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生态、全球话语与本土实践：2025年国际传播的新趋势和新议题展望

2024年，国际传播领域充满了技术变革、全球与本土的话语交流，以及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复杂博弈。国际传播不仅需要应对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还需面对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甚至要直面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下的国家角色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展望2025年，国际传播领域将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共同推动下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将更深入地聚焦技术重构的国际传播生态、多极化格局下全球话语与本土话语的交融，国际传播实践将以多层次的路径创新为抓手，更加积极主动地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发展，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技术正在改变国际传播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充当内容生产者，也作为传播者，参与全球舆论场的构建。关于数智技术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但随着技术不断深化与实践持续推进，技术的讨论逐渐超越单纯的技术性探讨，呈现出“数智技术+”的多维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与国际传播领域的融合，将催生出新的理论突破与发展。

例如，与情感传播相勾连，情感互动在缓解数字隔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跨文化沟通中连接情感与理解的核心工具。因为AI的“人机共创”特质推动了“涌现性”传播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传播结构的单向性，AI驱动的个性化推荐能够更加准确地挖掘受众的文化偏好，从而加强情感连接，推动跨文化传播更为深入。未来，应用研究可以着重于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效果，可以探讨数智技术如何影响受众的跨文化认同，帮助克服文化偏见，进一步实现跨文化理解与共鸣。

与此同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广泛应用，其风险管控、跨文化适应性、伦理问题逐渐显现。在风险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将持续得到关注。这一技术背后潜在的权力结构和资本布局对于国家数据安全和国际数字鸿沟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讨论。在跨文化伦理层面，技术能否真实地反映目标文化的内涵、避免偏见，正成为研究的焦点。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依然是主流思路，例如目前有学者提出了“超级对齐” (superalignment)的概念，即通过监管和技术方法， 使AI更好地与人类价值和目标保持一致。换言之，当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从技术层面设计“文化敏感性”评估机制，以确保信息内容能真实反映不同文化的独特性，进而确保国际传播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数字平台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主导地位，使平台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渠道。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了新的“数字边界”(digital border)现象。尽管数字平台号称“全球无边界”(borderless)传播，但这种全球化的信息流动实际上受到跨国超级平台的垄断控制，如Meta、谷歌和亚马逊等。有学者提出“数字帝国主义”(Digital Imperialism)的概念来形容这一现象，即通过数字平台建立的全球影响力，主导数据和技术标准，将本土价值观和商业模式推向全球，形成一种隐性支配。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流动依旧是被民族国家所支配，国家的边界依旧在限制和控制着这些流动。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数字技术干预非洲国家的公共舆论，甚至已经让非洲的数字空间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使非洲媒体同时具有了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国内、地方争议的特征。与此同时，媒介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全球连接的想象正在反向影响现实的连接，即权力的博弈反向形塑着技术的发展路径。这也导致在技术扩散的路径中，“全球北方—全球南方”两种逆差资本影响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生成。

因此，即使在“无边界”的数字空间，国际传播研究依旧需要不断强调国家和数字平台仍在控制着信息流动的边界。它们对信息流动控制的强化使信息透明度和公正性成为亟需解决的议题。这揭示了未来的国际传播领域中，对国家角色与数字平台主权的关注将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对跨国信息流动的监管方面，以减少信息垄断并改善信息透明度。目前，已经有学者分析了数据中心化对南方国家的影响，指出国家间技术标准化与合作框架将是未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确保数字平台的公平治理，推动全球信息流动的秩序稳定。未来的国际传播将探索多中心化的传播网络，更包容地展示各国的多样文化，从而构建更为平等的全球信息传播环境。

2024年仍然是地缘风险层出不穷的一年。冲突与分裂不仅体现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还深刻影响了全球媒体与公众认知，对于冲突本身的认知建构也在进一步分化。一方面，俄乌冲突被放置在整个西方民粹主义抬头和后殖民叙事中，将冲突叙事放置在“东方—西方”的框架中思考;另一方面，冲突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虚假信息和深度造假依旧值得被进一步讨论，例如，去语境化的虚假信息如何进行情感操纵和视觉欺骗、不同国别如何理解同样的虚假信息和造成什么动态影响等。

