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海外汉学家是一批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特殊群体，他们将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兴趣关注点与学术研究对象。不少汉学家本着交流愿景，怀揣着美好的中国文化梦，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精心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成为向域外大众解读与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在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逐步拓展深入的过程中，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起着帮助外国人接受中国知识，凭借中国的思想资源破解旧有思想束缚，在互动交流中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汉学家独特的“非我”视角是中国文化反照自身的一面极好的镜子，也必将成为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的一方重镇，它昭示的是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正是在他们的辛勤笔耕与多方努力下走进了异域他乡。他们的汉学活动提供了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流播的基本资料，成为研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考察对象。
中国古典文学西传英国的典型代表
对中国古典文学西传英国作出贡献的英国三大汉学家是翟理斯、阿瑟·韦利和大卫·霍克思。翟理斯最早全面译介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英国汉学家开始全面关注中国文学。其后，韦利、霍克思分别成为欧美汉学界推动中国文学译介最为有力的汉学家。
三位汉学家处于英国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形成了各自的汉学译介与研究特色。翟理斯身处西方文明鼎盛期，他的韵体翻译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汉诗英译的特点。作为外交官汉学家的代表，他能够站在学者角度，平和客观地审视中国文学。韦利生活在西方文明衰落期，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拯救西方，他对汉诗的自由体翻译则是忠实与流畅的最佳结合。他一生未到中国，却能用自己的准则去审视、剖析中国文学的特点。霍克思身处中英交流的密切期，他认为好的翻译必然建立在学术研究之上，尤其是对文本所处历史语境的社会化还原，因而能以学者的研究心态，在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借鉴中国学人的成果。这三位英国汉学家均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优美的诗歌及文学故事的迻译提升了中国在西方的地位。他们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交付给了终生热爱的汉学事业，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研究、阐释与传播工作，最终也成就了中外文学与文化宏大的交流事业。
海外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化的有益经验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域文明对中华文明“内化”的接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还要特别关注海外汉学家的诸多著译成果。从中国角度看，海外汉学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了解域外的中国形象构成及其背后的诸多因素，并吸收他们传播中国文化的有益经验。从世界角度看，海外的汉学著译成果及汉学家们的诸多汉学活动，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内在意蕴及其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特征。
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理想结果是对话双方能够在交流中找寻本土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契机。跨文化对话有一种镜子效应，把陌生文化当作一面镜子，在双方的对话中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正如巴赫金所言，新意不是产生在一种意识内部，而是形成于两种意识的交锋对话之中。
在此意义上，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阐释中所展示的跨文化对话意识具有特殊意义。他们固然可以复制出忠实于原作的译本，同时更可能出于自己的理论构想与文化诉求，通过主观性阐释与创造性误读，使译作具有不同于原作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同时进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重构”。他们借助于独具特色的译介中国行动，既构筑了新的中国形象，也试图通过东西方文明对话构筑起新的世界，从而实现跨文化对话的目标。
比如，对中国道家思想有浓厚兴趣的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对中国典籍的翻译阐释动机及其思想嬗变过程，就展现出中德文化交流互动的深层意蕴。布伯翻译的中国典籍融入了自己的哲学理念，对中国道家经典意象和观念的选择性吸纳，不仅为迎合自身对宗教、哲学研究的学术旨趣，更是希望借用外来思想革新自身发展遭遇的桎梏，寻觅解决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有效手段。布伯借助于翻译中国典籍，以对话促进东西方哲学思想碰撞，为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正是在“误读”与“理解”之间不断前进的汉学家们，搭建起平等合作的跨文化对话空间，重塑了中外文化和谐共生的世界格局。
海外汉学家在著译与教育交流实践中，也非常关注比较文学视角的运用。霍克思认为，不同文学间主题、文类、语言表达与思想表达的差异等都是中西文学比较中可开展的话题。他时刻不忘比较视域，其学术路径在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比较思想史视野下审视学术文献意义的步骤。对于霍克思而言，研究汉学既是为了了解中国，了解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学世界，也是为了中英互比、互识与互证。霍克思在比较视野下对中国典籍译研的文化阐释影响深远，是贯穿其汉学著译始终的重要研究理念。
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时代意义
我们需要以海外汉学数百年的发展史为背景，从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重新观照、审视汉学家们的汉学经历、成就及影响。在方法路径上，首先，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基础上弄清楚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历史轨迹，从这个角度梳理出海外汉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汉学家依附的文化语境。其次，以历史文献学考证和分析的基本方法来掌握海外汉学文献的传播轨迹和方式，进而勾勒出构成海外汉学家知识来源的重要线索。最后，借用“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范式来探究海外汉学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汉学成就及观念诉求。
具体而言，就是要用严谨的史学方法搜集整理汉学原典材料，用学术史、思想史的眼光来解释这些材料，用历史哲学的方法来凸显这些材料的观念内涵。尽可能将丰富的汉学史料放在它形成和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考察，区分主次源流，辨明价值与真伪；将汉学史料的甄别贯穿于史料研究整理工作的全过程之中。进一步讲，就是要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辨和分析、比较文学和跨文化译介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在具体汉学家的思想观念中去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著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和变化，尽力展示海外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开始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而总体性把握与整体性评价在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进程中，汉学家们所做出的诸种努力及其实际效果，以确证海外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
这有助于我们站在新世纪世界文化学术史的角度，在中华文明与外国文化的交流、相遇和融合之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借此总结出中国文学及文化对外传播的基本规律、经验与方法，为国家制定全球文化战略提供学术论证与历史经验总结，提升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
总之，要在中外文明双向交流语境中深入研究阐释汉学家们的中国梦，借此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的独特魅力，提高全社会对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意识，彰显中外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价值与意义。通过海外汉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走进异域他乡之后，所引发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融、异质文化互补，不仅是昨天人们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时尚与主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史及文献数据化整理（1714—1911）”（23&ZD298）阶段性成果）
作者：葛桂录 蔡锦芳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翻译与国际研究传播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