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精准传播的内涵特征、方向立场与能力塑造

学界和业界早已关注“精准”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作为“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分支，它随着市场营销和传播技术变革的步伐不断发展，植根于技术与受众研究，重点关注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对应匹配关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强调传播的精准性，学术界借鉴广告学、营销学的理论，着重对传播对象和传播渠道进行精准分类并思考针对性的传播策略。然而，已有的传播效果理论研究分析大多把增强传播针对性作为主要目标，包括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分众传播、不同国家区域的地域传播、不同传播内容的分渠道传播等。显然，仅关注传播对象细分的传播思维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国际传播新环境、新趋势和新要求，也无法有力地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本文提出的“国际精准传播”不等于精准高效的国际传播工作，更多强调的是基于国际传播体系把握基础上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笔者将其定义为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框架中，承担国际传播工作的责任主体，如何利用先进的国际传播体系把有价值的信息精准高效地传播到目标受众，并成功吸引他们的关注、理解和认同，以此提升国家战略的达成效率。

（一）国家利益是根本出发点

国际精准传播活动是国家利益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折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国家，价值与旨归在于保证国家态度的精准表达、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

首先，国际精准传播是国家战略传播的具体实施。学术界对“战略传播”的概念使用较多的是2012年美国《国际战略传播框架》中的表述“国家战略传播是指行动与言行的一致性，以及这种一致性被指定受众所感知的情况；同时也指由公共事务、公共外交以及专业的信息操作人员所实施的，拥有精确定向传播与接触目标受众的项目和活动。”从定义来看，实现传播的“战略目标”需要精准传播予以支撑和执行。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擘画了“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在世界传播场域中凸显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中国特色，需要国际精准传播为其提供话语支撑、技术支撑和平台支撑。

其次，国际精准传播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正如笔者在前文的定义，国际精准传播是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框架下进行的，服务对象是国家，目标是实现国家战略，因此在各传播环节、节点上展现国家需求和意志是必然之举。另一方面，在国际精准传播各主体中，政府作为传播主体代表国家行使传播职能具有其他传播主体不具备的、绝对的权威性，尤其是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等职能的权威性。

再次，国际精准传播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彰显。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任何一个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强国，一定有其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称之为文化影响力也好，文化软实力也罢，归根结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全球场域中的辐射力与传播力的扩大，辐射力与传播力扩大的关键在于增强国际精准传播，这使得国际精准传播活动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承担着传播资源转化为“战略工具”的功能。

（二）体系建设是重要基础

国际精准传播不是“国际”和“精准传播”两个词汇的叠加，也不是“国际传播”词汇的“精准”性修饰或强化，而是基于国际传播工作闭环考量的体系化设计、工程化实施、可验化评估，其内部的责任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过程、受众目标等是具有完善结构和高效运作机制的。

首先，国际精准传播是系统性的。一方面，国际精准传播涉及的多方面内容具有系统性。这里的系统性是指系统内部必须保障各元素遵循共同价值与原则规范，形成协同创新效应。从实践认知出发，国际精准传播必须包括传播活动的价值意义、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传播场域的动态性、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传播效果的成效性等多个方面，且这些方面都遵循国家传播战略目标的指引。另一方面，国际精准传播体系建设是系统性的。国际传播日趋复杂的主要动因在于其结构的系统性。相应地，国际精准传播只有具备系统性体系，才能及时准确回应国际传播的动态变化。“变”是系统的基本特征，即国际传播场域是时刻变化的。“变”也是国际精准传播体系化建设的方式，体现在国际精准传播能及时准确回应各种突变及突发状况、适应多变的国际传播环境和各种危机。

其次，国际精准传播是统筹性的。国际精准传播作为一个运行体系既要相对独立，又要高效协同，即统筹国内与国外、线上与线下、战时与平时、交流与斗争等多种传播场域、情形、方式、手段。这种传播资源的统筹整合使国际精准传播实践超越当下并持续产生动力优势。尤其是面对“全球一张网”的新国际传播趋势，要避免内宣外宣“两张皮”彼此割裂、各自为战的现象，减少内容折扣与联动性不强的国际精准传播实践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国际精准传播体系的统筹特性，将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统筹谋划，不仅要在微观的话语层面探索融通之路，还要在平台渠道和管理模式层面打通内外，做到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协同发力、协调发展。

