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能为帝国史 / 全球史研究作出的一项比较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一种网络的视角。传统上，我们认识全球空间体系时，采取的主要是制图学的领土视角，是对帝国体系 / 共同体体系进行明确的边界划分；网络的视角则与此不同，它提供了一种动态的、互动性的视角，并且能有效地避免因为划界而产生的认知误导。我们可以从智识和政治两个方面来分析网络视角的优势。
从智识角度来看，网络的视角关注的不再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统一的、同质化的体系，而是关注在这一体系中节点、通道以及内部群体的互动过程。例如，节点所处的地缘位置上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通道建设带来的时空变化等——不论是最初的道路体系，还是铁路体系、航空体系，抑或是通信领域，都对全球秩序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也是帝国体系资源调配能力的体现。19世纪，英国资本搭建海底电缆系统和铁路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今天跨越欧亚的铁路网络也都对国家的资源调配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网络的视角可以为统治模式、现代化模式、国家资源调配方式研究提供一个极好分析的切入点。
从政治角度而言，以网络的视角分析帝国和共同体尤其是古代帝国，能让我们对帝国的历史产生新的理解。帝国将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性的控制体系，而是不同群体相互互动、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分析视角下，重要的分析议题就不简单是统治、征服、扩张的问题，而是不同的群体在文化和物质上如何互动的问题，帝国史的样貌与沟通交流互动的网络体系息息相关。
我们很容易发现，古代世界的全球体系具备很典型的多模态接力性质，在跨地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从航海体系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有几大航海传统，包括中国的航海传统、地中海的航海传统、西北欧的航海传统、印度洋的航海传统等，在每一种航海传统中，星象、风向、洋流，甚至造船所使用的技术、材料都不同，因此要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货物、人员的交流，必须通过接驳的过程。直到大航海时代之后“空间革命”（借用施米特的概念）的发生，新的样态出现了。新的欧洲帝国努力发展通用性的技术和普遍模式的管理，要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单一体系。以葡萄牙帝国为例，里斯本并不是世界的边缘地带，而是不同区域融合的交会点，在这里，西北欧和地中海航海传统相互融合，更有阿拉伯穆斯林知识和天主教知识相互融合，这使得它能够在各种技术当中找到结合，融会贯通。与此同时，它的宗教理念又使它在地理发现之后能够快速产生一种用统一的方式、统一的技术、统一的规则来统一整个全球传播体系的理念。这个理念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关于赛博空间的治理、外太空的治理等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中产生的。
所以15-16世纪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一方面，人们有构造单一体系的诉求和偏执；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具备构造单一体系的能力，于是划界、协调和寡头垄断开始出现，《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海权陆权二元论的思维都是在这样一种跨界思维当中产生的。之所以海权被想象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英国具备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只能够让海洋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单一传播体系。所以海陆之间对抗性的二元体系并没有任何自然属性，而必须放在帝国史的背景下才能够被理解。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把“一带一路”放在海陆对抗这个框架里解释，否则就会陷入这个帝国主义的思维陷阱当中。
我们今天的实际状况已经变了，今天是一个海陆空不断加强衔接的过程。例如，中欧班列等系统铁路建设实际上是中国的地方企业与不同国家主体之间不断谈判协调的结果，是在贯通各种运输方式、标准体系甚至安全主权的考量基础之上搭建出的传播网络，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及其关于地缘的新理解已经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欧洲思想体系的网络连接思维。因此我认为，从网络的视角进入历史，可能会为我们对帝国历史发展的理解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思想史上存在不同的区域观念或者不同的共同体的观点，一种是开放型的区域观念，另一种是封闭型的区域观念。我们必须承认，地缘的限制确实存在，但是与此同时，开放型的区域观念是在社会结构互动当中形成的，例如，我们可以用多种运输方式、多种利益主体相互衔接的方式把原本分散的欧亚运输体系贯通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人员、物品、文化、 社会组织都是流动的，这个体系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内向的、同质化的东西。与之相对的是封闭型的区域观念，即一个自上而下的由单一主体垄断的结构，这其实非常类似于互联网体系的管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空间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仍然在谋求构造一个完全由单一主体来统一调配资源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型的区域观念能够带来一些革命性的突破， 并把这一单一体系转变为一个能够协同多元主体诉求的新的网络体系，这将创造一种新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开放性、多模态的区域，能够为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接驳、相互转运、相互融合提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