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科技合作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美国自 2018 年以来，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脱钩断链”；加大核心技术领域投入，争夺竞争优势；打造“小院高墙”，挤压中国科技合作空间等手段对中国进行科技遏制。这对双方科技合作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中美各自科技论文产出量都有下降态势，美国下降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中美仍是对方最大的科技论文合作国，双方在非核心技术领域合作规模不减反增。从全球层面看，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仍在继续深化，科技合作网络密度持续提升，新兴国家节点作用愈加突出，去中心化、区域化特征加速推进。
【关键词】科技遏制 国际科技合作 社会网络分析 区域化
【中图分类号】G321.5/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3.009
【作者简介】郭凤林 彭 慧，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科技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国际科技合作是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促进人才流动、降低研发成本、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作为全球科技发展中的两大“领头羊”，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成为推动全球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自2018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挑起新一轮贸易争端，频频对我国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措施和进行技术限制，妄图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战略性打压以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
美国的这种遏制政策对全球科技合作产生了何种影响？对此，学界目前有两种判断。一是新冷战论，[1]认为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选边站队，形成中美各自主导的两个相互隔离的体系；[2]二是无关论，认为中美竞争并不会影响全球科学技术大变革，世界仍然会迎来一个以普惠全球为目标的国际科技创新大浪潮。[3]借鉴既有研究方法，国际科技合作的特征和态势可以通过国际合著论文数量直观地反映出来。为此，本研究拟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前后全球科技论文合作网络的特征，考察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科技合作的影响，厘清全球科技合作的变化方向和特征，为我国更好地应对国际挑战、适应全球科技合作的变化提供参考。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主要手段
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脱钩断链”。为了应对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威胁及打压中国的制造业，美国政府实行了全方位的制造业保护政策，试图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与中国产业链“脱钩”。特朗普政府推行了较为激进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提高关税、经济制裁等手段来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并通过大规模实施诸如《减税与就业法案》等减税政策，将企业税率从35%降至21%，以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
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基础上，继续以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为由加紧部署新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其一，签署总统行政令来推进供应链安全审查和重塑行动。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号行政令，下令对美国制造商依赖进口的六个行业进行为期一年的审查，指出“美国需要韧性、多样和安全的供应链，以确保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2021年6月，白宫发布了基于第14017号行政令的为期100天评估，提出要振兴美国制造业，加强美国关键产品的制造能力。[4]其二，成立特别工作组并要求各行政部门推进美国供应链重塑。2021年6月8日，拜登宣布成立应对供应链中断的特别工作组，以解决半导体、建筑、运输、农业和食品行业的短期供应短缺。其三，通过国际会议造势和友岸外包协调来推动重塑“去中国化”供应链。2022年5月23日，拜登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该体系以经济合作为由，重点强调供应链建设，妄图实现产业链“去中国化”，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影响力。拜登还利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话语权优势着力打造“绿色基建”和“数字基建”项目，以此作为美国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链竞争中的着力点。[5]总体来看，拜登政府重在开展产业链外交，构筑产业联盟圈，着力推动产业链重置，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世界中高端产业链联盟体系，并试图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科技合作，尤其是加强与拥有较为先进技术和强大生产制造能力的日本和韩国的合作，来压缩中国的科技合作空间。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与风险防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并强调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一方面，中国加快产业链“补短板”，统筹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着力提升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加强优势领域产业链“锻长板”，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增强产业链根植性和竞争力。[6]在作为竞争焦点的半导体领域，中国加快推进半导体设备的国产替代，增加国内对先进制程产能的需求，同时推动上游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实现技术突破。[7]
加大核心技术领域投入，争夺竞争优势。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始终聚焦核心技术领域，通过增加关税、出口限制等方式对中国“卡脖子”技术实行封锁遏制。2019年4月，美国将37家中国企业及科研院所、学校等机构列入“未经验证实体清单”，5月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整体列入“实体清单”，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5G通信、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实行封锁。[8]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继续在核心技术和产业变革方面对中国进行精准打击。[9]2021年6月3日，拜登发布政令将包括华为、中国航天科技、中国移动通信等在内的59家中国企业列入禁止美国人投资的“黑名单”，理由是所谓“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10]同时，拜登宣称要在非核心技术领域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方面与中国保持广泛合作。