再次，国际精准传播是先进性的。一方面，“精准传播”指向技术的先进。若想在国际传播中掌握主动权，应熟练掌握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在海量信息中迅速捕捉有价值的舆论动态；层出不穷的“计算式”舆论斗争策略与手段要求国际精准传播具备精准研判能力，以维护国际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精准传播”也指向传播站位的先进。所谓“国际”不是非此即彼、除我之外的他国的概念，而是全球的场域、人类社会的历史纵深和命运共同体的指向。因此既是先进的传播理念也是宏阔的传播场域，这一场景词不仅强调国际传播环境复杂，还强调以最小成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效果最大化。

（三）能力建设是工作核心

当下我国已经深度介入国际传播格局，但尚未介入国际传播核心圈，传播能力尚较薄弱，以致难以真正掌控主动权。当“传播”升级为“国家战略”时，以往以媒体为传播主体、以触达受众为终点的精准传播能力难以满足战略性要求，亟须将国际精准传播的能力建设摆在核心位置。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建设是在反复的国际精准传播活动中产生并逐步提升的。

首先，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建设是战略制定与战术执行的辩证统一。战略与战术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国际精准传播能力需要战略为其制定建设方向的前提下，以具体战术来实现能力的稳步提升。一方面，国际精准传播的系列设想的现实脱离不开战略传播的规划——以关键受众为目标，整合协调各类资源与多元传播主体。战略制定是国际精准传播活动顺利进行并达成能力提升的首要前提，强调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做好顶层设计，进行宏观规划和方向把控。另一方面，在提升国际精准传播能力的具体战术上，同样需要“政治三力”，即领悟力、判断力和执行力，三者缺一不可且相辅相成。国际传播领悟力指的是对国家宏观战略的理解与分析能力，即在国际精准传播实践当中对于战略传播目标和其他国家战略实现融会贯通，全方位提升我国的世界形象和影响力；国际传播判断力是对国际传播局势的分析、研判能力，即在国际精准传播实践中统筹思考国家战略与国际传播局势，将国家战略拆解为具体战术，以研判深度提升后续行动力度；国际传播执行力指的是具体落实精准传播系列战术能力，执行力的覆盖范围较广，只要是参与国际精准传播活动的主体、工具、渠道、对象等，都要以具体的能力行动来彰显执行力。

其次，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国际精准传播要遵循共性的国际传播规律并凸显我国传播资源的独特优势。国际传播工作说到底是国家形象塑造、国家间的信息传达、交流交往、舆论斗争，自古有之，其他国家如是。所以，它需要遵循基本的政治传播规律、信息传播规律、文化传播规律、艺术传播规律，但必须考虑独特的国情、社情、民情。一方面，以系统思维提升国际精准传播能力的普遍性。尽管面对不同传播对象，所需的具体国际精准传播能力重点各不相同，但国际精准传播能力提升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需要从差异性和整体性两方面促进精准传播能力的升维。差异性即了解精准传播活动中主题、主体、平台、对象、地区、效果等子系统特征，并据此制定目标任务；整体性强调各子系统要服务于国际精准传播能力提升总目标，并对这一总目标进行系统化、战略化的总体设计，融入多学科、多领域、多主体、多环节的研究。另一方面，关注国际精准传播能力的特殊性和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就要做到“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

再次，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建设是运动与静止的辩证统一。国际精准传播具体能力兼具灵活性与战略定力。一方面，各类国际精准传播能力都能灵活调整自身建设侧重点。国际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需求等关键词都是充满弹性的概念，随时空场景、发展阶段、各国家地区不同而异，所以能力建设的侧重点和范围也要随之而动。同时，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国际传播环境中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等现象，实现传播资源与传播战略目标的实时精准调配。否则就会出现我国国际精准传播能力不适应国际传播场域新变化，甚至有悖传播规律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应始终保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正如《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国家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传播场域、波诡云谲的舆论斗争战场时，只有保持战略定力才能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国际精准传播能力是一种独立分析客观形势，敏锐捕捉传播规律，为实现国家传播战略目标审时度势作出科学判断与正确选择的战略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各项国家策略的稳定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群体、政府建立长期有效稳定的互动关系，以最小成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总之，对国际精准传播内涵的理解，需要在充分把握政治、经济、信息传播规律的基础上，整体部署、一体推进，战略与战术并重，资源配置“内外协同”，更需要在处理好国际精准传播复杂性、具体性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加深理解。

