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理论视角与观念图景

2024 年，人类社会仍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在政治文化方面，俄乌、巴以冲突等局部战事持续白热化，地缘政治的分裂体现出长期化、扩散化的特征。逆全球化进程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全球信息失序风险持续增加。此外，2024年也是全球制度格局剧烈变化的大年。据不完全统计，该年共有76个国家/地区举行大选，地方政治的洗牌势必给国际传播实践带来新的挑战。与此同时，承载着人类追求和平、团结、进步愿景的奥运会在巴黎举办，提醒着各国政府不应以邻为壑、分裂孤立，而应以奥林匹克精神为指引，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技术创新方面，以ChatGPT和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2024年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将全球媒介生态从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推向自动化创生的数智时代。如何在人机共生、人机协同的数智时代制定合理的全球性信息与媒介行动规则，是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

面对当下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话语场的深刻变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激励了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持续进行原创知识生产，大量优质学术成果得以问世。本文以“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全球传播”“战略传播”为关键词， 依托中国知网检索2024年1月至2024年10月时段内的CSSCI(含扩展版)收录论文，共获得可用于分析的研究成果625篇。借助“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功能进行主题归纳、并系统阅读上述625篇论文的摘要后，将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归纳为技术、文化、机构、政策话语四大类。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托每个视角下的主要研究维度进行二次检索(如文化视角下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为关键词查找相应文献)，以尽可能保证样本的全面性。最终，本文获得分析样本696篇。基于对这696篇论文的综述，本文得以较为全面地把握2024年我国国际传播理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并据此归纳推进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持。

一、技术视角：从舆论场话语权争夺到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重构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全球产业布局与业态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正深刻改变着信息传播的基本方式和媒介生态的普遍结构。推特平台上参与俄乌局势相关议题讨论的社交机器人、基于脸书的生成对抗网络(GAN)、谷歌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GNMT)等，已成为全球传播实践中关键的技术类行动者，在国际舆论战与信息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ChatGPT、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更是催生了人、机、物共生的数智化国际传播生态。

一部分研究延续以往将技术视为新闻生产工具的传统，关注新闻机构在国际传播的多个环节对写稿机器人、虚拟主播、多语种一键转化等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由此探析我国的新型主流媒体应如何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化生产能力优化内容生态。在内容生产方面，机器人报道能够提升制作效率，在重大事件的国际传播中抢占舆论引导的先发优势，保证国际舆论引导的“时”;在内容分发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及算法在提炼海外用户画像、实时分析海外社交平台上的每日热点话题、预测判断适宜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国际化议题等方面的效用，则可以增强信息流通的有效性、匹配性、精准性，提升海外用户黏性，为国际舆论引导的“效”和“度”提供保障。

技术视角的研究也十分关注智能化国际传播的效果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效果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大语言模型对海量数据的搜集和分析能力，以及在大规模语料的学习中涌现的创造力， 可以为内容生产和分发方案提供人类经验之外的切入点。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通过多模态叙事为受众带来交互式、沉浸式的信息消费体验，助力讲好中国故事。文生视频大模型的不断成熟和普及应用也有助于帮助传播主体克服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理解和意义解码的障碍，使来自不同地域、国家、文化背景的人跨越“巴别塔”成为可能。还有研究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架逻辑出发，探讨其对国际舆论场可能构成的消极影响。有研究认为，维系人工智能应用运转的基础架构为数据集，而目前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绝大多数算法设计者也拥有欧美文化背景，这有可能导致“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主导人工智能新闻产品，强化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霸权。这可能加剧不同国家、文化、族群等之间的冲突，引发国际舆论格局的动荡。

还有一部分技术视角下的研究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的行动者属性，侧重于从宏观层面讨论这类行动者以何种方式塑造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首先，人工智能技术使当前国际传播实践的参与主体更为多元，除民族国家外，平台、普通公众也成为全球性传播交往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人类社会由此正在迈向一种全时、全域、人机共生或耦合的数字世界交往关系;其次， 由于目前的人工智能应用的生态体系多由当下的超级平台自主研发、或与头部科技企业合作建设，数字平台逐渐成为与民族国家并驾齐驱的国际传播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际传播实践呈现除“去政府化”的特征;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国际舆论场中权力的重新分配，设计、建造、部署和管理人工智能应用的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控制了数智时代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通过技术鸿沟拉大话语鸿沟，从而拥有了操纵国际舆论场的能力，其结果是国际舆论格局由“去中心化”转向“超级中心化”，舆论传播模式由霸权式输出转向隐蔽式渗透，舆论引导策略则由粗放型传播转向精准型传播。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信息资源和数字权力，具备技术先发优势的国家可以使弱势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持续失语的状态。这无疑会影响国家及地区间的交往模式，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下重塑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在理想状态下，各个国家应享有公平、自由的信息主权，从而使信息在国际上充分流通，促成国家间的有效交往与协作，以共同应对各种新型全球性问题和风险。因此，如何推动公平正义的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建构、为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创造平等主义的价值基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的时代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对人工智能的探讨，技术视角下研究也延续了过去几年学界对基于短视频的国际传播实践的关注。在该领域，一部分研究聚焦短视频的内容生产者，提出应调动海外华侨、洋人“网红”等多元创作力量来优化短视频的内容风格，以生活化、共通母题减少文化折扣。还有一些研究则立足情感理论，剖析短视频中包孕的情感因素对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一方面，经由情感触发、情感交换及情感定向， 短视频能够培养共情、促进意义共通，推动价值共享，从而引发对中国故事的更多关注，扩大其传播范围，强化对其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情感因素也有助于跨文化传播共同体的形成，能够消除去中心化的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数字区隔，抑制刻板印象、激烈且规模化的群体行动、种类繁多的污名化与谩骂，以及指责与歧视性语言等。