此外，美国政府通过加大对关键和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谋求扩大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列出了20个对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计划大力支持对美国经济与军事安全都至关重要的两用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生物技术等。[11]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计划5年内向半导体研发领域投入130亿美元，旨在支持半导体和微电子行业不断研发和创新更为先进的生态系统。美国2023财年科技创新投资创历史新高，联邦研究与实验发展（R&D）总支出达2050亿美元，且主要用于新兴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和驻外美国使馆的安全和经济韧性领域以及完善高科技产业配套基础设施。[12]此外，美国还依托其“技术联盟”在新科技革命的前沿领域加强规则制定权建设，在5G领域，美国联合32个国家提出了“布拉格提案”以打压中国的5G技术；[13]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建立“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GPAI）”以引领人工智能国际框架建设；[14]在量子科技领域，白宫发布《美国量子网络战略远景》报告，将整合各方力量保持其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国家安全。[15]
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中国积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不断提升完善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竞争力、科技创新人才结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等文件部署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任务，有力提升了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16]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17]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1.9%增加到2022年的2.6%，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2年的6000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4.8万亿元。在投资方向上，一方面，我国注重加大对信息科技、海洋科技、能源科技等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注重优化投入结构，构建符合我国科研发展现状及特征的经费投入与分配体系。[18]
打造“小院高墙”，挤压中国科技合作空间。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为关键节点，美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目标由获取国际创新资源转向维护本国优势和国家安全，战略理念由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逐步转向排他性的多边主义。[19]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更加强调集体行动，布局建立了多个盟友圈来与中国高科技产业竞争，逐步形成了以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框架为核心的“技术联盟”战略。[20]其主要设立的技术性联盟有美日澳印四边机制首脑峰会上成立的“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工作组”、美欧峰会上成立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美英澳“奥库斯”（AUKKUS）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半导体领域的“美国半导体联盟”、“芯片四方联盟”、（G7集团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美日韩“戴维营”峰会等。
在美国的“围追堵截”下，中国始终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近年来在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中更加强调开放创新，在致力于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兼顾各国合理关切。为应对美国的科技遏制，中国重点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伙伴关系，与埃及、老挝、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等国家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与16个国家签署了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文件，发布了《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与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8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21]此外，中国还先后启动了中国-东盟、中国-南亚等科技伙伴计划，与东盟、南亚、阿拉伯国家、中亚、中东欧国家共建了5个区域技术转移平台，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推进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长效机制，截至2024年10月，ANSO已有78家正式成员和组织机构。2021年，中俄两国制定了《2020-2025中俄科技创新合作路线图》，决定在数字、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交通系统、新材料与纳米技术、能源与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22]同时，中国还积极开拓与美国之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合作关系，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4个亚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增强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水平迈进。[23]中欧在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例如，中欧在5G领域进行了密切的联合试验和研究活动，不断深化中欧5G合作。中国与澳大利亚也积极推进科技合作，于2023年成立了中澳生物燃料与生物精炼联合研究中心等，共同应对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问题。
在对华科技遏制的立场下，美国发动“中国行动计划”，大量削减与中国的科技合作项目，中美高科技人才流动受阻，中美间交流减少，并不可避免对全球科技合作产生影响。一方面，中美在科技领域的“脱钩”可能会影响全球科技合作的规模和深度；另一方面，中美寻求新的科技合作伙伴或将为全球科技合作带来新气象和新格局。对此，本文拟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国际合著论文为切入点，收集2014年以来科技论文发表情况的相关数据资料，并以2018年为分界线，考察中美贸易摩擦前后全球科技合作网络的特征及变化，以期为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对全球科技合作的影响提供一个注解。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双边影响
中美科技论文产出下降。相较于科技发展早期以个人自主投入与分散研发为主要形式的“小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通常以组织化和合作化的形式进行。[24]而随着“超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研活动成为政府、个人、企业、社会、团体、跨国企业、科技基金等多方有机结合的综合性行为，其已演变为超过一国主导或一国参与的行为活动，发展为跨国家、跨政府、跨学科的研发行为，[25]科技合作成为人类创造全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方式。就中美关系而言，科技合作在1978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去意识形态化、技术性的科技合作成为增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期时，其也得以维系。[26]