国际精准传播是着眼长远、谋大局的大国之策，要做到“道法相济”。所谓“道”指世界观，是战略眼光和价值引导，是站在“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天下谋大同”的大道。所谓“法”是方法论，是作战能力和战术实施，是用情、用事、用艺去说明白事实、讲清楚道理。其中，“道”是方向，“法”是路径，道法相济才能方向明、路线清，国际精准传播工作才能行稳致远。深刻理解国际精准传播的第一步就是思考清楚“为谁传播”的方向立场问题，着力于构建国际精准传播的战略框架，如何更好地去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站稳国家立场

只有站稳国家立场，才能保证国际精准传播活动的有效进行。为有力应对西方舆论机器的系统性抹黑，我国亟须以战略传播手段与精准传播策略开展国际舆论斗争，这凸显了国际精准传播能力中树立坚定国家立场和政治站位的关键性。只有始终坚守国家立场，牢固树立政治意识，把握正确导向，才能有效发声，有力应对因信息扭曲和错误信息扩散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首先，始终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国际精准传播的核心。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在国际传播提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必须将党的全面领导放在核心位置，围绕战略目标统一指挥部署。这关系着国际精准传播建设的方向和命运，关系着精准传播目标的实现，关系着精准传播活动以全面、系统、整体的步伐进行建设。其一，保证领导的对象是全面的。政府、媒体机构、网络平台、社会公众等都要明确自身责任、相互配合、严格落实党对国际精准传播活动的系列指导要求。其二，保障领导的内容是全面的。与国际精准传播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民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应纳入党的领导范围。其三，确保领导的过程是全面的。国际精准传播活动中各环节、各内容、各工具都要紧紧跟随党的脚步，把握好政治立场坚定性与国际传播创新性有机统一。

其次，始终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际精准传播之“中国特色”的重要根源。我们要健全的国际精准传播，是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功利主义和霸权目标的精准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让国际精准传播凸显“中国特色”提供了可能性与具体路径。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中国国情鲜明特色让国际精准传播活动避免落入西方传播语境的窠臼，向世界传递“开放、平等、包容”的大国担当；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与各国现代化的共有特征赋予了国际精准传播发展潜力与战略高度，为传播内容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提供背书，能聚集起更多“全球南方”的力量，共同致力于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

再次，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际精准传播的总体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也是贯穿党的百年奋斗的鲜明主题，这就决定了国际精准传播体系建设的站位与高度。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因此应当认识到健全完善国际精准传播的长期性与系统性。一方面，应始终将中国国际精准传播建设同各项国家重要战略紧密结合，并将其作为国际精准传播活动的最终目标和核心指南；另一方面，国际精准传播的建设与实践需要具备合理配置各方传播资源并在多主体间实现统筹的系统思维，同时加强国际精准传播后备人才、创新拔尖人才的培育。

（二）站稳人民立场

在国际传播场域“万众皆媒”的背景下，国际话语权博弈是真正的“人民战争”。“人民”是互通的基础，唯有人民才是国际传播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国际精准传播活动应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尊重民意、关注民生、顺应民心。

首先，以尊重民意增进了解。这里的民意指的是国际传播受众的思想、观念、态度、认知等，关注民意方可信息触达、寻求认同、凝心聚力，国内传播工作应该如此，国际传播活动更应该遵循这个基本规律，因为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前提，必然需要深入了解目标受众，准确把握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等。只有从各国民众易接受的角度出发，采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传播，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次，以关注民生践行使命。“人类已步入充斥高度不确定性的、人为制造的风险的社会，风险的潜在性、现代化、全球性、复杂性、偶然性等时刻威胁着人们。”战争、健康、环境等不确定风险加剧社会动荡，中国方案能够帮助解决全球共通的民生问题，这就需要我国用“世界的语态、中国的话语体系”对这些世界期待精准回应。如两季外宣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引入外籍主持人、现场观察与采访等多重视角，主动设置中国脱贫经验、制度、经济等民生主题，讲述中国政府、人民、企业和社会各界如何关注并解决民生难题，同时尊重、包容不同层面的声音，增加了我国国际形象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再次，以顺应民心固本强基。赢得民心才能真正站稳人民立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全球语境中赢得世界民心？《孟子·离娄上》给出了答案：“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国际精准传播应关注世界人民的精神需求，关切人格发展，将人民作为传播内容的主角。如国际媒体竞相关注的我国“村超”“村BA”事件中，透过运动员、普通中国群众、少数民族等多重角色，有效跨越了中西方“个人”与“集体”二元对立的鸿沟，借体育这一共通要素拉近了世界各地的民心。

