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基于数字域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 范式重构与路径突破

1.1 学术语境：传播学的范式困局

国际传播研究长期受困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窠臼。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日均新闻产量占全球总量的80%[1]，尽管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整体国际传播秩序的“西强东弱”不对称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数字时代的不对称格局进一步固化：2021年美国公司占据了社交媒体全球排行榜前五名，[2]截至2025年3月，Meta旗下“应用家族”（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等）日活跃用户规模为34.3亿人，[3]约占全球社交媒体用户的65.5%。传统理论 [如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线性传播模型[4]、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5]等]均未突破“主体—客体”的二元认知框架，本质上延续了西方中心主义对“自我—他者”关系的单向度建构，显性或隐性地昭告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6]且无法解释文化冲突的量子化特征——数字时代的传播不再是线性的主客互动，而是多元主体在技术中介下的复杂博弈。[7]

1.2 现实困境：中国的传播逆差悖论

中国在国际传播场域面临“软实力排名与传播效能倒挂”的结构性矛盾。根据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中国软实力排名位列全球第二，但“媒体与传播”指标排名位列第五（该指标之首的美国指数为6.8，中国为4.6）[8]，表明国际传播效能仍有待提升。数字文明时代下，算法殖民（即西方国家利用算法偏见、算法过滤和算法设置，将西方文化价值与叙事逻辑嵌入全球信息分发体系，形成对非西方文化的系统性压制与认知塑造）加剧了非西方国家的“数字文化赤字”。例如，我国媒体旗下账号常被第三方平台标记为“政府所属”加以封禁，相关内容被标为“虚假信息”加以限流，仅有少数隐蔽账号得以幸存；[9]当前全球通用的大模型数据训练集语言资源分配不均，中文语料仅占1.3%，中国特色明显不足，[10]导致生成内容极易出现文化误植。中国争取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面临内外双重困境，既有西方国家网络话语强势地位的压制，也有自身能力不足导致的国际传播效果不佳之拘囿。[11]这些困境呼唤传播范式的根本性创新。

1.3 数字文明时代传播范式转型的紧迫性

国际传播的“西强东弱”格局，本质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固态传播范式”（如线性传播、机构垄断）在数字文明时代已然失效。这种“刚性输出”模式既难破算法殖民的技术壁垒，亦难达文化价值的深度渗透。

老庄哲学“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的辩证思维，为解此困局提供了战略指引：在数字文明时代的高度流动性与复杂性中，国际传播需从“控制输出”转向“顺势而为”，将“天下之至柔（第四十三章）”升维为穿透认知壁垒的战略势能。媒介技术在当前时代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既是桥梁，亦可能成为壁垒，破局之道在于实现“道（文化本体）与器（技术载体）的辩证平衡”，进而实现文化势能在复杂网络中的“无阻传递”与“价值共生”。

本研究即在德布雷媒介学理论框架下，融合东方智慧，提出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范式与“数字文化超流体”操作模型，旨在破解西方话语霸权，建立“低干预—高耦合”的文明对话新秩序。

2.1 德布雷媒介学：数字时代的媒介域与流动特性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于1979年在《法国知识分子权力》一书中提出“媒介学”（Médiologie）的概念。其核心命题是“旨在展现我们的设备或技术中介化与我们象征行为之间没有被很好澄清的联系”，[12]即拒绝技术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强调文化的存在、延续与影响力依赖于具体的物质性媒介和技术环境进行的“传递”（Transmission）。

在媒介学视角下，文化传递的范式由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媒介技术——“媒介域”——所根本性地塑造。媒介域是指“一个既定时期流行的中介化系统”，或“技术与象征”结构，或“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特性的传承和运输的技术环境”[13]。每一次主导性媒介技术的重大变革（如文字取代口语、印刷术普及、视听媒介兴起等）都催生一个新的媒介域，其更迭本质上是新媒介技术颠覆既有传播秩序、重构社会文化逻辑的过程，并最终引发文化传播范式的变革。

德布雷据此划分了三个历史性的媒介域：逻各斯域(logosphère)、书写域（graphosphère）、图像域（vidéosphère）。基于对互联网的认知，德布雷在2015年与中国学者陈卫星的访谈中前瞻性地提出“数字域”概念雏形，将其描述为一个“二维码的、影像的和符号的世界”[14]，并指出其具有的“传播主体多元化”（任何人都可以散布信息）、“去制度化”（个体影响力超越传统制度），“信息单向支配困难”（公民可自由接近各类信息，打破了以往信息被少数人私藏的局面）等特征，解构了传统媒介域的时空边界。然而，德布雷并未对“数字域”进行系统性理论构建，其具体内涵、运行机制及其对文化传递范式的影响尚待深入阐发。尽管“数字域”的初步构想已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技术、算法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也被强调重视，[15]但当前研究主要将其作为描述性的背景框架或时代标签，用以概括数字技术带来的宏观传播环境变迁，[16]在对“数字域特征”到“新文化传递范式”的理论推演与模型构建等方面尚存不足。

