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并且本身也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种形式。不同文化源于不同的生产活动，不同生产活动取决于人所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因此，文化的差异性也代表了生产活动的差异性。生产活动与人的生存相关，因此文化生产也是人生存生产的一部分。所以说，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人所必须拥有的，它与吃饭穿衣一样，都是人赖以生存所必需的。
文化交流是不同生产活动方式的交流，也是不同生存方式的交流，被视为影响生存方式的交流，文化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并且十分激烈。如何从不同生产方式入手，让文化交流双方或多方认识到生产方式的同质性和差异性，可以成为顺利开展不同文化交流的基础。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文化的生产基础是农业文明，但这种生产基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存需求的变化而发展着、改变着。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强国的基础，文化建设也必将实现新时代化，即在已有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智能化。目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仍基本停留在“中国是农业大国”的认识范畴内，因此要推动世界认识变化的中国，也需要把中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告诉世界。以生产、生活方式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告诉世界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差异性，让世界知道中国已变、在变并且还会变，从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
人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中华文化走出去也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从片面到整体的发展。这里的“浅”包括我们在准备要传播的中华文化元素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国外受众的知识水平、理解中国的局限性，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充分普及化、大众化的文化元素；也指我们在传播对象国进行交流传播时要充分考虑的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要充分调研，从当地最容易接受的内容和方式入手，先打动一部分人，再影响更多的人，先找到降落点着陆，再逐渐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这里的“深”包括我们要传播的中华文化要原汁原味，不回避“艰深”的问题，最好原典传播，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将中华文化原典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不追求受众全懂真懂，而是首先将“中华文化”概念传出去，形成先入为主的“中国印象”，再徐徐掰碎了讲中国故事；也指我们要推动中华文化在所在国的教育体系、价值体系内逐步融入，深度融合，特别是要从所在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入手，从娃娃开始进行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浸润，不知不觉成为其精神必需，伴其终生。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目前遇到的诸多困难之一，是传播效果无法得到实践的有效检验。一是因为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异国他乡，要得到实证很难得到所在地支持，即使得到支持也很难保证所得数据的有效性；二是传播者文化身份差异性大，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既有专业人员，也有普通民众，传播效果与传播者的关系密切，传播效果的检验从传播者角度很难形成统一标准；三是传播对象国别差异大，文化背景多元，区域性标准难以产生普遍性和整体性效果，导致检验有效性的局限性大，成本太高，难以为继；四是传播内容动态调整常态化，需时时新，此一时彼一时，难以以其一时一点的效果代替全面、整体的效果，检验的可行性条件始终不具备，也就难以进行效果检验……
没有得到实践检验的传播，很难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播理论和话语体系，这是目前制约中华文化更加有效传播的关键问题之一。着眼未来，假以时日，当中华文化逐渐从点形成面且影响区域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可以先从一区、一国、一洲开始，逐步建立区域国别实践检验体系、洲别实践检验体系，最终形成以国别、洲别实践检验体系为分支，以世界实践检验体系为“总纲”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实践检验体系，实现中华文化从传播→融入→反馈→改进→更高层次传播→更深入融合→更有效反馈→更精准改进这一完整科学的循环体系。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华文化走出去才会提质增效，所到之处才会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来源：中国日报网
作者：孙宜学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院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常务副主任
本期编辑：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