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深刻重塑，信息的生成、传播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深刻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信息主体“去中心化”、信息内容“碎片化”、信息载体“多样化”、信息效果“最大化”，构成了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全新境遇。面对多元思潮冲击、媒体平台竞争、媒介技术变革和传播格局风险等现实挑战，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积极推动数智技术运用，加强数智人才队伍培养，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监管，切实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关键词】数智时代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人工智能
【作者】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慧娟、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小朋
伴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延伸至由技术所形塑的网络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信息的生成、传播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深刻重塑，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全新境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1]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智时代，深入分析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境遇与挑战，进而寻求应对之策，是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境遇
信息主体“去中心化”。在数智媒介不断发展过程中，平台媒介逐渐成为公众感知外在世界的关键窗口。公众依托各类数智媒介平台参与信息的收集、分析、生产等，他们既是信息传播者，也是信息接收者，呈现出信息主体“去中心化”的特点。在此情形下，主流媒体或权威机构掌握“话筒”的时代一去不返，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传统传播主体的权威地位，增加其有效传播难度。
信息内容“碎片化”。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运用，使得意识形态内容以数字产品、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产品等形态呈现。数智媒介平台为了让传播的内容更有吸引力，往往倾向于选择便于公众接受的“碎片化”方式进行传播，传播内容呈现出浅层化、娱乐化等特征，人们的注意力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撕成碎片，沉浸于感官娱乐，这使得一些群体面对问题时认知容易局限于浅层表象，缺乏从全局性、整体性视角对问题展开深入探究的能力。
信息载体“多样化”。与报刊、影视、广播、书籍、音像制品等传统的传播媒介相比，数智技术引发了媒介叙事形式的革命性变化。其通过打破不同传播媒介之间的壁垒，语言与形式的呈现空间得以优化重塑，以往单一的文本、影像等载体实现多模态融合，个体能够享有多重感官体验。例如，人工智能语音克隆技术能够将文本以声情并茂的方式予以展现，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技术能够通过个体面部表情变化、观看时长等数据观测内容效果。
信息效果“最大化”。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人们处在信息的海洋之中，无时无刻不被各种信息包围。一方面，数智技术通过媒介平台嵌入生活，人们借助传播载体获取信息的主动性不断增强。诸多信息传播载体集多方面功能于一体，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推动传播格局深刻改变，这一传播矩阵使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主动或被迫接收、讨论传播内容。信息传播借助推荐算法等技术不断增强黏性，使个体逐渐滞留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难以接收与个体主观意志不一致的信息。
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多重挑战
多元思潮交织，要求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良莠不齐，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准确辨别信息的难度，也使人容易受到错误社会思想观念的干扰和误导。因此，必须重视数智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冲击。
媒体平台兴起，要求主流媒体创新话语表达。随着社交、搜索、短视频、直播等平台的兴起并吸引大量用户，主流媒体面临着提升自身吸引力的紧迫任务。《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2]因此，主流媒体需更加积极应对数智技术变革对信息内容的影响，巧妙融合严肃性的叙事话语与鲜活性的叙事话语，走出一条兼具权威性与亲和力、“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道路。
媒介技术变革，要求搭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平台。技术革新是推动信息传播格局发生颠覆式变革的根本动力，因此，要充分整合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在数智媒介场域中，搭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宣传教育的创新平台。例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兴趣进行分析，对网络信息数据进行安全分级管理，对网络舆情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调控等，从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传播格局风险，要求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打破“信息茧房”。在数智时代，内嵌数智媒介技术的各类媒介平台凭借矩阵式、无死角的传播格局，对个体产生难以避免的影响。而随着数智技术的不断成熟，及其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深度嵌入，个体愈发容易沉浸于自我认同不断强化的“回音壁”之中。因此，数智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需要重视这一潜在风险，通过立法约束、技术改进等方式加以应对，打破算法歧视，避免产生认知壁垒、价值极化、圈层隔阂等现象，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与稳定。
数智时代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策略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其发展态势也成为影响各项事业走向的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3]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变为最大增量，需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推进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其关键在于明确数智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主导力量。“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仅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也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因此，在数智时代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中，党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在整体层面、战略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职责，做到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参与并主导制定战略目标，确保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全党同志动手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良好局面。
推动数智技术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5]因此，应坚持系统思维，深入思考数智技术融入意识形态风险识别及应对各环节的具体路径。在风险识别环节，借助数智技术建立风险监测体系，通过主题词识别、内容分析等技术将其进行准确的判别分类。在内容生产环节，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对海量用户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整合，以此为基础进行意识形态内容生产创作，在贴近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其感染力。在传播环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实现“视听转换”效果，促进意识形态内容表达丰富化、生活化，提升内容吸引力。在评价反馈环节，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人机互动，收集个体真实的评价数据。
培养数智人才队伍。当前，我国网络用户以青年群体为主，其中“00后”新生代群体逐渐成为网络新生主体力量。他们展现出全新的性格特征，使得数智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的挑战和相关工作压力明显增加。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地吸收新理念、应用新技术和管理方法。与此同时，现有从业人员的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一方面，要专门开设相应的专业或者课程，着力培养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专业型数智技术人才；积极发掘优秀人才，吸收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加入。另一方面，要优化现有网络人才队伍，尝试构建以数智技术为导向的网络安全人才全生命周期培养体系，不断提升现有网络人才队伍的职业素养。
加强互联网立法监管。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意识形态问题随之涌现，如个人隐私泄露、谣言和语言暴力泛滥等问题层出不穷且识别困难，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刻不容缓。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领域治理，不仅要注重“软性”手段的运用，即加强思想舆论的引导、斗争能力，也要辅之以“硬性”手段。具体而言，一方面，要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重要高位阶立法，清晰界定网络治理中方向性、原则性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网络具体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例如，明确诋毁、侮辱英雄烈士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规定，并对相关案例进行及时总结通报，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0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3]《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38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5]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