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理论建构、议题拓展与方法升维

【关键词】国际传播研究 区域国别学 文明交流互鉴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正式纳入教育部公布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项一级学科，从此区域国别研究开启正规学科化和制度化保障阶段。随后，该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关注度愈来愈高，学者们纷纷开始思考和构想它的学科内容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向。到了2024 年，在区域国别学视角下反思国际传播学科建制、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议题拓展和方法论升级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开始充分意识到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在研究目标、研究对象和发展脉络中的共通点，找寻两个研究领域的对话空间，以期通过充分挖掘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资源与广阔实践场域改善国际传播研究的“内眷化”趋势，为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拓展深度与广度。

一、区域国别学视角下国际传播理论视角与价值取向的转型

区域国别学最早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研究领域， 它的主要目标是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军事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以增进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性理解，进而为特定国际交往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在全球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媒介技术日益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当下，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界限日益模糊、联系更为紧密，前者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够为后者奠定坚实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知识基础，从而进一步拓宽国际传播的学科边界、强化其理论深度。

(一)精准传播：区域国别学视角下国际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由此提出了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目标， 也丰富了人们对国际传播内在动力的认知，为该领域明确了新的逻辑起点。国际传播的研究者们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取向和内容体系恰恰为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性指明了方向，因而能够从知识和理论层面深度重塑国际传播研究。在他们看来，区域国别研究本身便带有显著的精准化特征——即以“精准治理”作为主要现实诉求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由此通过增进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制定对外政策。而国际传播领域可以凭借区域国别学的“精准转向”为指引来重塑自身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路径。这种“精准化”不是技术本身的智能更新迭代所直接生成的，而是需要知识与文化的深入共通。有学者通过在海外视频社交平台上传播中国故事的不同类型账号之间的议程设置研究发现，媒介的快速发展在国际传播中对于突破文化和语言隔阂的作用微乎其微，此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主体，避免一概而论。

基于此，国际传播应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展开全面深入的政治经济、语言与历史文化调研，增进对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理解，为国际传播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知识，充分挖掘他们的信息偏好、传播需求，以达成国际传播中的对象精准、内容精准和反馈精准。如此精准式的国际传播调研能够使得信息传播实践更为贴近受众，满足其更加多元的个性化需求，增进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文化感召力，从而引发不同主体间的情感共鸣。这不仅构成了当前国际传播实践的高效路径，也为国际传播研究进一步明确了逻辑起点、细化了具体议题。

(二)从信息传递到人际交往：区域国别学对国际 传播研究的理论拓展

国际传播并非依赖于单一的媒介信息传播行为， 其不止是借助愈来愈先进智能的传播技术实现信息的精准跨国传递。区域国别的研究范式启发我们——国际传播研究也需要开展对于人际、组织、群体交往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即从以信息符号为中心的单向传输模式朝着以“人”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模式转型，推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界、跨文化交流互动，促进国际传播从以形象建设为核心的“走出去”向以关系建设为目标的“走出去”转型，并在这个维度上集中发力，开展更为多元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而这种关系建设的研究取向，实则指涉的是通过实地调研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具体社会文化情境中考察不同国别或地区民众之间的人际交往、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与价值理念交流互动的微观过程，不仅关注基础设施以及数据、信息的共通，更注重在此基础上文化与意义的共通以及主体间的全球共通何以可能。

(三)从地缘政治博弈到文明交流互鉴：区域国别 学视角下国际传播的价值升维

区域国别学不仅指引着国际传播研究者重思该领域的出发点和理论范式，同时也以自身为方法和线索，帮助研究者重新拓展国际传播领域的价值理念和时代使命。有学者尝试从区域国别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去理解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条历史线索——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历程，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以“区域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内核的“区域传播”概念，以此区别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想象和实践诉求;该学者认为，在此语境下的“区域传播”应是一种反对自我与“他者”彼此隔阂，摒弃排他性意识形态霸权或干涉主义，转而强调建立在合作、交往和多重认同基础上的跨区域团结，而这理应成为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在这一维度上，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结合有助于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这缘于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便是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通过对比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差异明晰自我和“他者”的文化身份，并由此找寻相互联结、沟通、对话的最理想方式，也为国际传播研究的价值升维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点——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