二、文化视角：从讲好中国故事到重塑全球文明观

当前，国家间物理边界的争夺已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底线”，而对文化边界的角逐则正在演化为大国博弈的“前线”。面对这一现状，当下的全球治理呈现出文化转向的趋势，其关注重点开始从政治、安全、经济等传统领域拓展到广义的文化范畴，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信息传播、身份认同、价值伦理、人文交流等。以文化政策为治理工具、以维护文化可持续发展及文化多样性为愿景的全球文化治理进路，成为联合国着力推动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强化中华文化传播推广和文明交流互鉴”，其目的在于增强中华文化在当前国家间交往及国际舆论场中的影响力，打破西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文化霸权，这与上述全球文化治理进路不谋而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充分关注。一部分研究者持续思考“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比如，有学者以儒家经典《论语》的国际传播为个案展开了实证性研究，通过对亚马逊、好读(Goodreads)两个阅读平台上读者书评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汉学家、译者、编辑、作家等相关人士的深度访谈，提出了包括中介者、中介活动、中介介质和中介精神“四位一体”的文化中介模型，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重点关注“如何借中华文化推动国际传播”，探讨怎样依托中华文化打造中国故事的新叙事范式。这一研究脉络一方面强调挖掘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从具体、生动的人物或事例出发演述中国历史文明，将其凝炼为可感知、可触达的清晰的意象符号，从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塑造更加具象化;另一方面，则重视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普适性价值，阐释从中提炼可与世界共享的人类文明基因，寻求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中国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花园的共同价值观的相通之处，进而使中华文化成为架构人类文明交流互见的沟通桥梁。例如，有研究者就借助“和合”“大同”理念，将本土化定位和国际化建构相融合，指出应着力构建从世界共知、共情到共识共享的中国故事叙事体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应立足自我叙述、激活他人叙述、进入日常叙述，同时准确把握文化敏感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过往对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效果的研究以思辨性为主，而新的研究补充了这一脉络在实证性方面的缺失。例如，有研究基于对5个东盟国家共118位青年的半结构访谈，提出应在不同文化中锚定中国文化， 不断通过中国文化强化中国概念和中国形象。

由讨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到思考借中华文化推动全球文明观的重构，正在成为文化视角下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脉络。因循这一脉络的研究者意识到由不同的文化要素所形构的文明具有意识形态与权力控制的属性，当下的全球文明观因此而被西方世界所主导， 形成了以“西方中心论”“文明等级论”为核心话语的不平等国际传播秩序。而在数字技术带来的全球混杂文化的境况下，应该构建一种旨在消弭“西方优越论”的文明史观，在否定自我与“他者”的僵化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探索人类文明的样态，以推动非西方力量与西方力量并驾齐驱，共同形成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传播格局。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的普适性价值应最大限度参与到重构全球文明观的实践之中，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因此，如何保证中华文化在全球文明史观的重构中发挥核心作用、避免中国在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构中失声，是本土国际传播研究者应持续思考的问题。后续研究或可从技术应用、平台建设、内容呈现形式创新、叙事体系搭建、国际传播理论再造等多个维度对此进行综合考量。

三、机构视角：从新型主流媒体的自我探索到协同性国际传播网络的建构

在数智时代，尽管信息传播主体日趋多元化， 但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跨境、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实践， 大体上仍未脱离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主流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专业新闻机构和国际主流媒体仍是最重要的行动者，它们依托自身在内容品质、传播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历史优势，始终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有效勾连各类行动主体、搭建国际传播“话语联盟”的枢纽。

