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理路、理论特征与未来想象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信息技术快速迭代的双重语境下，服务于国际关系格局、体现国际竞合诉求的国际传播，在推动国家间文化交流与价值观传播，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竞争等方面的内涵日趋丰富和深化。结合技术变迁对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新想象，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规范，以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理论构建为新向度，本文对学界集中关注的前沿议题进行追踪和梳理，尝试回应国际传播的理论视野拓展和主体性彰显等关键问题。

梳理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理路，需要将视野置于国际舆论场复杂多变、技术革命持续深入的整体性进程之中。当前，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主权国家的权力是否“后退”、国际交往是否弱化了“国家”的角色等问题显化，其中的隐喻性更为复杂。这些问题不仅来自传播技术、文化差异、价值观冲突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源于传播理念、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上的内在局限。对时代性问题的崭新觉察，对既有问题的深入思考，共同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前沿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一，在当前国际格局中塑造更具包容性和超越性的中国话语。近年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为代表的全球性事件驱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化，催生了新的传播生态和关系变革。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时空结构变化，吴雷认为，中国能否基于“时空重塑”的理论创新，重构一套全球化话语范畴和理论架构，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套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制度及其行动框架。这是考验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更是推进构建权力结构更加均衡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理论前提。

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在话语权上占据主导地位，塑造了许多涉华的既有认知。譬如， 在经济、法律、文化等领域展开的“认知规训”，导致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上难以打破固有的偏见与标签。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面临更多不可控因素，这种不确定性要求传播策略具备更强的韧性和灵活性。杨颖、邓显超提出，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理念持续革新，实现了从对外宣传到战略传播的思维转变，实现了从效果观到效能观的评估标准转向。同时也呼唤更具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以应对全球化中错综复杂的文化互动和话语竞争。

第二，在智能适应进程中高度重视国际传播的技术逻辑。在数字平台的统合下，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已转化为国际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李宇指出，国际传播研究过于专注政治属性而忽视了文化属性、技术属性、产业属性等。杨丽莉、李智从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内涵和路径角度出发，指出数字媒介业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也是带动国际传播发展的重要行动者，并非简单透明的传播渠道。需要洞悉数字媒介逻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然而，如何在这一技术支撑和驱动的环境中准确把握受众需求、提升传播效果，并发展出灵活的传播策略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置身于全球性的数字变革中，何天平、胡海雨认为，“桥接”这一概念应被视为一种塑造跨文化传播的总体性机制。此外，数字媒介的扩展性、非线性等特征要求传播体系具备更高的适应性和策略性，亦在呼唤理论维度的顶层设计。

第三，在学术自觉的进程中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廖祥忠曾提出，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根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就有潜力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国际视野、包容性价值、引领性影响的国际传播理论新范式，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近年来，学界呼吁构建国际传播领域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首先满足本土阐释需求，进而进行话语交锋，并推动形成具有包容性和独创性的国际传播新规范理念和新实践路径。

回归中国本土语料，还应注意到，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往往因语言、符号的差异而面临跨文化适应和实现传播效果的挑战。如何通过更具跨文化传播力的叙事，使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能够有效融入全球语境，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效能，值得长期关注并系统梳理。支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是正在形成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对这一多元主体协同模式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匮乏。

向内观之，首先，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与叙事创新，体现了本土化的学术探索。沈正赋认为，中国叙事在呈现上要与西方叙事保持本来的差异化，中国叙事体系要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理念进行本土化定位，要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格局进行国际化建构。当中国国际传播驶入文化的深水区，张楠、姜飞以知识社会学还原作为原点，提出将中国“群学”思想与中国国际传播语境下的人格主体性期待相结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跨文化能力知识生产的“群学”理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树庭以妈祖文化为例，认为其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基因，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纽带。

此外，源自中国的数字平台的全球扩展也被广泛视为新的国际传播场景，在平台类型、传播模式、生态构建方面带来了丰富的理论创新视角。基于数字社会空间内的传播学议题，刘金河认为媒介与基础设施的相互融合是数字时代的整体逻辑之一，提出了一种转向基础设施的媒介政治社会学解释路径以及基于基础设施的权力发生逻辑。数字平台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是新型权力关系的塑造者，基础设施化的传播视角为国际传播研究阐释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撑。也有学者关注到了青年文化的数字化生产正在形成微观政治的表达场域。青年通过数字平台实现的自我表达不仅是个体性的体验，也成为中国国际传播中具有潜在影响力的重要层面。

