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个里程碑。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当代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
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自觉探讨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并告诫全党要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及其“一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泽东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这里的根本的失误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由此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导致“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并一度使中国社会在思想上处于混乱状态，政治上处于动荡局面，经济上处于崩溃边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对当代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前提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甚至“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就是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及时果断地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说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是为了走出思想路线的误区，那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则是为了走出政治路线的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一个全面拨乱反正的会议，它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相比，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更为深刻、更为艰难，也最为根本。历史已经并且还在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且提出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就是“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是一个极富真知灼见、极具远见的战略思想。
20世纪7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已经造成一场革命性变革，使社会活动结构从生产-技术-科学转变为科学-技术-生产。以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为契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日本则依靠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生产力，并以一种跨越式的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际上，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各个要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同时，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击、影响到其他要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主要依靠其中的某一要素，这个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具有不同的生长点。在当代，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必须加强科学和教育，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起点。这样，在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思考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确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的确得到了显著改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把握发展的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逐步拓展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由于采用世界先进技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的生产力以世界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中国走上了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就是持续快速发展。
二、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曾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它排斥市场作用、否定价值规律、忽视个人利益，因而难以充分、及时地反映多变的供求关系，不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随着时间的进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阻碍以至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改革经济体制，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1993年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当代中国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
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有四种类型：(1)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价格来调节，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法律和秩序。(2)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3)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控制需求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而且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作出计划并予以实施。(4)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是市场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它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内部，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这四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中，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最初形式或古典形式，它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前者的典型是英国和美国，后者的代表是日本、法国和瑞典；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则是一些“后发”国家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中所实行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计划与市场同时存在。
从历史上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三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典型形态，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产品经济。自然经济造就的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商品经济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人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然过渡点”，具有不可逾越性。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它没有经过一个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社会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现代化的本质内容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而工业文明又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技术形态来说的，后者是就经济形态或社会形式而言的。只要社会分工及其所造成的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者活动的单一性这一矛盾存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的社会形式。在当代，市场经济是合理配置资源和提供有效激励的社会形式，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引入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社会引入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分工仍然存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所以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社会产品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公有制也是以分工为基础的，而在存在分工的条件下，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结合就必须通过企业实现。同时，由于劳动者在经济利益上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采取等价的商品交换形式，企业必须自主经营、独立核算、按劳分配，并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和明确的利益边界。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进行商品交换的内在根据，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兼容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因此成为一种可能。
对市场经济类型、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以及工业化与市场化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意识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说采用世界先进技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是从生产力的内部构成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那么，改革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从生产力的社会形式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任何一种市场经济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不存在一个脱离了特定制度环境的抽象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相似”，并存在着共同之处，但二者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前者以公有制为主体，后者以私有制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建立在新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因而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对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又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同时通过发展保证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当代中国的市场化是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双重目标的约束下进行的。这种经济市场化既以社会现代化为目标，又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同时还与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市场化的方向、道路和模式，规定了当代中国市场化的可能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换言之，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国家不仅作为宏观经济的调节者，而且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介入经济运行过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又会促进社会现代化，并引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这表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它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是发展与改革融为一体的重大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征和最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变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可以看出，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市场经济、现代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社会主义由此在新的基础上再造辉煌。
三、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各方面改革的同时，就提出从封闭转向开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为起点，当代中国实现了又一个伟大历史转折，即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
转向开放型社会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理论依据。具体地说，“开放的世界”的形成是转向开放型社会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转向开放型社会的理论依据。
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国家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世界整体化。这里，地理环境不再是交往的界限，信息手段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创造了一个“复制”整个世界的间接环境：人们可以通过一台小小的“电脑”，在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展开世界交往。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敏锐，准确而又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开放的世界所导致的全球循环的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资金流增强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
从概念的内涵看，“开放的世界”与“世界历史”具有一致性。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19世纪以来各民族、国家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商品经济、社会化生产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得以形成。一切古老而缓慢发展的民族都被推上了世界竞争的舞台，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同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了依存的关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能否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成为所有民族、国家生命攸关的问题。世界历史的形成使民族的闭关自守再也不能从容地存在下去了。如果无视这种整体化的发展趋势，那么前途只有一个，即最终被外部的“强力”拖进世界历史的运行轨道。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历史的形成对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作用突出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或富余部分换取自己的短缺部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爆发力”。正是这种新的发展力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国家能够以人类的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跨跃式的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相反，闭关自守则导致停滞、落后和愚昧。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国家一切都是“单独进行”的，每一种发明和创造都是“从头开始”或“重新开始”，实际上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并没有改变其历史落伍者的地位。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开放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封闭只能导致停滞、落后。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走向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从创建“开放的基地”，到形成沿海沿江沿边、东部中部西部这样地域上的开放格局；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到对所有国家、“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从创建“开放的窗口”，到科学技术、经济、文化领域的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是紧密相连甚至融为一体的。中国要走向开放的世界，必须建构能够适应开放世界的内部结构。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这种内部结构能否吸收、消化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先进成果。因此，对外开放需要不断优化内部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说，内部结构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
社会主义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包含着深刻的内涵，即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开放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本性。中国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样，中国也只能在开放的世界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走进世界历史，在开放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这三大历史转折使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转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胡锦涛，第6页）正是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历史转折中，我们看到了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透视出古老的中华民族何以会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