但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发展，科技在政治、经济以及环境等“高级政治”中的重要性愈加突出，科技的政治性也随之上升，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自2018年尤其是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相关政策密集出台，给中美科技合作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从发文数量来看，2014～2023年，中国科技论文发文量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速，并未在2019年之后出现明显下降，直至2023年，中国科技论文发文量才开始显示出一定的下降趋势，较之2022年下滑2.32%。（见表1）而美国自与中国科技“脱钩”后，其科技论文产出就受到非常直接的冲击，发文增速从2020年起即呈连年下滑态势，且自2021年起呈现负增长的局面，可见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政策显现出“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效果。
从中美科技合作的规模来看，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对中美科技合作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2014～2018年，中美科技领域合作论文数量每年涨幅保持在10%以上。但自美国实行对华科技遏制政策以来，中美科技领域合作论文数量增速呈现明显下滑态势：2020年，中美科技领域合作论文数量增速只有0.6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发布报告指出，疫情封锁措施对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科技合作的下滑趋势。[27]自2021年拜登政府上任后，中美在科技领域合作论文数量呈加速下降趋势，2021年、2022年、2023年的降幅分别达到2.72%、9.77%和13.52%（见表2），揭示出美国不同政党执政对双方实质性科技合作的差异化影响。
从合作领域来看，贸易摩擦对中美科技合作领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相较于2014～2018年，2019～2023年的中美合著论文在物理、生物、化学、材料科学、医学等领域的占比显著下降（见表3），而这些领域也是美国所重视和敏感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这四个学科的简称）学科。中美冲突使得中美自然学科领域跨国科研人员数量大幅下降，导致自然科学领域中美合作论文总量的下降。[29]但相应的，在环境能源、社会科学、农学、天文地理、心理学等不太敏感的学科领域，双方论文合作数量及比重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即使双方在贸易和政治上关系紧张，但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学术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共同利益。例如，在环境相关的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前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指出，在中美关系复杂敏感的形势下，中美双方谈判团队仍保持了沟通，两国地方、企业、智库的对话合作持续推进。[30]可见，即便在政治束缚下，中美科学技术界仍然在尽力保持合作，不断寻找新的合作发展方向。
中美科技论文合作对象变化。从合作论文总量来看，尽管存在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2014～2023年中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论文发文量仍然呈现增长态势，科技领域国际合作论文篇数由2014～2018年的447544篇，增长为2019～2023年的717874篇，增加了270330篇，增速达到60.40%，发文总量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发文增长量则是全球第一。中国国际研究成果的增长与中国的科教战略息息相关，中国将科学、技术和教育放在国家发展计划的优先位置，不断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持续推动科学研究国际化。2019年，中国发表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科学文献并参与了五分之一的国际合作。[31]
从国别来看，2014～2023年美国仍然是中国发表国际合著论文最大的合作国，但双方合作增速不及其他国家。中国与英国、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合作论文数量增长显著，增速均在80%以上；与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的合作增速也在58%以上（见表4），展现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科技交流合作的较好增长态势。尽管中美存在竞争因素，但美国许多盟友的最大科技论文合作伙伴仍是中国，中国的独特优势对这些国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美国想要构建反华技术联盟从根本上来讲并不现实。
从美国科技论文合作对象来看，2014～2023年其主要合作国家排序较为稳定，与其传统盟国的合作论文规模基数较大，且增速相对比较平稳。就合作论文总量而言，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合作国，除与西班牙（35.91%）和澳大利亚（33%）的合作增速略高于中国（32.13%）外，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论文量的增速都相对稳定，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见表5），低于美国与中国合作论文量的增速。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全球影响
全球科技合作规模变化。本文利用国际权威论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的SCI-EXPANDED引文索引论文，以GDP排名前150名的国家作为节点，对中美贸易摩擦前后（2014～2018年、2019～2023年）的全球合著论文数据进行了采集。[32]构建了150×150的论文合作数量矩阵，并利用UCINET软件辅助进行了相关网络指标分析。
从全球范围内看，全球科技合作研究规模仍然呈现增加趋势，各国合作范围扩展显著。2014～2018年国际合著论文总量为9425218篇，2019～2023年合作规模达到13390218篇，涨幅达42.06%，[33]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并未能阻挡全球科技合作加深的潮流，全球科技合作仍然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世界发展的重要途径。利用UCINET软件分析得到2018年和2023年全球科技合作网络拓扑特征表（见表6）。网络密度由2018年的0.82提高到了2023年的0.93，这表明尽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但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仍然呈现出愈加紧密的趋势，各国的科技合作仍然不断加深。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度平均数由2018年的121.39上升为2023年的138.17。平均加权度从2018年的51263.15上升为2023年的71126.00。网络直径从2018年的3下降到了2023年的2，平均路径长度从2018年的1.19下降为2023年的1.07，网络集聚程度提高，国家之间合作的网络距离继续缩小，国际合作更加方便快捷。
