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化传播视阈下国际传播的下沉文化市场转向：中国短剧出海的传播模式与实践反思

20世纪以来，全球文化影响力和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西强东弱”的格局，欧美国家作为享有语言霸权、媒介霸权的生产者牢牢占据全球文化市场高地，处于“全球南方”的非英语国家往往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十分有限。占主导性地位的西方文化如何在全球流动扩散，欧美文化产品如何在世界各地被理解和接受，文化帝国主义与受众能动性之辩等议题，是过往主流学界关注的焦点。《意义的输出》（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正是美式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缩影，20世纪80年代美国家庭肥皂剧《达拉斯》的跨国之旅，折射出跨文化传播背后西方与东方、传者与受者的权力关系。21世纪跨国媒体集团、数字媒体与平台媒介的兴起，冲破了过往的传播格局，使得原本处于市场边缘的非英语国家掀起“反向回流”（global contra-flow）的浪潮，除日漫、韩流、印度宝莱坞等文化娱乐产品逆向输出欧美西方国家市场外，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23年下半年也迎来了短剧出海的骄人成绩。ReelShort、FlexTV、GoodShort等中国短剧平台获得大批外国受众的喜爱和热捧，其逆向扩散的破局之道暗含“转文化传播”新思维，其主攻下沉文化市场的路径选择也将成为中国文化娱乐产品出海的新趋势，短剧出海的全球逆流对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启示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是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立足传统的国际传播实践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这类基于高雅文化的传播实践，所传递的内容文化壁垒较高，若未能成功将其进行现代化转化，在跨文化传播中容易形成“曲高和寡”的局面。同时，许多以“输出文化”为目标的海外传播实践，在“自塑”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受众的文化背景，其背后的文化传播思维仍是“单向度的、灌输式的送文化”，缺乏对受众情感和需求的体察，相关产品尽管能够在国内市场获得观众的认可，却难以引起海外受众的情感共鸣。这类格局视野宏大的高雅叙事，与全球范围内草根化、去中心化的网络传播格局，大众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倾向适配度较低。

近年来，火爆全球的“科目三”舞蹈、微短剧，以接地气、生活化的内容在网络平台实现逆向传播和病毒式扩散，以快乐肆意的民间文化走出了一条下沉市场国际传播的破圈之路。这类走出国门的文化现象并非是单向输出的结果，而是多元文化对话、各国网友参与铸就的现象级热点。2023年下半年，中文在线旗下的海外短剧平台ReelShort登顶欧美多国的IOS免费下载榜，成为继TikTok后的又一匹出海黑马。截至2023年11月30日，ReelShort累计净流水约达3000万美元。目前，中国出海短剧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除排名第一的ReelShort外，Dramabox、FlexTV、GoodShort、99TV等依托国内网文短剧公司的出海平台，也开始在各国市场攻城略地。出海短剧主题多围绕霸道总裁、先婚后爱、甜蜜复仇、狼人等爽文题材，具有冲突反转高频快速、爽点密集、剧集短小碎片化、剧情土味但引人上头等特点。ReelShort官方账号在YouTube上发布的视频中，最为出圈的热门剧集“我亿万富翁丈夫的双面人生”（The Double Life of My Billionaire Husband）获得近600万次观看、1300余条评论，App端的收藏量达700万。在TikTok上发布的“危险关系：天价前妻不好惹”（Never Divorce a Secret Billionaire Heiress）、“禁忌：我与狼君命中注定”（Fated To My Forbidden Alpha）等多个短剧视频播放量达千万量级。海外传播下沉打法的成功，其核心是基于人性共同点的文化杂糅策略，背后是从“跨文化”到“转文化”传播的思路转变。

传播学领域中，指涉不同文化间传播交流活动的“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译为“跨文化传播”。随着国际格局和传播技术的变迁，一批中国学者开始使用“转文化传播”的译法，旨在与过往的跨文化理念形成差异，便于区分新旧观念的更迭。

