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赛博边界：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接合

区域国别研究关注的是特定地区中政治实体的历史、语言、经济形态、政治组织、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其兴起的原动力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因此面临着政策咨询与学术研究的张力、理论创新的艰巨性等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实践变得愈发重要。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借鉴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宝库，探求“一域一策”“一国一策”的新范式;区域国别学也在参考国际传播领域对跨国媒介与全球舆论的研究成果，重视日益加速的媒介化进程。因此，多样的跨文化现象推动了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两个研究主题的“双向奔赴”。2022年，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被设立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了重中之重。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如何汇流、催生新的知识、做好理论创新成为重要议题。

空间和互联网两个要素为寻找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的理论融合提供可能性。空间在传统区域国别研究中属于常量，而互联网赛博空间的出现为民族国家的疆界和地缘政治增加了新的维度，为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提供理论接合的新角度。本文从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形成的空间现象切入，抓住国际传播和区域国别研究所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认识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框架，讨论现实边界与虚拟空间的联系，从而探索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开展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西方的区域国别学关注地缘政治，却忽视了地缘本身的空间性。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则为此带来理论更新。2009年，美国学者巴尼·瓦尔夫和萨塔·阿里亚斯编辑出版了《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论文集，收录了13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观点，关注的空间问题也涉及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不仅有曼哈顿、越南和哥伦比亚等物理空间，也包含了电影纪录片和赛博空间等虚拟空间。2010年，德国学者米德尔和诺曼指出，全球化体现为三大方面，即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政治主权等级空间秩序解体、全球交互中的行动者增加、多样化的地点被卷入世界，而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来说，全球化的最大挑战就是模糊了区域和国家的边界。因此，他们提出要把空间及其不断重塑的过程纳入研究的考量，既看到全球化中去区域化的部分，也看到全球化中再区域化的方面。

中国学者同样关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空间嬗变。刘春荣指出，21世纪的区域国别研究遭遇挑战，应对区域观进行革新。传统地缘政治观念中锚定的封闭的、有界的和均质的区域观念应当被扬弃，作为关系空间的区域则是一种社会互动、交换和对话的过程。因此，区域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多层次的、开放的、可渗透的和非均质的互动集合体，也应当聚焦于通过跨地区的网络和互动形成的关系和过程，由此区域国别研究可以获得更强的生命力。袁剑审视不断变动的边疆，从思考空间的维度入手，对大洲及其次位结构为基础的区域研究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性理解，获得对大洲框架之间的“交界”与“跨界”区域的感知，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既有框架，进而对文明交界带的区域关联性和社会共生性形成新的认识。王维佳指出，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颠覆性的“空间革命”，重新发现了“海洋”这种新媒介，并且发掘了它连接全球的特性。从那时开始，欧洲人不再只用点对点连接的方式来看待跨地域传播，而是获得了一种普遍联通的网络思维和一幅全球性的战略地图。在这个意义上，“空间革命”本质上也是一场“媒介革命”。

中外区域国别研究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将字面意义上的地缘政治落到实体地理空间的维度上，勾勒出了地理疆界中的图景。边疆必然带来跨境问题，交界必然要求对交往和沟通展开思索，这使得媒介与空间交织的问题意识进入了区域国别研究领域。

“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带有交通的意涵，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它逐渐脱离了物理交通的涵义，专指符号和信息交流。不过，以英尼斯的铁路史和皮货贸易研究为代表，传播学仍然以某种潜滋暗长的方式，在媒介环境学派中保留了传播物质交通的意涵。

美国地理学家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立足传播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点，力图统合媒介与空间/地方的关系，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中绘制了一张四象限图，分别将“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媒介中的地方”“地方中的媒介”作为主题，形成了统领全书的核心。亚当斯将传播媒介引入了空间与地方，以宽阔的视野和精要的分析展现了媒介地理学内部的动态机制。袁艳总结称，这四个象限分别对应着四种研究路径，即交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非表征主义地理学和虚拟地理学。