国际传播研究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其逻辑和价值取向一直以来皆以“文明抗争与冲突”为主，地缘政治博弈则成为国际传播实践的常态以及国际传播理论构想的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而区域国别研究则通过增进对域外国家或地区的知识性了解、认知与定位，甚至是实现某种情感共鸣与理性认同的方式致力于不同文明的互动共生，推动国际传播的价值逻辑从“地缘政治冲突与对抗”转换为“文明交流互鉴”，进而以丰富的文明实践、多元的文明视野、立足价值对话的文明立场来推动国际传播实践领域本身的本体转型，丰富国际传播的认识论，避免地缘政治博弈和国际关系的演变将国际传播进一步武器化。以此为契机，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应跳出西方理论基本框架的桎梏，将国际传播定义为不同文化文明间多元主体所展开的信息交换与流动，且充分挖掘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推动民族特色与全球文化的共同融合，秉持尊重、包容的态度与平和、坚毅的心态，自信地展现当前在全球治理事业中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所展现出的中国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二、区域国别学视角下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拓展

区域国别研究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导向不仅在过去一年中积极推动着国际传播研究之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转型升级，也在不断激发研究者关注更为广阔的学术田野，拓展既有的研究议题，通过扎实有效的理论功底、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生动丰富的经验材料为当前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整体而言，在区域国别视角和方法的引导下，我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正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周边转向”“小国转向”与“南方转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存在学科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对于全球地区性大国、重要国际组织、重点区域、发达国家的关注较多，而轻视发展中国家、小国、冷门区域的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实则也呈现出这样的研究趋势，受区域国别学的启发，国际传播学科正在加强对于小国、落后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研究。

第一，对周边国家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周边国家或区域往往对于该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中国国际传播的既有研究呈现出“舍近求远”以及“重视美欧，轻视周边”的倾向，没有对邻近国家和区域间的交流互动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也催生了“周边传播” 理论——其最初便是基于对这一国际传播现状的思考并试图扭转这一失衡的研究倾向而诞生的。如今国际传播中周边国家间的传播实践也构成了该理论在狭义上所重点关注的议题。该理论启发我们观照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向立体式传播互动，理解此类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而不断丰富国际传播研究的经验领地。不过，当前对于周边国家的国际传播研究仍主要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构想，后续仍需开展更多经验研究以丰富该领域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二，对“全球南方”的研究。一方面，国际传播格局中“北退南进”“北降南升”“北领南追”的趋势日益显著。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北方国家仍然在全球事务中和全球信息传播过程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目前对于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正在逐渐向全球南方国家倾斜，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也愈来愈能够通过横向联结的方式接合全球南方视角与观点，以推动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这一国际传播格局演变的经验现实驱使我们加强对此类国家的认知与研究，进而为理解不同民族国家间、不同地区间的传播权力关系，想象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路径增添理论与经验养分;另一方面，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注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密切呼应。“一带一路”不仅根植于见证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历史经验，也立足于当今世界多元合作和包容性的发展追求，其致力于通过全方位的交流合作联结亚洲、非洲、拉美等原本缺乏横向联系的边缘地区，因此启发我们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增进对这些地区本身以及这些地区之间信息传播实践和人文交流现实的观照力度。

过去一年，南方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类：第一类研究主要是从叙事和表征的维度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看待、理解他国。张昆和张晶晶借助“寰球民意指数”(2023)评估了印度尼西亚公众对于中国崛起的现状认知、潜力认知、态度倾向，也与具体的国际事件相联系剖析了其影响因素;宣长春和吴钧昊在疫情前后和共建/ 非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时空双重视角下对比考察了地理与文化距离是如何影响各国主流媒体对中医进行报道的，尤其是关注到了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肯尼亚等此前国际传播研究鲜有关注到的国别样本，由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增添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场域知识;景嘉伊、胡正荣从国际传播中的价值观维度出发，以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三大圈层国家对外事务最高机构网站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提炼总结出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种模式;龙小农、陈宝龙基于央地媒体共建融媒矩阵、双边传媒推动合作生产、双边官方共创交流平台的宏观传播机制详细分析了“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精准传播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简言之，叙事和表征维度的国际传播研究聚焦于经由媒体中介的新闻报道、影视作品等媒介产品是如何形塑南方国家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感知、理解特定国家的形象以及当前的国际关系的。第二类研究则试图跳过媒介的介入，直接借助实地调研的方式详细考察南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以此重思当前的国际传播秩序。例如赵月枝等学者通过在阿根廷和智利开展的田野调研、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行动方法考察了在具体文化交流互动情境下中国与诸多拉美国家的跨文化互动与情感联结过程，由此强调中国与拉美的文化互动对于重塑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意义。

