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彭雪枫受到一张墙报启发，随即于今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创刊《拂晓报》。作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报刊代表，《拂晓报》创刊后第二天跟随部队前往豫东开展游击，就此流转各地宣传抗战。不同于和平时期固定场所的办报场景，《拂晓报》为了应对敌伪顽随时可能发动的攻击，为了保证抗战宣传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必须充分利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山地丘陵、河湖港汊等自然条件，将行军宿地、驻军村庄乃至湖上船只作为办报场所，“游击办报”成为必然选择。
游击行军中的办报场景
在游击与行军过程中出版是《拂晓报》常见的工作方式，即便是在执行作战任务当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报社成员也会坚持出报。例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反顽斗争中，部队作战时，报社成员在隐蔽之处铺开摊子编报，部队转移时，报社成员紧跟其后撤离。在此期间，曾有一期报纸历经六度转移方才得以出版，从报面上竟然难以发现当时的匆忙痕迹。游击与行军间隙的宿营时段也是抓紧出报的碎片时间。同样在皖南事变后，部队转移途中若能在某地停留半天或一夜，报社成员便会借来桌子或支起门板，在屋内灶前或场院草垛之间进行刻写印刷。在短暂宿营过程中，报社成员需要即时提防各种威胁。曾有一次敌军突然逼近宿营村庄，当时报纸最后一版仍未印完就要马上隐蔽；指挥机关为此立即决定派出一个加强连负责报社警戒，直至报纸全部印完方才安全撤离。
在跟随部队行军转移的过程中，报社成员需要随身携带器械、资料、稿件等出报工具。例如，《拂晓报》在1943年五一复刊前还没有办铅印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油印设备相较铅印设备具有轻便灵活的优势，方便随时工作并转移，恰好契合游击行军的客观要求。为了配合部队行军，拂晓报社还进一步调整出报设备和人员配置。例如，在《拂晓报》创办初期，报社成员舍弃了钢板的木架子、油印机的方盒子，将调墨用的石板改为白铁片，以此减轻设备重量。后来报社专门增设一位负责设备转移的运输员，力求减轻报社其他工作人员的行军负担。
驻军过程中的办报场景
除了游击行军，部队还会在多地进行较长时间的驻军休整，这些难得的驻军经历为《拂晓报》的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工作环境。以书案店和新兴集时期为例，1939年1月，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部分单位离开白马驿，向永城书案店挺进。经过连续战斗至1月底，游击支队在书案店地区创设豫皖苏根据地的立足点，并于2月起在书案店停留近3个月。报社适时以当地一家歇业店铺为工作地点，利用店铺环境集中设置简易宿舍、办公室和印刷厂。在部队自1939年底进驻新兴集时，报社则安置在新兴集临街一家停业的粮食行里，报社成员以几张方桌、两块砖垫的门板为写字台，印刷工作则在房后西边的草棚式小屋内进行。根据庄方对1941年《拂晓报》印刷情况的回忆，当时一张可容纳三千六七百字的蜡纸，即便连续不停刻写也要七八个小时，抗战时期办报场景的艰苦条件可见一斑。相较于游击行军，中短期驻军时的工作环境虽然依旧简陋，却能够保证编写、刻印的相对稳定，最大程度地缩短了出报时间。
驻军经历不仅给予报社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而且带来宝贵的发展时机，《拂晓报》印刷技术的许多改革正是在进驻书案店与新兴集期间完成的。在刻写方面，报社成员通过在蜡纸上印格子统一每栏字数，画出了标准版式，行间留出格缝，规定了字体要求，使得每版字数增加将近一倍。在物料方面，固定蜡纸的问题、油墨质地粗糙的问题、印机垫板不平的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此外，当时报社自主研制的套印技术也让《拂晓报》变得色彩丰富、形式多样。驻军时期的技术改革使得报面信息量变大、出版质量提升，报纸受众有机会并更愿意获得较多抗战资讯，《拂晓报》的抗战宣传范围因此得以扩大。
