：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转型

回顾2024 年，网络安全、极端气候事件、人工智能伦理等安全议题所带来的威胁愈发明显，“不确定性”成为国际社会交往的重要主题，人类社会进入灾难与机遇叠加的“多重危机”时代。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便是为这些全球性挑战寻找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这些风险议题关乎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是为数不多能整合不同国家利益的国际传播“中立空间”，也成为我国开展国际传播，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议题。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纳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并通过联合国主导的治理框架和“上合组织”等地区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但全球治理的复杂之处在于，其既存在于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互动与争夺中，也是一套复杂的话语系统，不同国家基于利益和认同形成了各自阵营，由此带来的“小院高墙”给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带来挑战。

对我国而言，破解此类问题需关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合法性”问题，即说明中国方案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所在。这一过程也为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学科提出了诸多需要破解的学术议题。其中，国际传播学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理应通过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创新，构建多重知识空间，回应实践问题，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作出贡献。基于此，在全球治理语境下，本文从主体角色、学术路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众五个维度切入，归纳和提炼出当前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趋势，以期为学界和业界提供方向性参考。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国从被西方学界所考察的“他者”转变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大量有关“全球中国”的研究在各学科涌现出来。“全球中国” 的提出源于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破除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努力。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引擎，这一视角鼓励学术研究以全球史视野把握中国的独特性， 即中国如何与世界进行互动。“全球中国”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媒体、企业等传播主体“走出去”进程的不断加快，也因此受到来自国际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这一领域的关键概念之一。

与此相关的研究议题是中国媒体日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者通过考察中国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中国媒体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等议题来把握“全球中国”框架下中国媒体的结构性力量。关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个案研究发现，作为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的旗舰媒体，其媒体角色正在从“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转向“传达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并扮演“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第三方中介”沟通角色，搭建南北合作的桥梁。但诸多研究也发现，在西方话语占主导的舆论空间中，中国媒体的能动性仍无法得到充分发挥，面临着自给自足的阐释困境。

相比于传统媒体，数字平台因其作为商业主体的灵活性与技术的开放性，能够更有效地规避以上问题，淡化“泛政治化”的负面影响。传统媒体时代， 媒体“走出去”顺应了中国经济和文化实力崛起的历史潮流，近年来各类平台媒体的全球传播则是经济、技术、文化等多个维度外部融合所带来的成果，显示出平台跨越国家边界，走向平台化“世界主义”的重要潜力。从购物平台希音(Shein)到枫叶互动推出的微短剧平台ReelShort，中国平台在走向全球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文化融合潜力，从行动层面激发多元跨文化主体的参与，也使得国际传播真正成为兼顾多方面利益、价值和目标的全球交往实践。在“全球中国”的语境下，以平台为支点，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应超越“走出去”的单向输出模式，将平台化思维融入媒体、企业等多元主体国际传播实践中，构建与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地位更加匹配的文化价值角色定位。

二、“以中国(性)为方法”的国际传播研究进路

近年来，中国媒体、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安全和风险话语挑战，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无端将我国媒体和企业视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威胁。这一现象来自于西方社会对所谓“中国性” (Chinesesness，或中华性)的误读和恐惧，即西方社会多“以西方为方法”关注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影响，但很少有学者从“中国性”视角把握中国崛起的积极意义。这也暴露了学界多尊崇西方“普遍性理论” 的方法论，将中国视为西方理论的实践场域，忽视来自中国“地方知识”的困境。

在上述背景下，国际传播学界近年来提出重新发掘“以中国(性)为方法”的研究路径，关注来自中国本土实践中的智识资源和理论启迪。其批判之处在于，现有国际传播研究多从外部视角切入，通过考察外部世界眼中的“他者中国”，判断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导致国际传播主体性视野的缺失。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描述“作为方法的中国”时曾指出，西方学术研究将中国纳入西方学术语境的分析框架下，失去了对东方文化本质及其特殊性的判断。“中国性” 一方面批评学术研究的“西方作为方法”，强调通过比较的视野和方法理解来自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多元有机联系，呼应理解“全球中国”的学术定位，拒绝“中国例外论”。

近年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对“以中国为方法”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有学者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把握“原神”等中国游戏平台参与全球传播的过程，理解中国数字平台的经济模式、文化生产走向全球的杂揉过程，从中理解中国的治理智慧的全球价值;另一方面，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的全球旅行， 理解这些主体在全球传播结构中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特殊性。“以中国为方法”对于国际传播研究的启示在于，将中国放置于更广阔的全球传播框架下，理解中国，甚至是亚洲的特殊性，并以此为镜鉴思考中国模式之于世界的意义，在当前西方国家“安全话语”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保持我国国际传播发展的方向和定力， 避免落入西方对抗性的话语框架。

全球治理被认为是一套关于政治、政策和科学的专家话语体系和复杂的知识系统。从这个视角看，通过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是一种知识的传播与协商过程。以往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和文化的协商过程，忽视了国际传播在科学、政策等领域的“知识中介”价值。对此，国际传播、政治学等领域近年来纷纷提出找回国际传播的知识传统，将国际传播视为一种以国家、科学主体、企业为核心的知识传播过程，寻找全球治理中立化的知识空间。