因此，基于德布雷媒介学“技术中介化驱动文化传递”的核心命题，本研究将“数字域”明确界定为继“三域”（逻各斯域/书写域/图像域）之后的新型媒介域：以算法为底层驱动逻辑、数据流动为核心要素、用户节点为动态参与主体，形成具有自我调适能力的文化传递生态系统。这一重构不仅呼应德布雷“媒介域更迭解构传播秩序”的底层逻辑，更揭示了数字文明中“文化传递从机构垄断转向算法——用户共构”的范式颠覆。

相较于德布雷经典的三域划分，本研究的数字域呈现三大颠覆性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其理论突破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新范式构建的逻辑起点。

（1）主体的弥散与共构：数字技术（尤其是Web 2.0及社交媒体）瓦解了传统媒体机构作为唯一或主要“传递者”的中心地位。《2024年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指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平台（X/Facebook/YouTube/TikTok）占传播渠道权重的74%，而国际主流媒体仅占14%，[17]可见数字域下国际传播的主要流量入口已转向“算法—用户共构”的数字平台，传播范式“从过去传统大众传播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走向了数字新媒体主导的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的大集市模式”。[18]“算法—用户共构”的平台模式下，普通用户既是内容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算法作为技术中介深度嵌入信息筛选、分发和关系构建过程，[19]共同推动形成去中心化传播网络。文化社群也基于兴趣、算法推荐和互动在网络中动态形成，传播主体从固定的“机构—受众”二元结构，转向由“用户网络—算法中介—文化社群”共构的动态、弥散网络（如TikTok生态中，普通用户、网红、算法推荐机制、平台规则、特定兴趣社群共同塑造着内容的流动与文化的传递）。

（2）符号的跨媒介嬗变：德布雷将媒介看作是“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指出单个媒介的变化可能导致“原有物质的‘变身’、意义的整体性转换”，[20]强调媒介的物质载体对符号意义的影响。在数字域中，文化符号在不同平台间迁移时，因技术特性（字符限制、算法偏好、交互方式、沉浸程度）、用户群体和使用场景的差异，必然发生意义的转化、偏移甚至重构（即“相变”）。

（3）传播效能的不确定性与涌现性：数字域的网状结构和算法黑箱使得文化传递效果高度复杂化。信息流不是线性的广播，而是在复杂网络中多节点、多路径、多反馈的流动与互动，因此传播效能受到初始内容、算法分发、用户互动（点赞、评论、转发）、社群放大、外部事件（如热点）等多重因素的动态交织影响，呈现出非线性、阈值效应（临界点爆发）、长尾效应和不可预测性（涌现性）的特点。例如，敦煌研究院打造开放共享素材库，基于文化“共创”体系建设，构建大众参与、文化共创、收益共享的文化创新、创意新兴业态，[21]全球用户访问及二次创作量可观，加速文化国际传播。

《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智慧，在媒介学视域下揭示“道（文化本体）—器（技术载体）”的辩证关系，为驾驭数字域的复杂性提供了哲学透镜：数字技术既是文化传递的赋能者，亦可能因偏见内嵌等特性异化文化内核（“器反噬道”）。李子柒YouTube的现象级传播（单条视频1.3亿次播放），其关键密码之一即“大巧若拙（第四十五章）”的去权力化叙事，顺应了数字文明时代背景下受众的接受逻辑，规避意识形态偏见，实现浸润式传播。[22]这种“去权力化叙事”的本质，正是以技术载体（短视频）承载文化本体（农耕美学），规避部分算法偏见对意义的直接扭曲；另一方面，短视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农耕伦理的哲学深度，是“器反噬道”的典型症候。破解之道在于构建“道生器，器载道”的闭环生态：其一，通过技术治理（如区块链确权）维护文化符号来源的可塑性与基本形态的稳定性，警惕技术过度发展导致的异化（“反者”之平衡）；其二，文化符号深层的意义的共识无法通过技术强制或单一主体垄断达成，需依靠开放共生的跨文化对话机制，以浸润式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意义的阐释与再生产，实现文化价值的顺势传播与深化（“弱者”之顺势）。

2.2 媒介学框架下的“数字文化超流体”传递模式

基于对数字域下文化传递流动性、复杂性本质的洞察，以及《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指引，本研究构建适应数字域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操作模型——“数字文化超流体”传递模式。该模式旨在探索在数字域高度流动、多主体共构的环境中，如何使中华文化符号在跨国、跨平台流动中，既能有效突破认知壁垒、激发价值共鸣，又能依托技术治理保持文化符号形态特征的相对稳定，从而超越传统线性模型与技术决定论，实现“道（文化本体）器（技术载体）相生”的东方方案。该模式包含三阶核心操作机制及三维效能评估体系。

2.2.1 三阶核心操作机制

开放共生机制：旨在构建一个适应数字域生态的、多主体参与的技术—组织网络。开放数字资源（如故宫、敦煌素材库）不仅提供内容，更是构建一个供全球用户、创作者、研究者接入且参与符号再生产的技术平台和协作网络，有效扩大了中华文化符号的国际覆盖范围与情感连接强度，有效对冲了西方平台的“能见度赤字”。例如，《一路“象”北》纪录片“村民—外媒—全球受众”多元主体的接力传播模式使其受到全球关注与好评，获评全国“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23]这印证了“大制不割（第二十八章）”的开放哲学——开放生态通过激发多元主体共创，形成文化吸附力，而非依赖单向输出。