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变化。为了巩固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美国不断在经贸、科技领域打压中国，加强重点技术及产品的出口管制，实行国际科技霸权主义，意图造成中国科技供应链断链、技术供应链分层，实现中美科技“脱钩”，打造供应链“去中国化”，这给诸多相关国家和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34]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和企业也意识到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可能带来极大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各国积极调整供应链布局，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加快国际科技合作去中心化，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加强了多样化科技合作的趋势。
从全球合作的凝聚子群来看，[35]通过UCINET软件进行模块度计算，2018年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以发达程度为依据可划分出两个内部子群，其中子群一有29个国家，主要由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英国和欧盟国家等经济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构成；子群二有121个国家，主要包括拉美、非洲、东南亚等经济科技欠发达的国家。
在高压遏制政策下，美国增加了与欧洲和日本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项目，以弥补与中国科技合作减少所带来的损失。[36]同时，美国还积极寻求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机会，以分散其科技合作的地理分布。[37]就中国而言，中国也加强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增加了与非洲、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科技合作，[38]深化与俄罗斯的合作。这使得到2023年，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发生了显著变化，演化为非洲拉美、亚太、欧美三个子群（见表7）：其中子群一主要由非洲、拉美和中东欧国家构成，包括28个非洲国家，17个欧洲国家，9个亚洲国家，11个美洲国家和1个大洋洲国家；子群二主要由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构成，包括28个亚洲国家，5个非洲国家和2个大洋洲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传统盟友澳大利亚、日本等也归属于这个子群之中，跟中国仍然保持了密切的科技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国科技遏制政策的失效；子群三主要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和西欧国家构成，包括3个北美国家、24个欧洲国家和6个南美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在此子群之中。
结语
科技合作密切程度是反映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政策对中美科技发展和科技合作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中美科技领域合作论文数量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期进入缓慢下滑期，双方论文产出量都有所下降，显现出中美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损”的特征。就双方的相对收益而言，美国科技论文产出下滑时间更早且幅度更大，显现出美国科技遏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无效性。而从全球层面来看，全球科技合作的进程未受到明显影响，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仍然持续演化，科技合作网络规模持续扩大，各国之间的科技联系日益紧密，构成了凝聚性更高的国际科技合作网络。同时在这个网络中，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等加速崛起，并在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科技合作网络的去中心化趋势不断增强，区域内的科技合作团体更加丰富。可见，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诸多合作和技术交流，但也促使全球科技治理体系调整，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格局重塑。
在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大背景下，尽管美国拉拢盟友来对抗中国，但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积极加快本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在区域内寻求合作和创新机会。[39]由此使得全球科技合作子群加速分化，演化为非拉、亚太、欧美三个区域性的合作子群，而并未出现如有的学者所预想的中美两国各自主导的两极格局，全球科技合作显现出加速区域化的特征。并且澳大利亚、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国仍然与中国在同一个合作子群内，反映出科技合作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
虽然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各种封锁给全球科技进步和发展造成了阻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科技的均衡发展。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打压促使中国加强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加速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为了在科技时代培育比较优势，各国政府也通过资金、政策和法规调整等方式，给予科技创新更多支持与帮助，促进重点领域的突破与发展。在高科技行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美在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呈现增强的趋势，这显示出中美双方在高科技领域仍然具有深度合作需求。
总体来看，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脱钩断链”影响很大，但全球科技合作的总体趋势依旧向好，美国无法真正遏制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更无法实现科技霸权，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的潮流不可逆转。就中美合作而言，虽然贸易争端下中美科技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凸显，但是中美两国科技生态仍然息息相关，双方仍然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构建良性中美科技竞合关系的窗口尚存。且从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差异来看，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遏制侧重于贸易和关税限制，政治联盟类手段运用较少，对双方学术合作的影响较小，这为未来四年的中美科技合作前景提供了良好预期。2024年12月13日，《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完成续签，进一步为中美科技合作提供了良好制度框架。为此，我国可以采取更丰富的方式加强中美科技交流合作，拓展更多领域，增进更多共识，塑造良性的中美科技竞合关系，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向密向善发展，并积极开展多区域、多领域、多形式、多层次的科技合作活动。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科学-政府-大众关系的社会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CZZ014）
注释
[1]H. Brands and J. L. Gaddis, "The New Cold War: America, China,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2021, 100(1).
