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随着国家的衰落带来的是文化国际话语权的丧失。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重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而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然会在国际话语权提升上得到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以及相应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来自于两者相互成就的“第二个结合”，对它的国际传播是一个新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球传播不仅要将两者各自在当今中国“新的起点”讲清楚，也要将两者的“结合点”讲清楚，让“第二个结合”后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在当今世界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全球传播 “第二个结合”
中华文明与世界上众多古老文明一样源远流长，更是在世界文明史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在国家治理、礼仪习俗、哲学思想、生产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技术发明等方面有着光辉灿烂的成就，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创造出灿烂文明和优秀文化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尽管曾面临从未有过的文化失落和文明断层的危机，或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尴尬境地，但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民族国家得以新生的道路。如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具有更加深远的世界意义。古老的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思想与智慧的结晶，两千多年来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拥有主导性国际话语权，近代之后才出现了转折。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重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而中国崛起和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然会在国际话语权提升上得到体现。不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以及这一相应概念的提出，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它不是中华文明在原有体系里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来自于两者相互成就的“第二个结合”。
一、理解“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
近代之前的中国，虽然屡屡有过改朝换代的历史，但中华文明一直在自身延续中传承，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方式外溢，且因中国是古代东亚地区文明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不管是“华夷之辨”还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主张，无不体现出文化自信和文明包容的特性。即使经历了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当时的中国被普遍认为还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张之洞《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主张，可谓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仍然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对儒家文明的留恋。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仅靠传统儒学挽救不了危亡中的大清王朝，20世纪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指引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由于整个国际体系已经不再局限于以中国为“天朝上国”的东亚地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世界体系转换中被深度挤压。尤其是原本属于“儒家文化圈”而后走上“脱亚入欧”道路的日本返回来侵略中国，表明作为中华文明母胎的中国，需要一次根本性的文化改造和文明新生，不然随着国际体系转换而来的就是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的丧失。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说，20世纪赋予中华民族两大根本性“复兴任务”：一是从旧王朝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完全独立自主，并成为全球性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大国；二是促使古代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文化复兴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比较中的国际话语权。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任务，已经由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完成，结束了“挨打”局面，其成功的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文化复兴与重建中华文明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这一任务，延续至21世纪的今天。如何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功能，以及如何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过去很长时期里，人们更多地看到两者之间冲突的一面，而不是可结合的一面。但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就将始终存在数千年文化传统与成为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谁主导谁的问题。由此可见，如今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第二个结合”具有的思想和历史交汇的意义。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其中阐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在这次讲话中还阐明，“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次重要讲话，也可以看作是“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中华文明的根基，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于中华文明之中，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本道路。从国际话语权视角观察，这也是一个新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球传播不仅要将两者各自在当今中国“新的起点”讲清楚，也要将两者的“结合点”讲清楚，让“第二次结合”后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在当今世界更容易被认同和接受，使之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二、当今世界传播体系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播
一个国家要在某领域或问题上赢得国际话语权，表面上看只是通过话语的叙述或话语的博弈，但事实上往往涉及话语因素和非话语因素这两个方面。话语因素包括话语内容、表达质量、与演说或传播对象“前认知”的契合度等，非话语因素包括交流和传播的体系与结构、话语运行机制，以及话语盟友等。大致而言，话语因素构成话语质量，而非话语因素构成传播渠道或“话语音量”。两者对于国际话语权形成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说，传播体系像一个话语进行交流进而产生权力的机制性平台。不过，现实中的世界传播体系并非是“中立”的，而是带有利益和价值偏向性的。一方面，掌握强大的世界传播体系主导权本身是美西方国家在实力上的反映，必然也会反映其国家意志和利益偏向；另一方面，美西方在世界传播体系中具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相互认同，既体现其软实力优势，也体现它们之间的话语盟友关系，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则在其中居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相对弱势地位。这一传播体系的实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结构上的“西强中弱”，与当今的国际话语权格局恰是对应的。
