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编辑生命乃至克服生命的有限性，是人类难以抑制又充满争议的冲动。世界科幻叙事孵化着这种冲动，可谓人类生命想象的万花筒，仿生、创生、复生、转生与永生就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五种想象。其中，仿生和创生旨在仿造生命，复生、转生与永生则是改造生命。在这类讨论中，科幻可提供各类思想实验，帮助读者思考人类的生命和未来。
仿生
仿生，即对人之生命表现和功能的模仿。让机器仿生，源自人类中心主义式的执念和以自我为万物尺度的思维惯式。在科幻叙事中，这种思维惯式可能会转化为让机器人变为人的诉求。山本弘的《诗音到来之日》就讽刺了这种愿望，机器人诗音表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铁臂阿童木想变成人类。那是人类想出来的故事”。在人类文化史中，关于机器仿人的想象和实践并不罕见。《列子·汤问》中的歌舞人偶就具化了仿生思维，其身体构造和机能均与真人对应。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仿人自动机也是仿生机器，只是彼时仿生技术尚在表层阶段。
人与各类仿生机器的关系是功能表现类似但性质与工作原理不同。人类需要机器或数字分身，以更清晰地认知自我本质、探索自我界限。在广义文化史中，仿生大致经历了模拟人之身体、智能再到情感的过程。笛卡尔标准、图灵测试、沃特坎测试等关于人与仿生机器的哲学、科学和科幻思想实验，一方面映射了人之自我认知和时代精神的转变，另一方面凸显了人之特有品质，并催人反思智能、情感等人之特质的边界。《机器管家》中的安德鲁模仿人之外观、器官与情感，并为获得人类身份选择死亡，因为可朽性才是人类身份最终的通行证——世界议院承认其人类身份时，也就意味着人之定义和边界需被重新审视。
创生
创生，即用无性或另类生殖的方式创造生命。它与仿生往往依赖手造而非胎生，两者之区别在于是否旨在创造生命。欧洲传说中的荷蒙库鲁斯故事与犹太教传说中的泥人哥连故事均为人工生命传说，当代科幻的启航之作《弗兰肯斯坦》也是创生叙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生物科技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创生叙事的灵感，仿生人、克隆人和各类合成人是当代创生科幻中的常见角色。
创生具有内在的伦理属性。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并未赋予人类制造同类的权利，创生企图可能催生一系列伦理争议。创生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宗教伦理底色。日本科学家西村真琴制造出了人形机器人，拒绝使用欧美人机对抗叙事《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中的“robota”概念，而是将其命名为“学天则”，即“学习自然法则”，“人是自然之子……那么人造人也就是自然之孙”。依此理念，机器人反叛想象也就无从谈起。
转生
转生，即在世者生命状态的转化。通过转生，人类可突破身体或物理限制，并最终实现延生乃至永生等生命主张。转生想象传统悠久，例如道家就有修仙愿景。当代转生表现为自我的技术编辑、增强或转化。借助意识分身，在另类空间中获得其他身份，例如《阿凡达》中的生命转移，同样属于转生。转生可以是对人之身心的小幅调整，例如，通过基因编辑、脑机接口或赛博格等技术的身体或心智编辑；也可以是大幅转化，即将生命视为跨媒介与跨载体的存在，例如，在《心智后裔》中，汉斯·莫拉维克就将身体视为意识可替代性的容器，追求思维克隆和心智上传。科幻转生想象丰富多样，其中的数字转生想象在现实中也备受关注。但转生无法避免争议，例如，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开篇就质疑了莫拉维克心智离身和信息优先的设想。