从知识的类型学视角来看，国际传播中的知识首先可以分为科学、政治、政策等功能层面的多种类型，因为全球治理就是围绕科学知识的扩散、政策的采纳、政治协商三者所开展的国际传播活动，国际组织、媒体、科学组织、非政府组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参与主体。除此之外，知识也可以分为“显著知识” 和“默会知识”两种类型，前者指以媒体、出版物为载体的可阅读、可标记的知识传播过程，后者指通过人际交流等方式所达成的国际传播过程，包括全球治理中的医疗援助、人员互派等。西方国家依靠其在全球传播中的结构性优势地位在媒体等“显著知识”的传播领域占据优势。相比之下，我国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全球外派员工最多的国家，在“默会知识” 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多个项目都是围绕默会知识所展开的国际传播实践，值得深入关注。

以知识为尺度开展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意义是， 知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国际传播中被认为具有中立性，因此存在特殊的治理价值。这意味着当国际传播以中国方案的知识形态出现在全球治理舞台时，可以规避以往国际传播所面临的审查困境和政治压力。

此外，引入知识概念意味着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把握不同国家的“地方性知识”结构，因为除了科学技术外，造成企业和媒体“出海”产生“误解”的原因多来自于不同国家在知识结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社会传统、治理理念、生活方式等，国际传播正是要把握多维度上的地方性知识差异，情景化地探索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语境下开展国际交往合作的可能性。

四、“全球南方”数字基础设施的崛起与国际传播新机遇

平台研究是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作为网络化生存时代全球社会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平台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国际传播领域，数字平台因具有文化多样化、技术同质化等特征受到广泛关注。以往，由于非洲等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缺乏数字电缆、电信服务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国际传播领域难以释放潜力。但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中“电信援助”的实施和南方国家数字公共服务建设进程的加快，面向全球南方的平台化国际传播成为重要“蓝海”。

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互联网普及率的大幅提升， 为依托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广阔空间。到2027年，非洲的智能手机持有率将达到50.9%，固定宽带家庭预计增长到1348.5万户，其娱乐消费、电商等市场规模都在迅速扩张。而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纷纷入局，对非洲等国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探索数字治理的广阔市场。其中，我国在全球南方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当前，华为正在建设非洲70%的4G网络，来自中国更高效低价的移动网络通道正受到广泛欢迎。同时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来自中国的数字经验正在多个国家显示出有效性，如腾讯在南非推出“微信钱包”，支付宝推出非洲版的支付宝——“沃达付”(VodaPay)，阿里巴巴、集酷、希音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纷纷进入非洲市场，激活了相关国家“小微经济”的潜力。总而言之，来自中国的电信服务的端口接入和低价手机等数字设备的下沉，为非洲国家和地区搭建了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基本结构，而内容平台通过开展海外业务，激活了本土文化向外传播、消费的文化融合，有利于扩大“数智华流”的影响力。

对于我国而言，在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意识到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技术框架上的技术优势，在推动“全球南方” 国家各项技术标准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领头羊作用; 另一方面，应把握“出海”时机的重要性，把握技术发展的先机，通过技术优势推动全球传播结构转型。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全球南方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需根据各地区实际发展需求，把握数字平台的具体角色和定位，探索新兴市场的发展空间。

“Z世代(Zoomer)”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互联网的原住民群体。近年来全球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是，“Z世代”不仅仅以消费者身份被认识，他们也日益成为参与全球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社会公平正义等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Z世代”已经占该国21%的国民人口，成为美国社会占比最高的世代人群，是2024年美国大选中备受关注的选民群体。这一群体对各类公共议题更具批判性，并不完全认同美国两党政客近年来鼓吹的各类反华言论，具有更强的“世界主义”色彩，也是最能接纳全球传播理念的群体。全球“Z世代”普遍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全球意识，他们关心气候变化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多数人曾使用过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反感重复、枯燥的外部信息，是最有可能远离社交媒体的一代人。

从角色定位来看，“Z世代”不仅是代际意义上的受众类型，其作为传播者的价值也应得到充分发挥。来自中国的“Z世代”群体，如中国留学生，作为全球“数字游民”，他们一方面对来自中国本土的地方文化熟知且热爱，同时又能借助数字技术链接世界，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向外传播、产生互动的关键力量。而随着中国对越来越多国家实行免签政策，对于那些旅居或是来到中国旅行的海外“Z世代”而言，他们以去政治化的姿态进入国际传播场域，通过对中国文化进行二次创作，参与到跨平台、跨文化的融合性传播过程中，是全球社交媒体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最具活力的主体类型之一。以上的受众转型启示在于，在开展面向“Z世代”甚至是更年轻的“阿尔法世代”群体的国际传播时须考虑所传播的内容与观点能否与“Z世代”等关键群体相匹配，能否与该群体产生共鸣成为国际传播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在多重危机时代到来之际，全球治理关乎共同利益的传播属性使其成为我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话语空间，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也为国际传播的积极作为提供了重要保障，带来了“全球中国”的国际传播思维转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 知识成为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传播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线索，它启示国际传播研究以“中国性”的视角切入，跳脱“普遍性理论”的困境，说明中国方案的全球意义， 并在国际传播中尊重区域国别框架下的地方性知识， 规避国际传播可能遭遇的各类文化风险。

对此，国际传播需充分理解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议题下的议题属性和传播规律。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把握全球治理框架下国际传播的多重知识空间，如面向全球南方国际传播的数字基础设施转型，并重新理解“Z世代”等新兴群体之于国际传播的重要价值。面对国际社会愈发分裂的意识形态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也积极寻求可实现东西方学术话语沟通的中介空间，关注中国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特殊性及其全球意义，创新并丰富“全球中国”框架下的理论视角，以此为基础开展全球对话。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涉华安全议题‘去安全化’的国际传播话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YJC860021)的阶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