当前，全球范围内重要议题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显著增加，国际传播工作亟须处理好一系列的冲突、矛盾、对话等复杂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传播研究正在大力践行“南方转向”。赵月枝、陈成探讨了“全球南方”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朱泓宇、史安斌认为，应汲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智慧，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角释放“全球南方”之于国际传播的价值。基于南方主体性，中国的国际传播正在构想建立一种开放、合作的国际传播共同体。

另外，基于区域国别视野的精准传播研究上升为主要的讨论框架。姬德强、薛宇涵提出，借助区域国别学亲历者的视角，有利于走出以我为主的国际传播视角的遮蔽，从而重新赋予“他者”作为叙述者走入前台的主动性。当前可见，在技术驱动的全球传播格局中，国际传播作为硬软实力交织的载体，逐渐体现出象征层面与物质层面的融合特征。面向智能化内容生产潮流的具体挑战，彭兰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指出，要警惕智能机器对主体性的反噬风险，特别是技术逻辑的泛化风险和增强中的削弱风险。换言之，如何借助新型的计算型信息技术，实现国际传播的精准触达和效果评估，也是进行对外能力建设的核心要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呼唤多主体、多层次、多视角的整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格局和协同机制，以有效应对全球舆论场中的复杂议题。国家、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在全球传播网络中的角色日益多元，各主体在传播格局中形成不同作用，彼此合作与互动的复杂性持续增加。王维佳、翟秀凤认为，对当下热门传播现象、大型平台、算法工具的关注遮蔽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连接和共同叙事，聚焦主流媒体现有传播机制的智能化改造反而忽略了更为多元的国际传播主体。这反映了学界的议题关注与呼唤。

不同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主体，国际组织因多元性和不完全主体性，具备复杂的话语权特征，常在国际传播中展现出话语权的抗争，得到了较高的学术关注。姬德强和李喆的研究通过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案例，探讨了国际组织的国际传播话语建构。史安斌和朱泓宇则将国际组织视作“火车头”，推动传播共同体建设，以平台世界主义为基础构建广泛的国际传播网络，助力跨国合作的传播平台建设。从加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出发，段鹏提出综合发展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可能性，其中，新型主流媒体可以通过整合国内外各种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在技术、内容、渠道等方面实现共融互通，提升其国际传播的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全球南方”作为多元主体聚合的视角也为构建中国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带来了启示。周勇、郑画天认为，面对经由资本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来的单向国际传播旧秩序，新媒介环境下的国际传播理论与话语体系急需革新与修正，中国需要基于中华文化与本土经验，推进精神交往和物质传递并轨的国际传播理论， 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也对世界做出贡献。 尽管当前聚焦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议题广受关注，但仍有缺乏话语联盟这一国际传播建设的主体间性自觉。为更好地应对当下的国际传播冲突语境，谢进川、杜雨昕指出，在“全球南方”的传播视角中，应构建“话语联盟”而非“话语结盟”，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协同性，提升在复杂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应对能力。

在全球–国家–地方的层级结构中，不同层次的传播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各自的适应性和局限性。重视理论–方法–实证的多层衔接，将为理论在实际应用中提供多层次支持。

在复合的多层结构中，平台与媒介体系展现出突出而丰富的层次性：在宏观层面，作为国际传播深度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姬德强认为国际传播的议题嵌入需要关注到全球公共议题的分布状况，需要理解对象区域和国家的运行方式，需要开放接收和充分吸纳参与者的多元阐释努力，需要挖掘和利用数字平台的精准化生产和投送能力;从中观层面来看，严功军认为， 要立足于批判西方现实主义国际传播理论的立场，进行建构主义的知识和话语重塑;0从微观层面来看，刘勇、倪小帆在以“平台”的概念旅行过程中，以其核心内涵产生了怎样的演变与拓展为核心问题，指出随着平台社会的到来，平台将超越中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新生存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进一步显示出传播模式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动态演变和理论扩展的需求。

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在全球化—本土化、文化—政治、经济—传播等多维度的关系中同步展开， 为中国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多重角色和复杂关系提供了更具张力的阐释空间。胡正荣、孟丁炜认为，应从“自在”到“自为”，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超越传统国际传播的既定范围，拓展研究前沿与边界，以信息社会为基底的个体与世界的发展为研究取向，具备人类文明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视野，以此构建更加完整、立体、全面的知识体系。