清华大学赵月枝指出，在英文语境中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和transcultural三个跨文化概念产生于不同的时空历史背景，在全球政治历史涵义上有不同的侧重。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密切相关，强调文化的内部同质性和外部异质性，而transcultural的概念源于后殖民语境，强调的是文化的“混杂性、过程性、生成性和抗争性”。史安斌同样认为，“跨文化传播”这一概念是二战后美式全球化霸权主义的产物，本质是欧美推动其文化和价值观从西向东流动，强调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征服和吸纳。章晓英回溯了“transculturalism”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的来源与变迁，指出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最早提出transculturation一词，用以描述古巴“错综复杂的文化互化的历史”。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融碰撞之中，难免会有所谓先进、落后之分，而奥尔蒂斯则坚持文化的平等性，用互化（transculturation）取代同化（acculturation）一词，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双向协商，二者在文化互化过程中均占有主体地位，在交流中形成新的文明形态。马尔文·克拉迪首次将“杂糅”（hybridity）这一后现代主义概念运用至传播学领域，并将“杂糅”视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他聚焦作为理想状态的“混杂性”对世界秩序的重构，提出了“批判的转文化主义”这一理论框架，将转文化带入媒介与传播学界。

跨文化传播时代，纸媒、广播电视和早期互联网等中心化媒介承担了单向文化输出的功能。而在互联网平台媒介崛起，传播格局悄然变化的新全球化时代，史安斌认为，“跨文化传播”概念已经无法阐释全球文化在流动中交融、改造、转型的过程。与强调文化异质性的跨文化传播不同，转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生态，核心是消解文化间的二元对立，平等赋权不同文化主体，将他者文化内化为自身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杂糅。两种或多种文化在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在良性互动之下，消解异质性边界，生成一种具有混杂性和流动性的文化。以转文化传播为核心理念的平台世界主义与“天下一家”的中华传统文化观念一脉相承，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新型传播模式和路径创新。

“转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深刻阐释了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杂糅”图景，这为全球传播实践带来思路转变。混杂性（hybridity）是后现代文化的特征，亦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混杂性能够颠覆等级制的桎梏，消解权威与中心，在斑杂并生的空间中生成力量博弈的新地带。在转文化传播中，“杂糅”既是文化交融的最终形态，也是实现文化反向回流的重要手段。“混杂性”并非是不同文化简单叠加的产物，而是基于多元文化共同点与全球民众人性共通点的文化交融。混杂性策略的核心在于寻找并把握共同点，在文化杂糅之中不断变换文化产品的“肤色”以融入全球市场。究竟何种文化样态才能作为混杂性的基底，扮演不同文化的公约数？实践证明，在去中心化、去精英化的社交媒体平台中，恰是那些深入最广大群众的草根性内容和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才能赢得最广泛的认同与最普遍的共鸣，因而最适合作为转文化传播“文化杂糅”的载体，承担不同文化公因子角色。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文化是平常的”，文化并非某一特殊阶层的专属，而是普通民众“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平民主义进路无疑是帮助中国文化产品实现全球回流的有利思路。威廉斯认为，文化并不存在高雅与低俗的等级之分，每个普通人都是平等的文化实践者，文化源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是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实践。“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大众，有的只是把人视为大众的观察方式”。普通大众具有参与、创造文化的主体性身份，处于下沉阶级的普通民众在文化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在转文化传播中，正是下沉式、平民化的大众文化实践，以往低处蔓延的“水流”姿态完成了文化回流的使命，回顾过往的韩流、日流、印流，无一不是以歌曲、舞蹈、韩剧、漫画、电影等娱乐性流行文化获得海外受众的喜爱。

在国际文化产品的流通市场上，已经有一批“转文化”思维的中国作品获得了成功。“科目三”、短剧等国际传播实践在海外下沉文化市场的风靡，无疑呼应了这一新时代的理论变迁。本研究着眼于“短剧出海”这一海外下沉文化市场传播实践，从转文化传播与平台世界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剖析中国短剧出海的实践经验和现实困境，揭示中国文化出海下沉路径的可行性和发展潜力。

二、下沉文化市场中中国短剧出海的传播模式

1．文化杂糅：下沉内容创作与受众市场的在地融入

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社会生活观念、惯用文化符码、文化习俗与禁忌差异巨大，强调“文化异质性”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在传与受的过程中容易引起不同文化受众的“对抗式解读”。对于“全球南方”的生产创作者与内容出版方而言，寻找能超越单一文化语境的素材，提升文化接近性，是推动产品在异国市场落地的内在要求。转文化实践中，文化产品的创作者能够基于对异质性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完成对内容编码的转化，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实现文化杂糅，而信息接受者也因此能够识别与自己文化接近的内容与符号，减少文化折扣。转文化实践中，“双方能够共同完成文化转化，超越任何一方文化框架”。