如果说在这一传播体系下，美西方对于与其有着极大异质性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来就有“居高临下”的态势，近十来年又提出“中国文化渗透论”“中国文化威胁论”等不实看法，那么在冷战过去30年之后，中国再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可能遭遇美西方的更强排斥、误读和攻讦，这很大程度上缘于西方国家对过去苏联式社会制度模式的刻板印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暴力革命关系的片面化理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已变得屈指可数，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早在30年前就宣告“历史终结了”，认定西方自由民主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西方的胜利，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可行的制度性替代物完全衰竭的证据”。这种认知虽然极其错误，但对当今世界传播体系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毋庸讳言，这也正是经过“第二次结合”后带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基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传播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居于世界传播体系霸权地位的美国，在中国实力崛起的总体态势可预期的情况下，故意夸大中国的实力意图，并歪曲中国的权力性质。远的不说，特朗普政府在其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与俄罗斯相捆绑，共同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powers）和主要“竞争对手”（competitors）。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进一步将中国界定为其全面性的竞争对手，并表明要“竞赢中国”（outcompete）、“制胜中国”（outmaneuver）以及与中国“竞塑”（competetoshape）国际秩序。美国的这种对抗性心态或可能的“新冷战”导向，无疑也会增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对美西方传播中的斗争色彩，并表现为中国与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博弈。但对于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而言，不可能由于美西方在传播体系中给予的阻力就放弃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传播，恰恰相反，中国可以寻求思路，规划传播战略，将这一传播拓展为全球传播。
要改善中国在当今世界传播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该体系中的传播效果，可以有许多策略规划，以及利用好国家的实力和价值观资源，打造与提升传播能力。从具体策略来说，可以设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相关议题，对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分类传播，真正进行“全球传播”而非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在传播中增加交流互动，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可感知的；在传播秩序上打破美国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使西方国家不唯美国马首是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与广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取得改变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地位的广泛共识，构建文明理念和文化认同上的“朋友圈”。总之，要改善现有的由美西方主导的世界传播体系，构建一个更加反映世界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体系，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传播议题中应有的分量，使中国在传播体系的实力结构和传播国际秩序中，获得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三、以文化内容与叙事方式赢得国际话语权
尽管传播体系、结构、机制、盟友关系等非话语因素是赢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中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但是话语内容以及叙事方式才是传播中话语最直接的表达，也是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在传播体系不变的情况下，话语内容和叙事方式的改变也能带来话语权增量。那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际传播，该有什么样的文化内容与叙事方式呢？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主题下，深刻阐述道：“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两者的结合，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性质。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重要元素，以及由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从更多侧面论述，以作为国际传播的话语内容。从赢得国际话语权的角度来说，有一部分价值观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现代文明价值。比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民为邦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以与民主政治相比较，亲仁善邻是今天中国周边外交的文化观念基础，等等。当然，任何文化内容和价值，只有赢得认同，才是赢得国际传播中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这些价值在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中或许“日用而不知”，而作为全球传播的内容时，尚需注意信息的反馈与他者视角的判断。
叙事作为话语表达的方式，与文化内容的表达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⑩相较于对通过增进话语表达来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强调，叙事方式受到的关注尚不充分。但叙事往往涉及话语表达的文化特点和思维习惯，对通过国际传播赢得国际话语权有重要影响。比如，中国文化内容的表达特点，往往重道义、重情感、重集体性，而西方相对而言更重法律责任、重理性、重个性化；中国的叙事往往包容性强，但思维模糊，而西方的叙事往往强调精确性，体现分析思维；中国叙事多讲事物的原理，强调“证实”性，而西方思维通常突出事物局部的作用，强调“证伪”；中国叙事多强调“和谐”，而西方叙事多强调“冲突”，等等。由于中华文化本身的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特点，由两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对外传播中应该注意这种叙事方式上的差别可能带来文化国际话语权的损益。
结语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总体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也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竞争的一种权力样式。文明和文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则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总体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体现。与物质性的权力构成不同，话语权不是单方面静止存在的一种权力，而是取决于双方或多方关系的一种联系性权力。话语权的联系性特征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文明和文化价值的认同。中国一方面是文化话语权资源非常丰厚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在话语生产能力、叙事能力和思维方式上，是“西强中弱”中弱势的一方。赢得与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诉求。
近代之后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过程。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历经艰难探索，最终依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但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停留于这“第一个结合”。而实际上，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新年机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新传统”，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因此，“第二个结合”也就顺理成章，其思想和历史交汇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21&ZD3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