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无论社会形态如何，能否在政治主张等精英意志和公众参与、社会认同等基层文化之间建立良性的反馈机制，都是一个影响政治共同体兴衰存亡的重大命题。这种反馈机制的一个核心环节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在现代国家政治中，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一般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与发展问题进行高度凝练的过程，因而往往需要专业而庞大的统计分析团队、政策研究团队、话语修辞团队以及超越具体行政问题的政治家思维。然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目标是文化领导权的塑造，这是一个精英与大众共融共识才能完成的过程。这些特点决定了其传播过程面临着两项基本的挑战，首先是政治家如何与普通人沟通的问题，也就是上情下达的传播效果问题；其次是民意如何反馈给决策者以便完成意识形态生产良性循环的问题，也就是下情上传的民意协商问题。
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依靠媒体作为中介是主流意识形态走向大众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因此，媒体本身的运作机制将会大大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沟通效果。自大众社会形成以来，新闻媒体就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工业体系，由专业知识分子操作内容和议程，并有着成熟的运作机制与规范。从其经营的本质属性来看，无论是大众传播媒体，还是网络社交媒体，都是一种搜集和交换注意力资源的社会机制。当人工机器的数据计算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注意力资源又可转换为庞大的数据资源以备开发利用，从而进一步刺激媒体平台吸纳用户。
这种运营本质，决定了媒体传播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在选题开掘上注重话题性和情绪刺激，以及常常借题发挥，将个别事件与政治议题联系在一起，还有强烈的报道时效性需求等等。这些特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来说，会造成很多复杂影响。专业的叙事技巧可以将抽象的政策性议题转换为人情味故事，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单方面传播效果问题。让庞大受众群体在不知不觉中系统性地接受观念的感化和价值的认同，这是职业媒体所具备的特殊能力。然而，媒体的传播目标离不开对注意力资源的获取，因而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具有商业消费的属性。与此同时，大众进入专业媒体领域也通常是带着消费心态和消费需求。这一点不仅限制了很多严肃议题的实际覆盖能力，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得不迎合被媒体规定的认知水平和消费品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折损了其教化和议政的深层次功能。此外，将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另一个问题是很难形成下情上传的议政反馈机制，大众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指向和社交媒体横向互联的传播指向都不能形成上下贯通的效果。而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决策者与公众不断协商沟通的过程，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生产不可能达成持续塑造文化领导权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媒体具有影响大众观念的强大潜力，决策者很容易对其产生迎合心态。尤其是在普选政治中，借助媒体的特性来完善形象、塑造议题、煽动情绪、吸引民众，很容易成为政治行动的基本信条。这使得媒体的特性越来越多地改变政治运行的方式，形成一种“媒体殖民政治”的效应。这种状况不仅会对民主质量造成损耗，也无法形成一种可持续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无法有效塑造文化领导权。
在观察媒体社会角色时，我们还应注意，媒体本身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价值中立的信息服务机制。正因为其运营的主要目标是对注意力价值的开掘，而不同社会阶层的注意力价值又有显著区别，因此，如果缺少必要的反垄断等限制手段，媒体圈很容易与社会优势集团相互结合，成为表面上迎合大众，实际上愚弄大众，直至脱离大众的特殊利益集团。当前很多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生成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媒体所塑造的文化圈层与社会基层民众之间产生了隔阂与嫌隙，形成了一个国家中的两种文化共同体，甚至走向“文化内战”，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分化。这是重要的前车之鉴。
一方面，过度依赖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中介；另一方面，通过民意调查、舆情监控的方式来预警大众社会的传播风险，这是当前信息传播社会治理的典型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无法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功能，也无法促进社会的文化整合。要达成良好传播效果，政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需要超越媒体中心，找到更多样、更有效的社会沟通渠道。
一是专业知识分子与基层大众之间的融合。政党和国家思想政治工作的执行依靠的是广大知识分子，如果这个群体形成了专业的圈层结构和封闭的话语体系，就无法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从事新闻和舆论议题生产的知识分子与哪个社会集团结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结合的方向和过程可以依靠制度约束来施加影响，也可以通过动员知识分子打破圈层走入基层实践的运动方式来加以引导。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是“破圈”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们的职业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文化共识的形成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堆积社会沟通的壁垒。一旦“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专业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对大众的代表性，两个社会群体间将产生顽固的价值隔膜和文化冲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社会中新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非专业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并不在专业正规体系内从事内容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却有较高的政治辨析能力和传播技巧。推动专业知识分子与这些非专业人士相互结合，借鉴社会大众中原生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也是促进融合的重要方式。
二是各个行政层级、行政领域的决策者与基层大众之间的融合。中国的政治传播有“群众路线”这样的传统法宝，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工作机制。“群众路线”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越过了专业媒体这个中介。其优势不仅在于干部走入基层体察民情，更重要的是让两种话语体系、两种生活经验直接碰撞、寻找交集、促进融合。如果能让这样的工作方式形成常态、落到实处，那么既可以避免政策制定者走入“媒体化政治”“粉丝政治”的陷阱，增强政治判断和政治执行的自主性，又可以达成下情上传的有效渠道，形成上下贯通的意识形态生产反馈机制，有效促进社会民主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三是基层群众之间如何形成有效交流、消化吸收和意见反馈的机制。以媒体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体作为信息接收对象，缺少人群间不同意见的交流互动。即使是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也会形成相似意见的集群效应，而缺少不同经验的相互对话。在二十世纪的革命与建设年代，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都曾创造性地设立过基层民众的政治学习和政策讨论组织，不仅有效促进了上下沟通，而且提升了民众参与的热情。在信息化社会中，要大规模开展这种群体讨论十分困难，但是可以精心地设计试点，将关键性的意识形态文献和政策文件下放到基层线下的交流活动中，在讨论中深化对宏观问题的认识，同时形成结合各种生活经验和常识的反馈意见，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性传播。避开媒体叙事方式的再造，直接接触政治性文献和政策性文本，可以成为社会大众间形成学习风气的有效方式，也是让宣传教化产生实效的工作方法。
技术手段、传播机制的设计和运用，在很多情况下确实能够提升传播的到达率和效果，但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地造成交流的障碍和隔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重在文化领导权的生成，我们不能颠倒了这一过程中的手段和目的。应该谨记：在政治传播中，人群之间的有效互动、充分沟通和连续反馈才是形成信任、达成意识形态共融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