（三）站稳人类立场

在政治、技术、经济等多重因素的深度交织与动态发展的环境中，国际传播秩序正在经历重构的“阵痛期”。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以往“二元对立”的传播立场，它是中华文化与全球实现价值连接的纽带，能弥合国家间的时空界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国际精准传播需要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立场，增进世界各国受众的心理认同，给予传播活动新动能。

首先，守护全体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共通不仅要面对技术和信息的屏障，还需要调解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层次对立。世界多样文化间的差异无法消弭，但可以凝练出通约价值。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汇聚了反对霸权、倡导公平与公正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历史传承，同时融合了传统中国天下大同的政治构想。这一理念不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象征，也是国际精准传播的基本伦理准则。这不仅是突破国际传播霸权、文化壁垒的重要主题，也应成为国际精准传播着力弘扬和深层次构建的主题。例如2021年世界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我国云南地区野生大象北迁的事件，展现出中国人民和政府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实际行动，使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更加客观真实，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有血有肉的清晰认识。

其次，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将中国智慧在地转化为生动实践的现实所指。“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民生项目、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人文项目、杂交水稻等种植技术的交流应用，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共同发展价值立场的生动体现，是全球传播语境中我国话语优势精准提升的重要方式。此外，善用文化的力量提升国际精准传播效果。“要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文明交流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深入实施中华文明全球传播工程，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再次，坚持和衷共济原则。国际精准传播建设要站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五个世界”总目标的战略立场上，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寻求利益诉求和情感共鸣，引导国际社会深刻领悟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和实践路径，用“彰显中国特色、展示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派”的中国故事，展现好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担当与作为，为“不确定性”世界注入确定性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贡献。

锚定方向、明晰立场为国际精准传播实践指明了方向。在方向的指引下，需以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建设作为具体实施的方法论。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塑造着眼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必须将党和国家的部署做到上下贯通，必须顶天立地，既要向上传达民情民意，又要统筹好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步调一致、声音一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贯通一致，形成合力，覆盖到传播主体、内容、手段、受众等全流程。具体而言，要塑造好精准传播的“六力”，即主体协作力、技术创新力、共情传播力、故事讲述力、议程设置力、潮流引导力。

（一）主体协作能力

复调理论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借用音乐术语“复调”提出的文学概念，复调的产生需要给予作品中的每一个个体充分的话语权。这一理论被借用至传播学领域，作为有效突破以往美西方媒体霸权困境，实现中国声音传得广、传得清的有效方式。复调传播打破“独白”的重点是吸纳多主体参与，但多主体间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浑然一体形成合唱；不是重复论述，而是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当前，国际精准传播主体已经从主权国家扩展至人机协同参与，涉及国家和各种社会机构的交错影响，形成了新的国际精准传播形态。各主体发声的意愿与频次呈上升态势，在此有利基础上进行复调传播，重点是提升各发声主体间的协作能力。

一是官方与民间的协作。依靠全球数字平台，美西方率先入局，将传统公共外交升级为数字公共外交，以实现传播优势的转换与提升。相较之下，中国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公共外交的活跃度仍然较低。因此，除了国家外交代言人、政府官方进行数字公共外交活动外，还可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如积极调动留学生群体、华人华侨、在外旅居华人等主体的网络活跃性，通过科研交流、智库活动、商业人文等多途径给予培训指导、官方支持和规则约束，充分发挥数字环境中“公民外交官”作用。

