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杂志记者∕刘艳辉 通讯员∕党林夕 钟奕菲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李焱鑫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应该怎么翻译？”“‘党的政治建设’该怎么翻译？”“‘杀出一条血路’怎么翻译准确？”近日，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现身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语党课”课堂，为学子们带来一堂极富启发意义的别样党课。
作为知名翻译家，黄友义长期投身党政文献对外翻译，曾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卷、二卷、三卷，及《中国政府白皮书》等文献的翻译和译文审定工作，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口译。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不仅付诸实践，更不乏深度思考。
“提高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在黄友义看来，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中国面临着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赢得国际社会理解的急迫任务。在课堂交流和接受采访中，黄友义充分传达出这份急迫感，并针对性提出解“急”之策。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南方》杂志：您长期从事对外出版和国际传播，完成了数百万字的中译英书稿核定工作。在您看来，进入新时代的翻译工作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黄友义：在不同的时代翻译有不同的意义。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多的是把外语翻译成中文。40多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世界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现在更注重把中文翻译成外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大型对外建设项目、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的输出、时政信息、中国影视剧的对外翻译比重逐年增大。
从过去的“翻译世界”到现在更加注重“翻译中国”，我们尤其需要提高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世界大变局中，中国面临着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赢得国际社会理解的急迫任务。
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南方》杂志：您多年专注于党政文献对外翻译，能否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黄友义：首先，必须吃透精神，深刻领会。所谓吃透精神就是学习，可以说翻译是学习最用心的一群人，必须把每个字的含义完全搞清楚，才能翻译得准确传神。例如，要想把各章节的标题翻译好，必须把这一章内容、精神掌握透彻，同时标题不能太长，一定要抓住人的眼球。翻译的时候不仅要看眼前这一篇领导讲话，还要结合其他讲话和辅助解读的材料、文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加深理解，进而修订译文。
其次，翻译要忠实原意，语言完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内容丰富、系统全面，并且包括许多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外文版读者定位主要是外国政要、专家、记者，因此十分考验英文水平，翻译时必须下大功夫，要立足原文原意，结合表达习惯，传达出语言的美感和质感。举例来说，中文喜欢采用反复排比等修辞方法，越重复越有力，如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略，但如若将“基本”都翻译成同一个单词则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再如，“出卷人”“答卷人”“阅卷人”这些虽然是时政语言，但可以从新闻学、文学的角度来体会语言的美感，进一步体现在翻译中。领导人经常会在讲话中引用一些展示中国文化、悠久历史的谚语、掌故，比如“不畏浮云遮望眼”，类似情况就需要翻译成富于古文特色的语言。
最后，传播重在沟通，赢得受众。如果跟对方的思维习惯、阅读习惯、理解习惯差距太大，即便翻译得再准确，传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其中有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更大部分是由于话语体系不一样所造成的。国际上流行的以英文为主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二战后形成的，我们要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必须翻译得更通俗易懂。比如中国人讲话习惯喜欢用副词，如“认真、深刻、坚决”等，而英文很少用副词，英文动词中经常包含了中文副词的含义，因此在中译英过程中就必须适当采用减法，去掉副词。当翻译不仅涉及语言能力，还要当好“裁缝”，通过加减调整，达到传播目的。
《南方》杂志：近年来全国上下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热度持续不减。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学懂弄通做实这部重要著作，您有什么建议？
黄友义：塞内加尔一家报社总编辑曾跟我说，福建宁德的自然条件和塞内加尔的某个地方非常相似，但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宁德就从一个贫困地区变身为发达地区，但是他的家乡仍未取得明显改善，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地缺乏有效的领导。由此可见，不同的受众有着不同的需求，当我们带着问题去学、带着目的去学，自然而然就知道怎样学、学什么。
学习没有捷径可走，不能只理解字面意思。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没有学到位。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
《南方》杂志：近来某些西方媒体罔顾事实，炮制关于中国的许多虚假新闻。我们的对外传播如何进一步提升能力，进行有效有力的正本清源？
黄友义：首先，要增强主动设置话题的能力。涉及中国的话题，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发声，更快更早传播中国的声音。声音越多，讲得越丰富多彩，越有利于世界了解我们。其次，要分国施策。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进行不同的话题设置。再次，要增加讲中国故事的人。除了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者、新闻记者，在国外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应更加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善于跟当地媒体沟通，跟当地智库交朋友。外语老师也应该更加主动地做“外语家”的工作，相对而言他们不仅更了解外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而且经常接触外国的媒体、相关资料，在对外传播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假如具有外语知识背景的学者讲扶贫故事、红色故事，一定讲得非常生动。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不是让大家都去讲外交语言，更重要的是语言多样化、传播者多样化。
《南方》杂志：在对内传播上，我们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黄友义：理论传播最忌你怎么说我也怎么说，要善于化解成自己的语言，分对象去讲，更有针对性。我在非洲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时候，讲了三个P：第一个P是People，即以人为本，这也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理念。第二个P是Prosperity，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三个P是Peace，即中国的和平外交。这样的讲述方式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也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把国家的政策方针、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根据对象去交流。另一方面，要用具体案例具体事情来说话。切口越小，越能让对象产生共鸣，从而达到说服效果。现在是大众媒体的时代，语言通俗、表达形象，才能真正入耳入心入脑。
《南方》杂志：您多次到访广东，还曾参与翻译《全景中国——广东卷》等地方文献。广东应该如何将自己的经验、探索更好地“翻译”给世界？
黄友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是前沿和窗口，在很多领域起到了排头兵和先行者的作用。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外省人看广东常怀着一种羡慕、向往的心态。
与此同时，广东也面临着挑战，即如何不断创新，持续走在全国前列。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广东管理模式、改革思想、经营理念等走出广东，影响全国甚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