在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影响下，亚当斯的理论框架格外强调空间与地方的双重性。段义孚认为：“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变成我们逐渐熟识且赋予其价值的地方。”例如，我们对故乡独特的依恋感使得某个乡野空间或城市空间成为认同的基石;地方感的源泉是人的经验，是人的感官体验经由理性反思和社群互动所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扮演着重要角色。亚当斯认为：“个人的亲身游历和来自电视节目、杂志、报纸、电影的媒介化经验共同帮助我们获得这些‘个性化地方意象’。”一方面是具身体验，另一方面是媒介化体验，共同构成了从“空间”到“地方”的转换。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空间与地方的双重意涵以及对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关注，有可能带来三个方面的启发：第一，它有助于突破西方区域国别学中的殖民主义传统。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对舟楫所至地区进行探索，从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等不同领域对世界上其他文明族群进行建构，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早期起源。军事、宗教、经济和知识合谋，形成了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中心”以及散落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边缘”之区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继承了这一传统，延续了殖民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这个角度讲，西方的区域国别学就是殖民主义的知识系统。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目标不是重建一个新中心，而是寻求世界秩序的另一种建构方式，对地方感和恋地情结的重视有可能将地方性知识推向前台，从而反对殖民主义;第二，它有助于在政治和地图边境线之外，重新思考世界版图的“边界”问题。如果将区域国别理解为纯粹政治性或文化性的范畴，容易忽略地理，如果仅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界定区域国别，又不免忽略了符号与情感等软性纽带的塑造作用。因此，空间和地方的结合可以拓宽区域国别的理解力;第三，它有助于将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引入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助力区域国别的理论创新，而且为国际传播的精准效能提升寻找新的路径。

互联网是关键的国际传播场域，也成为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的理论结合点。在四象限图基础上，将媒介具化为互联网，形成了新的理论框架。

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如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电缆、基站以及网络接入点等，在地理空间中呈现出不均匀的分布状态。这种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人口密度等。例如，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拥有更多的5G基站和更为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而社会主义中国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支持则为农村地区布置了更多的基站。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并深深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根服务器和海底电缆的地理分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早期互联网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因此，全球互联网的根服务器分布具有“美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地理特征。在2015年之前，全球共有13台IPv4根服务器，其中1个主根服务器部署在美国，12个辅根服务器中，9个在美国，2个位于欧洲的英国和瑞典，1个位于亚洲的日本。随着IPv6的普及，在中国等国家的倡议和推动下，“雪人计划”这一全球性的项目发展起来，于2016年在全球16个国家完成了25台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使得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分布更加均衡和公平。

作为全球互联网和通信业的重要基础设施，海底电缆的地理分布也极具战略性。根据美国电信市场调研公司(TeleGeography)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469条正在服役的海底光缆，总长度超过139万公里，而这些海底电缆承担着全球超过99%的国际数据传输任务。中国学者陆国亮指出，海底电缆的建造权长期由美国的海底电子通信公司(SubCom)、法国的阿尔卡特海底网络(ASN)和日本的国际海底光缆项目团队(NEC)把持，中国的华为海洋曾有机会成为该行业的第四巨头，却由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排斥而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亨通光电。这两个例子均鲜明展示了看似处于云端和虚拟空间的互联网仍然深深扎根于真实的地理空间之中，也处于地理疆界乃至地缘政治的笼罩之下。

互联网形成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一个虚拟空间。不同于物理空间，它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但与真实的地理空间既分割又叠合，成为人们生存的新疆界。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提出网络社会新型空间观念，指出流动空间(flow space)对地方空间(local space)的支配。

赛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区域国别的边界，使得互联网使用者有机会追求跨界的身份。数字游民就是典型的例子，目前全球的数字游民数量约在7000万到1亿人之间。数字游民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其核心要素为数字工作、零工工作、探险和全球旅行。姚建华在论及数字游民的构成要素时，首先指出了“数字游民高度依赖数字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以及日益普及的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如互联网、云服务和移动通信等”。互联网技术为数字游民提供了流动的可能，允许数字游民携带媒介中的空间前往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也能够在任何地方进入媒介中的空间，同工作与生活中的原有社会关系建立联系。这种空间分离的情况产生了极强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也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第一重挑战，即研究希望触及的域内人群并不在区域内，或接触到的人群并不属于这一区域，且随时都可能离开。

数字游民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区域。截止目前，已有58个国家和地区专门设立了数字游民签证。由于数字游民对网络连接的质量和速度有较高要求，因此倾向于选择有良好网络连接的目的地，这也倒逼当地政府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已设立数字游民签证的意大利政府在2021年启动了“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投入30亿欧元用于改善全国超高速网络，部分企业也在巴厘岛和保加利亚投资建设了数字游民区。这种空间中的媒介所产生的变化，既是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传统焦点，也为区域国别学者在对人口流向作出研究和预测时提供了参考。

空间经过具身经验和媒介化，转变为有独特意义的地方，这正是段义孚所言“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来源。互联网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恋地情结，国族身份及其衍生认同影响着舆论的争夺，同时也带来世界主义的可能性。

2023年底巴以冲突爆发后，全球社群因此出现了撕裂。例如，在美国内部，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的大学生就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引发了校园抗议等一系列行动，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巴以成为了互联网中的地方。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当遥远的国族争端通过媒介再现并进入互联网议题场域时，竟能引爆其他国族内部的激烈冲突，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媒介中的地方可能有强大的力量。区域国别研究不能孤立地研判区域和国家的内部问题，而必须将其放在全球互联网的延展中进行研究。