二是国内与国外的协作。充分利用已经建成的国际交流平台开展深度的国内外合作。如上海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国外共建联合实验室、上海国际电影节等优势平台项目，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因此，要充分发挥这些国际交流平台的优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在各领域开展国际精准传播活动。

三是机构与机构的协作。机构间的合作在产业发展方面更为明显。“文化出海新三样”，网文、电竞、网剧“走出去”，都离不开产业的升级、全球市场的开拓，更离不开国内外相关产业的紧密合作。如阅文集团用中国网文创作经验扶持海外创作者成长，很多作家因此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未来，可继续加强相关行业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媒体机构、公关公司、跨国企业等行业内企业和组织的深度交流交融。

四是专业人才与后备人才的协作。国际精准传播能力提升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队伍的问题。培养有使命、有担当的国际传播舆论领袖，打开多元主体国际传播新局面，要动员多主体参与，加强国际精准传播专业人员系统化管理。将国际精准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各级党委（组）的能力建设清单，动员多主体共同参与，更高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方针。此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培养国际精准传播后备人才的重要基地，应该根据国家需求、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设置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将人才培养与科研实际相结合，提高人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实战能力。

（二）技术应用能力

不可否认，每一次国际传播格局的重大变迁都离不开传播技术的推动。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传播技术升级，不能简单理解为信息传播载体工具的优化，而应该将其视为“由媒介基础设施、组织性力量、现实环境、地缘政治关系等多种元素建构而成的技术性网络变迁” ，更应该将技术从使用层面上升至思维层面，即将技术嵌入国际传播的各环节各流程，才能适应未来智能传播趋势，不断提升国际精准传播能力。

一是靶向驱动。持续增强技术在内容生产、分发、反馈、优化全流程中的靶向驱动作用。“中国可借助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向视频传播转移的历史契机，发挥数据驱动、算法治理、泛媒功能、大众创新等比较优势，引导国际传播走向视频天下的全球传播时代。”通过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视觉语音处理、多模态呈现等技术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传播能力”，并利用机器深度学习、人本激励反馈等技术融合的内容生产方式，掌握国外受众收听收视习惯偏好，主动为其构建关切议题，以此形成靶向性精准传播。

二是人机协同。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介入媒介信息生产，未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将彻底颠覆弱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甚至成为新的另类国际行为体，通过人机互动模式来传播知识和信息，甚至塑造人类意识形态。人工智能算法是精准传播实施的技术基础，可在内容投送时采用场景洞察、情感计算及受众需求挖掘等计算传播手段，以人机联动实现国际精准传播能力的快速提升。

三是信息鉴伪。计算宣传的智能化特性使其能够实时调整传播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舆论环境，但同时也引发了对信息内容真实性、客观性和可信度的更多质疑，使得舆论斗争更加难以预测和应对。因此，必须遵循技术规律，利用技术手段对造假技术进行反制，同时将数字技术素养、数字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和国际精准传播实践中。

四是信息伦理。互联网、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个性化定制、精准推送渗透在日常网络生活中，使人们在被精心创造的信息环境中不自觉改变认知，网络空间“巴尔干化”现象显现。因此，时刻保持技术理性，把握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有必要推动网络相关体制机制的全方位改革，在国际传播中通过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积极推动世界网络空间秩序的再结构化。

（三）共情传播能力

国际精准传播离不开对传播受众的精准画像，更离不开对受众心理诉求和情感需求的精准把控。“数字媒介的物质性基础为更具情感指向与潜能的话语内容生产以及流通创造了条件，其不仅让情感本身成为一种传播信息，能够被便捷地分享和传达，更形成了以情感为基本逻辑的网络化数字表达方式和连接结构。”中国故事应在现有的技术框架和平台结构中，积极开拓情感表达方式，沿着“情感转译—情感呈现—情感动员—情感共鸣”的情感叙事逻辑，敦促受众形成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内容共创行动，满足他们的情感支持。

一是情感转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瞄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世界共通情感，还可以通过美食、物品、日常生活等现实载体“寓情于物”，让我国独特的民族品格和民族情感都能转译成世界受众能看得懂、感受到的全人类共通情感。

二是情感呈现。应积极顺应数字媒体“主观化、自白式、亲密性的情感叙事样貌”，充分利用音频、视频、文字、图片、表情包、话题标签等数字载体，探索情感性内容的表达策略与表达方式的多元互动新模式。