总体而言，南方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更多地观照了包括巴基斯坦、缅甸、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此前研究中关注较少的国别的媒体报道、民意、政府对外传播话语，以及这些国家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南方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既有研究在区域国别维度上的失衡状态。基于此，研究者们试图通过更为丰富的在地经验知识和理论视角追求既有理论的“去西方中心主义”，避免使用西方建立的“普世规律”来阐释南方国家，构建属于自身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

三、区域国别学视角下国际传播研究的方法升维

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在理论视角及其价值取向、研究议题上对国际传播研究进行校准并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也在拓展国际传播的方法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受西方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的影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仍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科学研究色彩，注重严格的、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追求的是整个研究过程的严谨性、逻辑性，这集中体现在相关研究对定量方法的使用过程之中。第一类是传统的受众调查法，主要是指依托全球著名的跨国民意调查机构或者研究机构自身所发起的全球民意调查项目获得不同国家民众对于世界格局的总体认知，包括对于特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具体领域的评价，进而从大体上较为精准地获取他们对该国的认同度、好感度和满意度;第二类是基于社交机器人的计算传播方法。在当前国际传播日益智能化、自动化的语境中，社交机器人正在成为全球舆论场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行动者。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应用到文字、图像、视频等经验数据材料的精准抓取，并参与模型建构和网络分析，其已然构成计算传播研究中的成熟检测工具;第三，运用模拟仿真的方法，即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实际运行系统的模型转化为计算机可执行的模型，用以模拟舆论传播、国际传播具体的社会实践情境等领域的具体研究场景之中。

当前，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两种范式开始走向融合，区域国别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也强调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实地调查的方法，走出图书馆、档案馆和网络世界，通过直接体验特定国别、地区文化群体日常生活实践或与该群体成员交流互动的方式获得第一手经验材料， 进而真正从“制度世界”走进“生活世界”，经由这种方法剖析并理解特定国际传播的逻辑和范式，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指导国际传播实践。例如，有学者曾借助近年来赴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开展长期访问或学术田野的机会考察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所实现的各领域合作交流成果，也考察了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乌克兰“向东看”对于两国民众文化交流实践的重塑。这些研究旨在突破信息网络平台中日益混杂的信息战和信息茧房现象对于人们基本认知和学术研究工作的严峻挑战，强调在具体的、情境化的田野中将国际传播的重点从媒体本身转移到更具根本性的人际和群体接触上，增进与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方面双向、去中心化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更多通过实践调研和横向学科融合进行知识拓展。尤其是加强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融合，形成域外在地知识与整合性全球思维的有益互补，用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不同地区之间连接、沟通、对话的过程和机制，拓展国际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进一步打开并深化对于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想象。

纵观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议题、重要成果，我们可以发现该领域正越来越注重与区域国别研究展开对话，并逐步推进二者的融通互鉴，由此形成一种区域国别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研究者们也开始着眼于反思其理论建构、议题拓展和方法升维， 旨在推动实现国际传播研究中区域和国别意识与全球视野的融合，以及在地知识与整合性全球思维的融合。从根本上而言，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皆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中崛起、重塑全球秩序和传播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修课程。

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已然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显著特征。在这一情境下，既需要世界各国“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和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共同视为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客观理性地认识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传播格局和政治经济秩序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中国超越自我，以世界为方法，从而在与各国、各地区的平等交流互动中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审视世界。尤其是在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的情境下，媒介既能经由数据和算法进行持续性的分析、预测甚至是决策赋能全球信息传播的个性化、精准化和高效化，亦能强化甚至放大既有的结构化分歧、偏见与不平等，这就给民族国家间、地区间的信息传播、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点值得我们持续深入考察和反思。

概言之，区域国别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正在不断激发着研究者们挖掘新现象、发展新问题、开创新方法，创造具有原创动力的理论体系，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思维、为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扎根沃土。与此同时，这一研究视角也在为不断崛起的中国校准时空坐标，向世界清晰、精准、全面、客观、有效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真实面貌，以及中国在应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危机和挑战、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一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并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转型变革的过程中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