在海外获得热烈反响的中国短剧，正是基于“文化杂糅”的转文化实践。出海短剧一反传统的输出模式，通过制作本土化和题材定制化，大幅降低了外国观众的接受门槛。例如，短剧出海龙头企业ReelShort并未直接输出翻译版的国内市场短剧，而是将中国爽文套路移植到西方语境之下，实现剧集内容的本土化。ReelShort短剧采用“晋江文剧情+中国团队制作+欧美人主演”模式，使用欧美面孔、欧美情境、欧美元素对剧集进行包装，消减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冲突，提升与海外受众的文化接近性。

题材方面，主打欧美市场的ReelShort并非简单移植中国短剧，而更多加入在地化文化元素。例如，考虑到短剧的平民特性，制作方并未选取西方剧集常见的贵族化吸血鬼形象，而是在短剧中以平民化的狼人元素为线索铺展故事情节。放眼全球，有着丰富的本土传奇和神话体系的中东也是许多中国公司寻求扩张的新兴市场。面向中东的出海短剧通过融入法老、金字塔、王后等人物情节，在混杂性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剧集的本土化。除文化符号的杂糅外，许多短剧公司还注重语言表达的在地适应。例如，在欧美等低语境文化的国家，角色的对话需要改编为平直易懂的语言，而非沿用中国市场的高语境表达，删去暗喻、指代、潜台词等迂回式话语能显著降低理解门槛。依托数字平台的短剧制作发行，更能通过实时监测后台数据识别用户口味，及时根据用户反馈调整剧情安排、文化元素，更充分地实现精准传播。

2．情感融通：转文化传播与情绪对话点的“下沉”

多元赋权的平台媒介颠覆了过往以传者为中心的输出模式，去中心化的节点用户在点赞和分享的过程中表达认同，制造热点，传递情绪。因此，以受众为本位的共情传播，成为文化产品成功落地海外的重要创作策略，唤醒受众共同情感，是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文化的重要路径。

对于依托“下沉”情感叙事的出海短剧而言，编剧们抓住的人类共同情感，就是各国民众对甜蜜亲密关系与美好感情的向往，对底层崛起叙事的共鸣，对善恶得报这一朴素价值观念的认同。短剧的受众群体往往是怀抱某种现实缺憾或情感诉求，需要从爽剧中获得情感或娱乐价值的人群，而普通人大多难以拥有完满的现实生活，因此短剧的各国受众极为广泛，呈现出下沉性特点。

短剧平台的受众多为海外中青年女性、蓝领阶层等。短剧本质上和过往的电视肥皂剧并无不同，它们大多具有相似的主题，在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情节密集的短剧是更为与时俱进的影视形式，或将替代肥皂剧的观剧需求。

短剧的另一类消费群体是海外的下沉受众。在ReelShort风行的欧美市场，后工业化社会的时代浪潮催生出一群“失落的灵魂”（“The Lost Souls”），他们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无法在国际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现世环境感到无力。正如乔治·帕克《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一书中对美国社会的洞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是见证美国梦破碎和终结的30年。一代美国人经历了石油危机、艾滋病蔓延、互联网泡沫破裂、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占领华尔街等事件，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下层民众对精英主义的虚伪说辞感到厌倦。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加大，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在沉疴遍布的社会环境下，弱势者无法获得成功，亦无法将自身失败归咎于体制。现实社会的失意者，在短剧给予的快感中找寻情感慰藉，结构性社会问题带来的痛苦，创生出下沉市场的文化需求，在YouTube、Netflix之外，接地气的中国短剧或将能精准补位。

马龙和李虹指出，共情与“转文化传播”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相同的内核，即“共享”与“认同”。情感的共享是跨文化理解的基础，随着共通情感元素的扩散最终塑造出群体认同，这正是“转文化传播”的目标。在“转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通过构建易于引发共情的内容，可以迅速缩小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隔阂，吸引受众观看，激发理解和认同。短剧作为击中人们共同情感渴望的文化娱乐产品，不仅是简单的故事铺陈和情节突转，更是一次与观众情感共振的交流，能够与受传者产生共情，为观众提供深刻而感人的情感体验，以中国爽文叙事承载一种文化情感公约数，精准击中全球广泛下沉群体的娱乐诉求。

3．多元共振：生产主体下沉与遍在的转文化参与

下沉市场转文化传播实践所依托的通俗文本与流行内容，使得观看、接受内容的每一位普通人都被赋权，在个性化解读与文化再创作的过程中获得意义生产的主体地位。跨文化传播时代生产者与传播者的权力被无限下放，意义的创造不再仅是文化精英写就一篇篇经典文本的过程，而成为每一位草根群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过程。