同时，这种恋地情结可能结合全球性议题，引发世界主义情感。例如，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GretaThunberg)2018年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发言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海量关注，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上的#climatestrike(#气候抗议)和#fridaysforfuture(#星期五为未来)等话题标签引发了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对气候政治的动态变化。近年来，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环保主义者形成并扩大了媒介中的地方感，不分国籍和地区地寻找到了共同关注环境与气候问题的朋友，也形成了行动主义的合力。在环境与气候议题日益获得巨量关注的今天，环保主义者已然成为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影响着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政府间合作。这也启发着区域国别的学者寻找潜藏着更多具有丰富研究价值的群体，即将或已经形成国际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

最终，任何互联网使用都是在地化的使用。虽然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X和Instagram)占据全球主导，但语言、地方运营和同质人群的聚集都使得互联网嵌入进地方使用之中，而算法的圈层化有可能加剧这种现象。

许多国家也有着独树一帜的社交媒体平台。日本主要使用Line来进行即时通讯，韩国人则使用KakaoTalk。沙特阿拉伯卫生部在新冠疫情期间，使用美国Meta公司旗下的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为其民众提供信息服务。但与此同时，沙特也在积极寻求研发一种替代性的即时通讯软件，用以避免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并保证任何涉密或敏感的数据都会被安全地保存在本地的服务器中。相关研发人员表示：“该平台将会通过自主研发的加密软件和算法实现，由此规避潜在的安全风险，并达到最高程度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这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和信息自主权问题，同时也提醒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的研究者，应当高度重视本地化的互联网使用。

2024年4月24日，因“威胁国家安全”，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2025年1月19日前将抖音国际版(TikTok)业务出售给非中国企业，否则这款应用程序将在美国被禁用。这一法案使得TikTok的一些用户流向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把原本在地化的互联网使用重新回归国际化的赛博空间。2025年1月，随着美国政府对TikTok的禁令将要到达生效期限，中外网友在我国社交媒体上进行了一系列跨文化交流互动，实现双向奔赴。在地的文化进入赛博空间中产生了积极的碰撞，人工智能辅助翻译的加入进一步敉平了语言的差异，有网友将这一现象称为“重建互联网巴别塔”，也有声音感叹着地球村的真正到来。在智媒时代，全球网民能以毫秒级的延迟，在赛博空间里实时对话。对中国的国际传播而言，这既是媒介化的赛博空间提供的机遇，复杂的跨文化现象也挑战着传统的国际传播受众观。国际传播和区域国别学者需透过现象把握事件肇始：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TikTok颁布禁令，其核心依然是地缘政治的博弈，不可忽视的仍然是互联网的地方性使用。

区域国别研究暗含对空间的重视，但政治意图的主导却容易使它在理论上忽视空间。如果将空间重归地理，将空间和地方的关系纳入考量，同时引入传播与媒介的概念，能够带来理论上的新启发。尤其是互联网的介入重新塑造了地缘政治所依赖的边界问题。本文在保罗·亚当斯的四象限基础上，拆解出“地理空间中的互联网”“互联网中的赛博空间”“互联网中的恋地情结”和“地方性使用中的互联网”四组关系，并通过一系列理论与案例的讨论，认为互联网赛博空间能够对区域和国家的传统边界造成破坏、重塑、生成三种作用。

因此，互联网对区域国别的边界挑战也就带来了两种新的现象，分别是亚/次区域和超/跨区域。同以往静态的区域观不同，这两种区域拥有更加动态的边界和内部组成，类似于一种虚拟和流动的空间。这种虚拟空间又同现实的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打通这二者的关系，也就有了超越赛博边界的可能。

超/跨区域指的是传统区域的边界被重塑成新的边界，形成了比区域国别传统取向更加广泛涵盖的超级区域，数字游民等在物理空间中不断移动的群体就存在于这一区域之内。

亚/次区域指的是传统区域的边界内生成出了新的边界，形成了比区域国别传统取向更加细致区分的次级区域，这种区域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同其固有的现实边界有关，也受制于互联网形成的广泛联系与催生的矛盾激化。

总之，区域国别研究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情况提供了现实依据，而国际传播研究则可以尝试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基于互联网媒介而形成的赛博空间。通过现实边界和赛博空间的有机结合，超越边境的阻隔，区域国别和国际传播研究或能更好地交流互鉴、融合共通，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能更好地做到精准国际传播，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数字适应与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研究”(22JJD860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张磊  纪君奕（张磊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纪君奕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