在科幻叙事中，转生是主动或被动的个体补偿方案或人类未来走向，《流浪地球2》影片开端科学狂人的数字生命计划就代表了第二种诉求。多种科幻叙事显示，转生容易演变为生命和性别政治议题，例如《上载新生》中的内森被动转化为数字生命后，其一举一动都受到科技资本的监控与钳制。除了人类转生想象，跨物种转生想象同样存在。刘宇昆的《狩猎愉快》讲述了人、动物与机器间的生命转化，展现出了魔法与技术、女性与男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冲突。
复生
复生，或曰重生，即逝者的生命重启。“后死亡”是利用科技手段对传统死亡的抵抗、解构或颠覆，复生就是后死亡的一种表现。当前，真正意义上的复生还无法实现，但浅表式的“数字复生”已成为社会热题。它建基于逝者生前文字和影像资料，模拟逝者生命的表象，如同逝者生命句号后的延长虚线，即逝者的数字映像和重生幻象。这类逝者数字副本是失亲之人激活记忆和疗愈自我的媒介，也是在世间尝试情感再定位的依托。这类“复生”无法真正模拟逝者意识、实现双向情感互动，其核心功能在于，在世者借此尝试延续情感关联。
相比在现实中的数字技术幻影，科幻中已有诸多复生思想实验，它常聚焦于技术实现后的人之境遇和生命体验。例如，《妞妞》《云清明》等作品基于“如果复活了亲属会怎样”的设问展开，讨论了后死亡社会中“复活亲属”对于在世者而言的疗愈潜质和情感温室功能，以及情感的欺骗、沉溺、操控和商品化等伦理风险。在科幻叙事中，也有个体决定复生自我的想象。《重启人生》以死后复生和从头再来为人生实验，主人公借此不断感悟着人生的平凡与偶然。
永生
永生，即人之肉身的不朽或意识的永存。它与转生、复生均是对传统生命和死亡常态的解构，三者多与后死亡存在和超人类诉求紧密相关，都会重塑人之自我认知和生命观，引发伦理难题，但又差异明显：转生强调生命转置，复生意指死后复活，永生则是自我的延续，即在克服时间和肉身有限性后的持续存在。永生有时有赖于转生实现的生命力跃迁或生命状态转变，复生有时则是永生的重启环节。以短剧《圣朱尼佩洛》为例，转生是指约克夏借助新科技进入虚拟天堂圣朱尼佩洛，复生是指肉身消亡后其意识在圣朱尼佩洛的复苏，而永生是其意识在圣朱尼佩洛的持续与永存状态。当前，人们可以借助科技实现单向的数字存档和无主体性的模拟交互，理论上的意识永生则意味着永生者与原初世界实现双向交流。
永生想象在前现代信仰中早已有之，而当代永生设想则源自愿景式科技进步信念。雷·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和《奇点更近》中描绘的永生愿景颇具代表性：通过意识上传，逐步将人之“软件”转移到非生物载体上，并终结生命对人体硬件的绝对依赖。这种永生建基于计算论生命观。如同18世纪知识界质疑人之生命是否仅是零件和机械，当代人也有理由质疑人是否仅是数据和计算。永生技术尚难以实现，其人性考验和伦理陷阱亦不容忽视。例如，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发问道：“人们会紧紧抓住因为生物技术进展而得到延长的性命，还是觉得无止无尽的生命充满空虚并且不可忍受呢？”对此，玛丽·雪莱的《永生者》早已给出了一种否思：容颜不改的温兹被视为怪物、他者和秩序破坏者，不得不面对永生的痛苦。
从仿生到永生的生命想象源自人们的技术乐观信念，既是人类模拟或改造自我的思想实验，也形塑着人类对自我的未来想象与规划。如果这类趋势不可逆转，那在赛博格、机器人或数字生命等参照者和伴生者面前，人应该更好地定位自我，并做好心理、伦理及情感准备，以免在原本熟悉的世界里感到异化或无所适从。一般而言，科幻叙事并不会比科技设想和哲学思想实验更擅长规划人类未来，但可以让我们提前在多样态、多声部和否思性的叙事性思想实验中不断探索，从而免疫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国文学‘早期机器人’书写研究”（20CWW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