国际传播理论对“传播”进行了再思考。陈杰从媒介物质性视角出发，思考作为承载中国本土企业“出海”参与国际传播的界面代表TikTok与国际传播的关联，还原对“传播”的媒介模拟与想象。张杰、梁眉佳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承认、共鸣等理论资源中的主体间性原则，并将其与中国智慧和实践有机结合， 提出更符合当下国际传播语境的“认同间性”概念作为建立文明交流互鉴的国家间共鸣关系的基础。语用学作为研究语言如何在具体语境中传达意义的学科，对于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体系与语境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戴元初、夏天认为，通过语言大数据工具实现语境建模，可以促进国际传播内容、意图在目标语言文化的语境下进行完整、准确、适切地表达，从而在认知层面提升跨文化传播效能。交叉学科的视角愈发受到重视。景嘉伊、胡正荣基于国际传播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交叉视角，聚焦“一带一路”的叙事性政策分析，提出未来国际传播将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

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学者正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在实践导向方面，中国正通过多元主体力量加强与世界的沟通，提升国际传播效力。与此同时，在变动的全球语境中， 国际传播工作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比如人工智能介入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化的对外话语创新、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方式、“全球南方”的潜力和问题等。未来，国际传播研究应不断立足实践，拓展学术想象力。

应强化中国作为思维主体的意识，构建自主且融通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本土研究要推动学术自觉， 更多关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实践的丰富语料如何转化进入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例如，吴瑛等人以儒家经典《论语》为例，提出了一个包括中介者、中介活动、中介介质和中介精神“四位一体”的文化中介模型，用以协同联动推进文化“走出去”，创造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时代使命。李宇从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建设角度，提出了精准逻辑、分类逻辑、分层逻辑等评估方法，为建立国际传播的多层次效果评估体系提供了新路径。

立足主体思维，周庆安、许涌斌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出从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出发，并梳理西方知识体系形成的语境，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结合中国实际，从而推动理论的在地化。基于当前我国规范理论生产的局限及其给国际传播实践带来的结构性困境，黄典林、安柯宣指出，当前亟需引入更具反思性与理论自觉意识的主体间性思维，建构起兼具本土解释力和跨文化沟通潜能的传媒规范理论。卢迪和安培剑认为，以国际传播格局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实践，需要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发挥新质生产力带动作用，从而为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全球数字治理、全球文明互鉴和数智文明的未来作出积极贡献。

技术创新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学术界广泛认为，拓展技术想象的程度将深刻影响国际传播理论发展和实践走向。方兴东等回顾和总结三次信息秩序浪潮，提出基于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需要以及中国自身发展需要，需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任孟山、穆亭钰基于国际传播与技术政治的视角，指出数字平台已成为跨越国家边界参与国际传播的新兴权力变量，并通过嵌入日常生活和实践，改变了国际传播中权力博弈的模式。涂凌波、张萌考察了人工智能背景下国际传播精准化突破方向，认为需要再发掘主体间的交往潜力，基于节点化、场景化、数智化、在地化等方面进行探索，呼应了在多维视角中理解文明交流和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姬德强、张毓强等人经讨论认为，在平台经济主导的市场逻辑之外， TikTok全球化所引发的文化、政治、价值、身份等冲突正在型塑着新的平台地缘政治。

以全球为视野，思考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成为国际传播找寻相关性和共同性的主要抓手。例如，虞鑫、苗培壮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舆论场中受到话语攻击的底层逻辑，提出应当回到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与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历史之中，在历史共情与发展认同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姬德强、闫伯维则认为，在“全球中国”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潜力在因数字化而模糊的政治文明边界中提供一种新的文明理论，瞩望“同球共济”既是大国担当，同时回应了时代呼唤。

概言之，2024年的国际传播研究，展现出强大的学术生产力，以及对传统文化、区域国别、智能技术等更为复杂问题的关注，争议和共识广泛并存，更为自觉和自主的研究理路正在形成。在此过程中，国际传播研究需要与其他理论资源进行充分对话，需要与动态的实践经验形成密切关联，需要避免以文化中心主义想象为代表的自我言说式幻觉，需要从战略维度回答好如何组织、动员、协同完成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多位一体的时代任务，进一步规避和消解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所引发的涉华猜疑和误读，进一步提升凝聚正义共识的国际传播理念和力量，进一步呼唤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综合性的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和能力提升研究”(22BXW026)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