因此，基于机构视角展开的研究重点关注专业新闻机构的国际传播实践。一方面，大量研究聚焦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中央级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挖掘其在叙事的方式、逻辑和话语等方面的创新，探讨其如何超越单纯的本土议题、转向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议题，剖析其通过放大暖心叙事、文化共情来构建自身“暖实力”来缩减“认知逆差”的策略;另一方面，一些研究重点探讨了地方新型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创新，比如浙江国际频道实现借“外眼”“外嘴”“外媒”讲中国故事。

除了对具体实践进行经验提炼，基于机构视角的研究也同样十分关注传播效果，尤其注重比较新型主流媒体和“网红”、意见领袖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传播策略及影响方面的差异，进而归纳影响国际传播效果诸因素。例如，有研究以优兔平台上“中国乡村振兴” 主题的视频文本为研究对象，选取新型主流媒体官方账号和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账号进行比较分析，考察了两类传播主体在议题类型偏好、视听语言风格、情感态度极性等方面的异同，进而在浏览量、点赞量、评论量三个维度上归纳传播效果的差异，最终提出“情感态度共鸣和阐释原则共契是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的结论。类似地，还有研究者选取优兔平台新型主流媒体的官方账号、中国专业用户生产内容账号、国外专业媒体的账号，以及外国专业用户生产内容账号等多元类型的传播主体，分析它们在中国形象呈现方面的差异，最终发现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倾向于发布非娱乐严肃子议题，而这类需要理性推理和逻辑思考的严肃议题并不适合优兔平台的文化生态，因而存在传播劣势，也难以与其他类型的账号形成互动、进而融入优兔的整体舆论场。因此，如何契合不同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从而保证国际传播的效果，是各类行动主体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四、政策话语视角：以中国特色政策话语打造“元叙事”回应“世界之问”

近年来，针对发展、人权、环境、平等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关键议题，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契合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新概念，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之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话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被全球媒体报道，却也同时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污名化。政策话语作为旨在维护国家主体性的战略叙事话语，是对政策和政治行为的战略性解读和意义赋予，是国家主体扩大自身影响力、管理预期并改善所处话语环境的工具，也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路径。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政策话语的指摘，更凸显了这类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从中国特色政策话语视角展开的国际传播研究大致包括两类议题：第一类议题是比较中外媒体对相关概念的报道框架的差异。如有研究通过话语分析比较了《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报道的区别，并从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国家利益等维度分析其成因;第二类议题是就如何提升中国特色政策话语的传播效果展开的思辨性讨论。大体而言，在内容生产层面，应融通古今及中西话语资源，以软化政策话语的政治色彩，促成基于文化自觉的共情传播; 在内容分发层面，须针对特定议题的不同属性进行精准传播，如“美丽中国”话语应锚定企业、非政府组织和“Z世代”等气候传播可及性高人群，同时也要重视政策话语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地缘亲密性的区域的传播，广泛构建良性“话语联盟”，从而应对当下国际传播在交往主体、文化身份、交往空间等方面的复调性需求。

推进中国特色政策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够有效制衡“中国威胁论”，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与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经验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的影响力。此外，中国特色政策话语也为我们探索国际传播的新方法、新规范、新秩序提供了行动起点，未来研究者应积极探索如何使中国特色政策话语融入全球叙事体系，令此类主体性话语成为丰富全球文化多元性、改善全球信息流通秩序的力量，并最终将其打造为国际传播叙事体系的元叙事，以此回答“世界之问”——如何回应全人类所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等挑战与难题。

在数智时代，全球社会各个领域面临剧烈变革， 媒体生态呈现出新的结构特征与演化规律。这要求中国的研究者不断在技术创新与文化主位、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之间寻找适恰的平衡点，以发展兼具解释与价值效用的国际传播理论。

总体而言，2024年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了视野开放、观念主流、解释性强的理论化图景，延续了近年来主流新闻传播学理论对新技术和多元行动者的关注，并显著深化了对于国际传播具体实践场景与策略的探讨。对国家话语的解读仍然是推动中国本土国际传播理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集中体现为大量研究对全球文明观重塑、国际传播元话语建构等宏大议题的探讨。在具体的研究议程上，虽然2024年发生了众多大型国际文化与交往事件，但针对特定案例的深描研究仍不多见，对面向特定国家与地区的国际传播方案的专门性讨论也较过去有所减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本土国际传播理论成长策略正由“事件导向”转向“语境导向”。越来越多的理论化工作从总体性国际局势和多元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出发，给予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常态化实践更多的关注。就研究方法而言，或许缘于经验材料收集上的客观困难，成熟的实证研究项目仍较为稀缺，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理论建构根基不稳的问题，成为国际传播本土理论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系统的实证研究设计，探索影响传播策略的具体因素、研发测量传播效果的有效模型，应当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