[2]张杰：《中美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下的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与应对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4期。
[3]方兴东、杜磊：《中美科技竞争的未来趋势研究——全球科技创新驱动下的产业优势转移、冲突与再平衡》，2019年第24期。
[4]沈国兵：《美国供应链政策战略调整与中国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3期。
[5]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
[6]《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 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需要把握哪些重点》，2024年8月20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8/content_6969460.htm。
[7]《半导体行业国产替代加速跑》，2024年12月2日，https://www.xinhuanet.com/tech/20241202/cc04650ea347492a974a0b56455d1e6a/c.html。
[8]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Federal Register Notices 2019," 12 December 2019,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federal-register-notices/17-regulations/1541-federal-register-notices-2019.
[9]郭永虎、于艳文：《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第3期。
[10]《拜登签署行政令修订投资禁令，59家中企被列入“黑名单”》，2021年6月4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6_04_593141.shtml。
[11]黄钊龙：《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科技战略解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2]朴英爱、周鑫红：《中美高科技产业的战略竞争动因、手段和焦点》，《税务与经济》，2024年第1期。
[13]"The Prague Proposals: The Chairman Statement on Cyber Security of Emerging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Prague 5G Security Conference 2021, https://nukib.gov.cz/download/Prague_Proposals_on_Cyber_Security_of_EDTs.pdf.
[14]J. Tenni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 Partnership on AI's work on data governance," OECE, 21 August 2020, https://oecd.ai/en/wonk/an-introduction-to-the-global-partnership-on-ais-work-on-data-governance.
[15]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
[16]张丽等：《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发展历程回顾》，《今日科苑》，2024年第1期。
[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18]陈文博：《我国关键科技领域安全：内涵、现状和对策》，《今日科苑》，2020年第9期。
[19]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
[20]胡雯、鲍悦华：《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转向比较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2期。
[21]《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2019年4月22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22/content_5385144.htm。
[22]《推动中俄关系向前发展》，2023年3月21日，https://news.cctv.com/2023/03/21/ARTINyaKwGGhtqNGNnoCb3qW230321.shtml。
[23]《RCEP对地区及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2022年1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16/content_5668513.htm。
[24]D. J. Price,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and Beyo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5]沈律：《小科学，大科学，超大科学——对科技发展三大模式及其增长规律的比较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6期。
[26]R. P. Suttmeier,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US–China Relations from 1978 to the Presen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8, p. 866.
[27]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he time of COVID-19," 10 February 2021, http://www.oecd.org/innovation/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in-the-time-of-covid-19-234a00e5-en.htm.
[28]注：同一篇中美合著论文可能涉及多个研究主题，研究领域有交叉重叠，故占比加总不为100%。
[29]翟丽华、潘云涛：《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自然科学领域科研合作分析》，《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3年第3期。
[30]《解振华：应对气候变化这十年，中国积极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并取得重要成果》，2022年10月8日，http://www.ncsc.org.cn/xwdt/gnxw/202210/t20221008_995660.shtml。
[31]ISTIC: Statistical Data of Chinese S&T Papers, 2019, Beijing: ISTIC.
[32]注：具体操作方法为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lldb/basic-search）中的“documents”名目下选择检索范围为“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包含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ESCI 六大论文库；随后在“地址”依次输入世界GDP排名靠前的150个国家，在“发表年份”中依次输入年份，然后进行检索，即可以得到该国家在2014～2018年或者2019～2023年时间段里的论文总数；然后利用数据库中的“分析结果”功能，按“国家/地区”具体划分，即可得到某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合著论文数据列表。
[33]注：数据采集时间截至2024年12月。
[34]邓金堂、刘夏：《美中科技“脱钩”视角下中国供应链重塑路径研究》，《对外经贸实务》，2021年第12期。
[35]注：在复杂社会网络中，按模块度进行划分可以识别出具有内聚性的凝聚子群，能够反映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科技合作密切程度与合作模式。
[36]J. Smith and Y. Wang, "The Shifting Dynamics of US Technological Alliances: An Analysis of Post-Trade War Collabo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20, 61(2).
[37]L. Johnson and A. Morales, "Diversifying Technological Partnerships in The Era of Trade Wars: the U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2020, 12(4).
[38]M. Li and R. Ch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9, 27(3).
[39]S. Wang and Y. Zhou, "The Reshaping of Glob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Under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21, 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