驻军办报密切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在报社成员驻军工作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通过新闻报道进行抗战动员，还能凭借面对面接触的言传身教引导当地群众。与之相应，接纳新四军的当地群众也为《拂晓报》的印刷出版提供了重要帮助。例如，报社随军进驻蒙城某村期间，一位当地的鞭炮工人曾为报社成员亲自演示切纸技巧，并希望将自己的切纸刀和夹板赠送给报社。在报社屡次婉拒后，这位鞭炮工人又找来一位木工与一位铁工，由报社出工本费，专门给报社制作了新的切纸刀和夹板。
洪泽湖船上的办报场景
相比陆上行军与驻军办报的机动性，《拂晓报》船上办报的灵活性最为典型。皖南事变不久后，经过改编的新四军第四师在豫皖苏边区与敌伪顽势力坚持斗争。1941年5月，部队转移至津浦路东，拂晓报社亦随师部驻在洪泽湖畔半城一带。同年8月，鉴于当时的油印条件无法满足印刷需求，师部召开会议决定筹建印刷厂。1942年春节，印刷厂正式开工，为了应对敌军的多次扫荡不断打乱印刷厂稳定生产的既定计划，报社成员不得不依托洪泽湖进行灵活办报。
33天反“扫荡”时期是《拂晓报》船上办报的首次尝试。1942年11月，日伪军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33天的大扫荡。为了化整为零地缩小目标，报社成员大多被分散至群众中“打埋伏”，《拂晓报》暂时停刊，只留庄方、张景华和刘秉衡三人跟随师部编印《反扫荡快报》作为替代。位于洪泽湖畔的印刷厂提前在湖边备有3只大船和2只小船，反“扫荡”开始之后，彭雪枫命令报社工作人员携带字架、铸字机、装订机等印刷出版设备迅速转移至船上。部队在岸上作战时，印刷厂根据战场形势乘船先后到达草湾、临淮头等位置待命，随之遵照师部指令在水上漂流。每到一个指定位置，报社工作人员便会放倒桅杆，再把船撑到芦苇最深密的河道中隐蔽。根据李波人诗中描述的“材料奇缺字不全，个个木刻有困难”，可见船上办报的设备短缺与条件简陋。即便如此，报社工作人员仍然能够做到“深夜挑灯印捷报”，坚持在洪泽湖的船上印刷出版报纸。
为应对敌人的不定期扫荡，印刷厂工人开展别具特色的“水陆两栖办报”。1943年秋后，印刷厂才在刘龙岗稳定下来。相较于33天反“扫荡”时期危急仓促的出版活动，此次“水陆两栖办报”稍显从容，印刷厂工人还对各种设备进行改装。例如，史纳带领排字工人改装了24盘常用字，精简了部位字，缩减了字盘、铅字、字架的占地空间，如遇敌情，工人便可快速将铅字装箱带走。这些经验后来被运用于1946年的“两栖战斗”时期。
流动宣传的战斗堡垒
从新四军游击支队到新四军第四师，再到新四军淮北军区，《拂晓报》在抗战时期一直处于流动宣传的随军办报状态，忠实记录了新四军第四师及其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充分发挥了随军流动宣传的舆论动员力量。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环境下，《拂晓报》凭借灵活机动的办报场景，堪称“流动宣传的战斗堡垒”，能够实现从部队到边区再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发挥影响力。这为当下党报党刊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如何保持舆论宣传的主动性与权威性，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实践经验以及难能可贵的历史参照。
《拂晓报》的历史经验表明，党报党刊必须纵向承接党中央的宣传路线，横向适应报刊所处的舆论环境。《拂晓报》在抗战时期坚持“游击办报”的斗争精神以及施行“因地制宜”式流动宣传，至少有以下两点经验值得当下借鉴：一是党报党刊在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需要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和受众对象，依据传受双方的传播特征灵活选择适当的传播渠道；二是党报党刊的全媒体报道与融媒体报道需要采用机动策略，对于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痛点，随时主动出击，即时对冲质疑，以此巩固和扩大主流舆论的影响力。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