三是情感动员。注重个体观点的表达与日常叙事，以多样化的叙事角度、人机深层次情感互动、关照受众真实日常生活等，拉近内容与受众间的情感距离，实现情感唤醒，并吸引受众参与到内容互动中。

四是情感共鸣。通过共识性的情感表达将个性化的个人情感进行连接。此时情感性内容不再是传播中心，而是增强互动关系的引导者，促使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主动进行情感分享与体验，在“第三者视角”中实现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表达。

（四）故事讲述能力

国际社会在21世纪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气候变化、传染病等全球风险寻找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但全球治理既存在于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互动与争夺中，也是一套包含政治、政策与科学的复杂知识系统。为了使中国故事能精准展现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应在柔性的故事中注入理性的叙事逻辑，让中国故事在全球范围循环流动，“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在现实的国际传播环境中，由于知识差异和权力结构压力，积极宣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正面评价难以有效缓解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故事的责难与偏见，“局部性获益与结构性难题之间潜在的张力”的处理或可以一种隐匿的、局部精准的叙事逻辑进行。

一是强化他者视角的故事叙事。他者视角能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知识对接与叙事逻辑深度弥合。通过纪录片、短视频等形式，将他国对中国知识、中国方案借鉴的故事置于本地社会环境中，减少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观叙事。

二是强化在地化实践的故事叙事。基础设施建设、人员流动的在地性知识实践活动同样是讲好中国知识故事的有力“语言”，与信息传播活动一道，形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知行合一”的闭环。如将我国“一带一路”“鲁班工坊”等深入基层一线的知识传播活动与当地学术研究、影视生产、文化传播等活动深度结合，能显著提升中国故事传播的精准性与说服力。

三是强化融文化的故事叙事。“融文化叙事”是对“跨文化传播”和“转文化传播”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反思了“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割裂和对立局限，推动了“转文化传播”中“文化杂糅共生”向“提炼共通共荣的文化最大公约数”转变，意在重构传播者与传播受众的关系，强调二者的身份是时刻相互转化的，在不同文化的反复对话、碰撞、交流中，探索出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场域最小文化折扣的高效解法。“融文化叙事”逻辑的搭建，应当摒弃观念上的对立，着重建立“联动”，包括各类故事间的联动、各地区传播间的联动、各舆论危机应对的联动等，以“融议题、融地区、融危机”实现“融文化”。如把国内的主题主线内容与国际社会民生报道相融，把国内文化内容深度报道与目标地的历史文化相融，把习近平文化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世界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相融。

（五）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保障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全球化表达的关键。根据莱特的研究，议程是具有一定程度重要性且明确定义的问题和一系列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议程是在特定时期内一系列议题的集合，国际议程设置则指议题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最终可能成为国际制度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议题形成、议题传播和议题制度化。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提升国际精准传播效果的重要部分。当前在中国国际议程设置实践中，议题形成环节，部分国际关注度较高的议题领域已被美西方国家“抢滩登陆”，他们主动设置涉华相关议题，抢占议题优势；议题传播环节，美西方通过优先利己议题限制中国方案的多元传播，并对中国已经形成的国际议题“群起攻之”；议题制度化环节，涉及相关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发展存在较多争论，其形成需要多方国家“久久为功”。在这种环境下，仅依靠增强议程设置的主动性远远不够，更应当在各环节关注议程设置的精细度。

一是精心选择议题。识别国际问题并形成议题是第一步，但要遵循一个基本前提：特定议题在被某国或政府组织推动进入国际议程前，必先被纳入该国或政府组织的内部议程。也就是说，议题的设置既包括国际层面的突出问题，也包括该国或政府组织内部决策过程。因此，在国际议题选择上，应当从国家战略出发，选择高紧迫性的“低政治”问题及解决方案，这样更容易进入国际议程。一方面，选择国内国际共同面临的、寻求解决方案紧迫强烈的国际共性问题，即寻求稳定的世界发展新动力；另一方面，提出能被全球普遍认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可尝试将政治议题向民间议题转变，用普通大众的视角进行呈现，降低议题的政治要素。