与“科目三”舞蹈等激发网民广泛参与的文化形式类似，短剧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形式，正是费斯克所言的“生产者式文本”：“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则未被言说，未被书写。它在文本中留下裂隙与空间，使生产者式的读者得以填入他或她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间的关联。”文本的开放性使得观众有空间自行进行意义的生成，在写入个人意义的同时创造快感。这种快感具有一定抵抗性，是人们对理想境况的投射，并不属于现实。但不论如何，人们都能在观剧的过程中为自己编织一个白日梦，在幻想中写入独属于自己的意义，完成对现实世界中危机和焦虑的短暂抵抗。

短剧依托的竖屏传播形式能放大剧中人物，弱化场景，进而加深观众“生产者式的快感”，因此更容易产生代入感。手机观影的私密性能隔离物理环境，增强观众的视觉专注力，为其带来一种“我即中心的凝视快感”。同时，竖屏观看模式放大了观看者和剧中人的情感互动，在竖屏影像中，剧目中人物的意义并不源于角色性格本身或与不同人物的关联，而是来自于角色与观众之间的符号互动。人物的意义不再仅由故事情节所建构，更重要的是观看者的参与和情感连接，也就是说，观看者的加入赋予了人物和剧情更丰富的个人化意义。目前，竖屏看剧的形式在海外市场仍是一片蓝海，过去的流媒体平台如Netflix，YouTube等多以网页端横屏观看为主要消费模式，移动端观看并非主流。继TikTok之后，ReelShort等平台或将改变海外观众的观剧模式，开启短剧消费新赛道。

短剧、“科目三”等文化形式触达用户后，受众自行生产意义或生产内容的过程，正是生产者文化与消费者文化交相融合的过程，文化产品脱胎于单一文化的初始面貌变得模糊混杂，在文化对话中完成在地接受。观众在与内容的互动中产生情感能量乃至形成认同。激发广大群众的代入感或参与感，都是跨越文化区隔，实现转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借由具有模因（meme）特质的流行内容催生人们的参与热情，在模仿、复制、再生产中实现自我传播或对外传播，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文化，是转文化传播的应有之义。

4．民间活力：转文化传播与出海公共平台下沉

中国短剧的全球突围，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传播模式转变的又一例证。近年来兴起的数字应用和新兴媒体平台如TikTok、起点国际、米哈游、希音、拼多多、美颜相机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数智华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布局全球战略，通过复制中国本土成功的商业模式，在国际市场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这些民间平台以“去国家化”的姿态和国际化的形象示人，相比于带有政治色彩的官方平台或媒体账号，更具有打入海外受众市场的便利，也更容易赢得受众接受。ReelShort等短剧平台风靡北美，得益于其在中国本土试验成功的商业模型。进入海外市场后，通过打造文化杂糅式影视产品，输出文化产销新模式。目前，短剧出海企业的自建平台已经初步形成传播矩阵，除中文在线旗下的ReelShort外，点众科技的DramaBox、九州文化的ShortTV、安悦网络科技的FlexTV等App纷纷在海外上线。这类文化娱乐消费平台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打造出软性话语场域，更易促进多元文化理解，产生情感共鸣，因此有潜力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阵地。

新型平台的升起，往往需要借助既有平台的势能。短剧App的获客有赖于剧集生产商在各大流量入口平台的投流与引流，YouTube、Google、TikTok是短剧App投放内容与广告的主要平台，这些平台扮演着信息分发和流量分配的“关口”，在文化产业链中掌握强大的支配力量。前互联网时代的把关者被美西方平台垄断，TikTok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单点突破将改造全球传播格局，掀起蝴蝶效应，助推更多中国平台成功出海。

数智传播时代，互联网空间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地带，东西方的技术竞合与平台博弈逐渐凸显。平台作为话语权力的载体，是各国争夺的流量高地。作为跨国媒介的平台，不仅能触及广阔的大众群体，更具有重构与形塑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潜力。作为一种“全球公共品”的平台，将赋能国际话语权、信息分发权的提升，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变迁，是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未来，超越“国族中心主义”的中国国际传播，将拥抱“平台世界主义”趋势，以转文化思维突破传统的国际传播中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二元对立之争，激发多元主体的跨文化参与，真正做到文明交流互鉴。

三、下沉文化市场中中国短剧出海的现实瓶颈

兼具下沉性和娱乐性的短剧，其叙事套路能在保持爽感的基础上千变万化，同时颠覆异质性文化壁垒实现情感共振，适合通过文化杂糅的形式落地各类受众国家，因此是转文化传播的优越载体。但中国短剧在文化出海的大背景下，仍存在一系列实践困境与局限。