在全球政治形势动态变化的基础上，国际传播学者开始了对于“全球南方”“去西方化”等议题的持续关注，过去由西方主导的单一叙事正在被更加多元的视角取代。“去西方化”的趋势不仅是非西方国家反映自身文化和政治诉求的必要手段，更是对西方单一叙事结构的挑战。例如，金砖国家的媒体报道就反映出一种新兴的多极世界格局——非西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上寻求更多的发言权，以平衡西方媒体的主导地位。在乌克兰危机的报道中，金砖国家的媒体立场相较于西方媒体更为中立，强调和平解决的必要性。这不仅挑战了西方主导的叙事框架，也为全球传播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多极化格局下，非西方国家如何把握全球话语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趋势，通过全球事件、文化产品来展现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利益诉求。这将帮助国际传播理论更加关注如何在不同文化间实现平等对话，推动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和全球信息秩序的重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传播研究如此强调多元和平等，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多样性和公平性仍然有待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仍然在参与和获取机会方面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显示出持续的参与差距。

进一步而言，“去西方化”话语不仅是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挑战，更是在全球传播中实现文化平等的方式之一。“和”的传统文化价值渗透在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其理论内涵及其当代诠释可以作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的基座。这套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提供了一种包容性、合作性的文化交流新范式，强调不同文化在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达成理解与共鸣。这也契合传播的本质，即信息共享和集体责任，国际传播应当倡导放弃以等级和冲突为核心的模式，转向一个支持文明互鉴、共享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框架。这种多元视角的框架将促使未来的研究更加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息流动和文化传播的多样性。这预示着，未来的国际传播需要考察的不仅是可量化的效果指标，更是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认可，一种跨文化的主体间性。

国际传播如何通过多元的文化表达视角突破西方主导的单一化全球叙事框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关注重点，国际传播将存在一个“文化—文明”视角，超越国际传播研究既往的地缘政经的权力博弈，试图通往文明与文明、文化与文化之间彼此交流达成互惠性理解。

区域国别研究为国际传播的精准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未来的国际传播可以以区域国别为方法， 识别区域的理论想象，与国际传播的社会实践对接， 为人类社会的合作发展提供创造性可能。也就是说， 以区域国别为方法的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重视各国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还强调在不同国家内部实现“本土化”的传播模式。区域国别研究帮助中国在国际传播中转变“他者”观念，即不再将“他者”视为模糊的外部形象，而是通过更为细致的文化理解实现传播策略的调整，让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真正完成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既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又是服务于现实需要，通过结合各国的文化生态，传播内容可以更贴近当地的社会现实，从而实现与受众的深层次情感共鸣。

目前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较为典型的是区域国别视角在报道非西方国家的议题中得到应用。例如，在阿富汗女性形象的报道中，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媒体采取了不同的视觉框架建构策略，体现着差异化的意识形态根源，揭示了媒体的框架折射着其背后的差异性、地域性、民族性，甚至国别性。

在国家政策和现实需要的共同推动下，国际传播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将进一步“双向奔赴”，彼此融通共鉴。将区域国别视角融入中国国际传播框架，为实现文化共情和传播精准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该方法可以深入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推动传播内容更具针对性。未来国际传播领域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将传播策略深植于各区域国别的具体文化语境，构建更加细致、符合受众需求的叙事体系，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共鸣。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党在宣传思想文化上的里程碑，对于国际传播领域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强调“要坚持原原本本、深入系统学，结合实际、聚焦重点学，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学，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因此，2025年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同具体的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相结合，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基础上，理解文明交流互鉴，并构建多层次、多主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但讲好中国故事不应落入单一化和同质化的窠臼，中国故事是来源于地方实践的多元有机整体。因此，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持续深挖地方文化符号，进一步扩大文化间性空间。2024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正从省级向市级甚至县(区)级层面发展，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地方国际传播也因此成为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创新和理论增长的重要抓手之一。