二是高效传播议题。议题转化是国际议程设置的第二步，是某国政府组织将特定问题及解决方案传递到国际社会并引起高度关注的过程。议题传播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被曲解、被质疑的问题应当提前布局。其一，在传播初期以细小叙事、多主体叙事等方式阐明议题的世界意义及助力全球发展的动机；其二，善用各类官方与非官方的国际传播渠道，如各级政府主导的官方活动、教育科研等非官方活动、国际组织等；其三，敢于和同类话题下的虚假议题进行正面交锋，对于美西方布局的歧义、污蔑、虚假报道及时批驳澄清，抢占舆论制高点。

三是强化议题效能。制度化是国际议程设置的第三步，指获得高关注度的国际议题转化成国际制度的过程。制度化可保障议题的长期性与延续性，减少对其实施过程和结果的质疑。尽管国际议题并不必然被制度化，但对于一些重要的、已具备国际优势的议题，如“一带一路”，可多渠道、多方式阐述。同时，可在文化方面加强国际议题的“设置艺术”，“要敬畏多样性和差异性，用‘文化间性’的视野吸纳‘他者’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经验，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精神与多元文化对生共生”，从思想层面强化议题效能。

（六）潮流引导能力

网络空间正逐渐被充满活力的以Z世代与α世代为主的年轻群体主导。1995—2009年出生的网络原住民Z世代与数字化同向成长，引领着网络媒体发展的潮流；出生于2010年后的数智原住民α世代继承了Z世代的数字使用习惯，引领数智网络发展的潜能不可限量。因此，国际精准传播应以引导潮流为连接点，实现与年轻群体间的深度契合，从而提升传播精度。

一是需求捕捉。引领年轻群体，首先要从行为到心理都精准捕捉他们的传播需求。年轻群体在传播内容上偏好真实表达与情感纯粹，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主动关注国际议题，在信息消费上呈现视频化、音频化特征，并呈现出在不同平台间游走的媒介使用习惯。同时，由于不同区域国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年轻群体的特性与需求又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国别差异。因此，既要捕捉年轻群体的数字共性，又要注意区域特性。

二是品牌塑造。在信息社会语境下，国家品牌是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其特点是以国家正向价值建构为本位。面向青年群体中塑造中国品牌，借船“文化出海新三样——网文、电竞、网剧”不失为有效办法。尤其是游戏行业展现的强势发展劲头，是打造“年轻化”中国品牌、实现精准传播的重要切入点。如2024年8月20日上线的3A级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其卓越的游戏品质和深入人心的故事叙述，在国内外玩家中引发巨大反响，引发众多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国外社交平台Twitter上，相关话题下涌现出不少国外“悟空粉”，展现出游戏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品牌塑造方式新变。

三是习惯培育。搭建符合青少年信息消费习惯的智能叙事渠道。智能技术加速传播渠道升级迭代，具有强大智能的叙事渠道具备极强的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不仅能够满足不同年轻群体的信息消费需求，也能够满足不同媒介的叙事塑造需求。强大的智能叙事渠道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挖掘年轻群体的兴趣和偏好，精准预测年轻群体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以回应年轻群体的需求。

四是价值共识。从捕捉需求到习惯培育，我国与全球年轻群体互动的理想结果一般被认为是实现中国价值观认同，并按照中国价值观思考和行动，但这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因此，承认当代中国价值的客观性、合理性、人类性增进价值理解，在价值观念上形成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达成价值共识更符合现实逻辑。因此，立足年轻群体的内容产品需要深度思考和情感共鸣。借助情感分析和情感引导等技术手段，深度挖掘年轻群体的情感需求和情感状态，精准把握情感共鸣的关键点，提高传播感染力和说服力。

处于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必须在思想理论意义层面跳出观察和理解精准传播的一般范式，从更加宏观的国家发展大局中展开探索。将国际精准传播能力提升作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基础，跳出过度关注建立在统计数据基础上的、以媒体为主要实践主体的精准传播能力提升范式，跳出精准等同于特殊、等同于小切口的认知，用系统观念将其放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思想工作大局中加深理解。当然，国际精准传播是举全国之力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业界学界一道，继续在理论思辨、体系搭建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推动各项国家战略精准落地提供支持。

原文刊登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年第10期。

作者：周建新（周建新系中国传媒大学科学研究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