短剧在接地气的同时也面临审美品位下沉的问题。出海短剧多由中国网文IP改编而来，传递底层翻身的爽感，无限靠近普罗大众人性最深处的欲望和情感诉求。刻意制造密集的情绪爽点，打造庸俗却令人上头的故事情节，牺牲艺术品位来迎合更底层的审美趣味，是短剧占领下沉市场的武器。可以说，短剧作品并不具备经典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而具有高度的商业性和娱乐性。为了在竞争激烈的文娱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短剧制造商往往诉诸视觉冲击、激烈的情节转折和表面化的娱乐元素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这导致众多短剧作品在内容上缺乏深度，情节简单化套路化，难以在国际舞台上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

短剧发行作为一种商业行为，以收回投流成本和商业变现为首要目标。利润导向的传播模式使得制作商更注重商业可行性，而非文化价值。文化价值与商业利益之间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主打下沉策略的短剧制作商更倾向于采用能够迅速吸引大量观众、刺激用户增长和带来直接商业回报的题材和情节，而非深层次的文化表达。从企业角度出发，文化传承等有较深理解门槛的主题，可能被认为无法吸引大众。因此，在短剧领域，要找到商业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平衡并非易事。

短剧能在何种程度上扮演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何承担起增进外国受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的职责，仍存在一些现实挑战。短剧剧集本身通常不涉及具体的中国文化元素，更多借助大众追求快感与爽感的娱乐消费心理，强调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经验来引发跨文化共鸣，外国观众难以在观看短剧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尽管短剧这类娱乐性质的文化产品成功走向国际市场，却并未真正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除了在娱乐和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这些产品并未为中国文化传播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回顾历史中的反向回流现象，日流、韩流等影视作品往往以流行文化形式包裹自有文化的核心价值表达，这些逆流最终导向了各国人民对日韩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喜爱和认同。出海的成功让日韩文化产品行销全球，国家文化产业影响力和民族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成为世界上的文化产销大国。而中国短剧是否能担此重任，仍有待考量。如何在短剧中巧妙融入中华文化元素，使其在传递情感的同时，也能够呈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弥合娱乐消费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割裂，使短剧更好地承担起促进文化沟通的使命，将是后续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的关注重点。

四、总结与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不同文化群体受众的口味偏好和接受习惯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打磨话语叙事策略，定制文化产品。过往实践证明，简单拼贴式的文化展示无法承担对外传播的使命，宏大叙事的文化外宣也难以获得受众认同。以经典文化、高雅文化为代表的单向输出模式的文化壁垒和理解门槛较高，在草根化、下沉化的平台媒介之上，越来越多的国际传播实践向微观、通俗、娱乐、流行的方向转型。短剧作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代表之一，主打通俗文化和娱乐内容的出海，文化壁垒最低，文化接近性最高，因此也将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排头兵。对中国各大文化影视平台和内容生产者而言，短剧出海的下沉思路无疑带来新的启发。

短剧这一新兴文化娱乐形式在海外市场的走红，展现了以转文化思维打造内容产品，凭借下沉情感、下沉受众、下沉平台实现反向回流的传播潜力。短剧的内容创作环节是文化杂糅的过程，出海短剧既不同于中国本土市场的短剧，也有别于西方本土的文化产品，中国爽文叙事与西方元素的有机结合，创生出具有混杂性的新文化样态。因地制宜、一地一策的创作导向，让短剧在把握受众市场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实现精准传播。短剧的剧情看似土味俗套，却牢牢抓住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各国民众共通的情感诉求，用快感和美好幻想填充广大下沉群体的灵魂，满足海外下沉市场文化需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成功的出海影视类型。短剧平台的民间特性无限接近普通民众，使其更可亲可感，平台媒介的成功出海也将为“数智华流”的壮大平添一份力量，让更多中国文化平台、文化品牌、文化商业模式走出去，对扭转国际文化输出“西强东弱”格局，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回流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ReelShort在欧美市场一路高歌猛进，诸多中国网络文学和剧作公司关注到短剧疯狂的吸金能力和海外下沉市场巨大的文娱消费潜能，国内资本市场看好短剧赛道，许多公司纷纷入局。未来，短剧平台是否能不断进行剧集创新，丰富内容生产，发展出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会否被商业资本裹挟，不断叠加AIGC、人工智能换脸等先进数字技术，狂奔于流量变现和文化产品套利的道路；抑或是通过文化杂糅和转文化实践承担起世界主义平台的文化交流潜力，提高国际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重塑全球文化产业力量分布格局，仍有待后续研究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