第一，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逐步形成了基于资源禀赋的分层传播策略，充分发挥城市的特色和优势， 以实现更精准的文化传播。北京、上海等城市可作为城市国际传播的核心节点，在社交媒体内容传导中发挥中心作用，通过热门话题的引导扩大了其他城市的内容影响力，提升了整体的国际传播效果 ;第二，地方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包容性逐渐显现，地方通过促进多元文化间的对话与合作，在对外形象塑造中增强了国际亲和力。多语种传播和国际友城关系的建设也成为提升城市传播亲和力与认同感的重要途径;第三， 作为区域的地方国际传播成为新的学术理论和实践形式增长点。“湾区传播”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特色以及全球粤语文化圈和潮汕人的全球网络，进行更精准和更细分的国际传播。

未来，城市国际传播将进一步推进，成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通过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提升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全球文化间的理解与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精准化、区域化的传播策略，区域将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城市国际传播不仅是实践创新的驱动力，也是理论发展的创新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以市场力量促进文化影响：短剧与游戏出海

2024年，短剧和游戏“出海”，已经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抓手，二者作为文化产业，通过创新的媒介形式和多层次的文化传递路径，展现出强大的国际传播潜力。

短剧凭借其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的特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碎片化传播触达全球观众。微短剧迎合了全球受众对轻量化、快节奏内容的需求，不仅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实现内容的本土化改编，还能够通过短视频平台的广泛传播实现快速的用户覆盖和情感连接。微短剧的成功出海既为中国影视文化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又为中国文化的全球推广注入了活力。

游戏也逐渐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媒介。有学者将米哈游推出的《原神》称作数字华流的四小花旦之一，高度肯定了游戏作为国际传播抓手的重要性。2024年，国产游戏《黑悟空· 神话》的全球成功，进一步展示了国产游戏通过视觉奇观和文化叙事达成的“审美共通—情感共通—认知共通”的传播效果。因此， 游戏不仅仅是娱乐产品，还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平台，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正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

短剧和游戏将持续为中国2025年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新动力。二者以独特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全球市场中创造了广泛的文化共鸣，既实现了中国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输出。除了短剧和游戏，网络小说、跨境电商等市场力量也将继续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丰富的实践范式和新的路径，也必然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增长点。

政策支持在国际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过境免签政策正不断深入，从144小时延长为240 小时(10天)，开放24个省(市、区)供跨区域旅行，让来华游客能够在有限时间内亲身体验中国文化。这一政策不仅简化了游客的入境流程，还使得“中国旅行”在全球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许多外国游客利用这一政策，以短视频形式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逐步形成了一种“民间国际传播”模式。这些真实而生动的旅行体验反映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发展现状，帮助驳斥了西方媒体的某些负面叙事，形成“积小流而成江海”的效果，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因此，“洋网红”的生动讲述能更有效地减少中国形象误差，有着较好的“他塑”作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始于民相识。”“洋网红”作为传播中国形象的桥梁，其通过视频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够在中外之间起到连接与沟通作用，有助于弱化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偏见。但与此同时，“洋网红”的特殊身份也具有一定风险，在严肃话题和敏感话题上可能会引起反效果。也存在部分洋网红为了博取流量而拍摄片面的中国，无法保证传播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而，需要对其生产的内容进行适度引导和把关。

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政策支持下的文化交流模式。例如，如何设计更多的文化接触场景以增强跨文化传播效果;再如，留学生、跨国婚姻家庭等桥接社群的力量也值得进一步挖掘。此外，研究还可以探讨政策驱动的文化交流的长期效果，确保短期文化接触能够为跨文化理解和沟通带来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面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

当前，国际传播正处于技术变革与全球格局深刻变化的交汇点。面对数智技术浪潮、全球化与“去西方化”的相互激荡，以及多极化背景下全球话语权的重构，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拓展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回应全球传播不平等与知识垄断的重要实践。未来，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需超越单纯的传播效能研究，转向价值共识与文化理解的深入探索，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工作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为话语底色，在处理好开放性与自主性的二元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推动国际传播的文化多样性与平等交流。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全球传播格局的平衡重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和话语支持。通过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协同创新，中国有能力在国际传播领域开创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全球传播学术与实践贡献独特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6ZDA2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