符号转译机制：不仅是语言翻译，更是深层的媒介适配，旨在将抽象文化价值转化为能契合数字域不同子环境（平台）技术特性与用户惯习的具体符号形式（如视觉景观、互动叙事、游戏机制等）。例如，《黑神话：悟空》遵循“善行无辙迹（第二十七章）”的隐性逻辑，将中国武术、神话等文化元素内嵌于全球玩家喜爱的游戏体验中，其综合国际传播指数高达95.09，位列2024年度数字文化十大IP之首，位列第二的IP《卡游三国》也以精美卡牌“搭载”丰富历史背景，成功亮相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有力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24]李子柒YouTube频道选取“农耕劳作”“手工技艺”等符号，以无解说的沉浸式呈现消解“官方传播”刻板印象，将“勤劳”“传承”等文化内核转化为“努力生活”的共通情感体验，展现了“去政治化叙事”对文化折扣的消解效能。

技术治理机制：直接作用于“保障传递过程的技术物质层”，利用区块链、AI、数字水印等技术构建符号物质形态的稳态载体，在开放和流动中建立追溯、认证、纠偏的技术性保障，并与开放共生机制、符号转译机制协同保障文化意义传递的准确性与稳定性。

另一方面，技术治理机制旨在通过数据集反向训练模型等方式，从源头减少因文化特征误判导致的分发偏见。例如，基于“中国大模型语料数据库联盟”和全球最大的中文音像语料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使用大量国画、古诗词训练“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提升准确理解传统文化词汇、诗词意境美感的能力，避免了文化符号在传播中的偏差。[25]

2.2.2 三维效能评估体系

（1）主体互联度：测量多元主体参与协作的广度、深度及生态健康性。核心指标有：①节点丰富性：参与主体类型数量（如用户/机构/平台占比）。②关键节点覆盖率：核心传播节点（如头部用户、权威机构、主流平台等）在各目标平台中的覆盖比例与连通程度。③社群凝聚力：多元参与主体（如用户、机构、平台）之间的互动紧密程度与协同传播能力，例如，子社群内部及跨子社群的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频率、主体间合作传播行为的活跃程度（如联合创作、话题联动）。④生态可持续性：长期参与者留存率（如李子柒因商业纠纷停更三年，但YouTube粉丝量依然稳定，其中国出海网红第一的地位至今无法撼动，用户黏性较高[26]、衍生产业链规模（文创产值、IP授权收益，如故宫文创亿元产值[27]）。

（2）文化适应度：以往学者结合眼动数据，提出“文化适配度指数（CAI）”模型，将文化适配性转化为可计算的量化指标（如符号识别率、动态画面占比、文化折扣系数等）。[28]本文在参考CAI模型的基础上，设计“文化适应度”评估维度，以考查文化符号在跨平台流动中的接受度与意义保真能力。其核心指标包括：①符号识别率：受众对核心文化符号的正确识别比例。例如，检测海外受众在观看敦煌壁画修复等包含中华文化特色元素的场景时，能否正确识别“敦煌壁画”等文化符号，而非“仅能辨识为中国古文化却不知具体所指”。②文化折扣系数：其一，考查文化符号核心意义在跨媒介流动中的保真程度。例如，有研究曾对YouTube上李子柒十条热门短视频的实时评论进行分析，发现喜爱（loving、liking）、美丽（beauty）、令人轻松的（relaxing）等积极词汇占主导，[29]表明李子柒传达文化符号的中国式编码与国际传播中受众的解码基本一致，保真程度高。③价值共鸣度：受众对符号承载价值的情感认同强度（是否引发共鸣）。例如，挖掘涉及“家庭团聚”符号的用户评论，探讨是否能引发思乡情感。如传播内容为视频形式，该指标可参考“动态符号增强假说”的研究发现，[30]借助眼动实验测量受众的瞳孔直径、首次注视时间等神经行为层面的数据进一步量化考量。④行为转化效能：文化符号激发用户创造性参与及实践行动的能力。如考查用户生成内容（UGC）衍生率（例如，调查故宫博物院开放文物数字资源后，催生了多少件民间再创作作品）。

（3）技术驯化度：技术驯化度评估技术手段在“承载文化本体”与“抵御算法异化”的双重效能。核心指标包括：①文化符号保真率：基于区块链认证、数字水印等技术对数字文化符号物质形态特征的存续能力，例如，检验敦煌壁画色彩色谱的跨平台一致性比例；②算法适应性训练效能：考查算法模型对文化元素的分类与语义理解正确能力，例如，建立含有一定数量的“太极”动作轨迹数据训练集，反向训练算法，检验国内平台对该文化符号的误分类率是否有所降低。③误读风险控制时延：从监测到文化符号语义偏差至触发人工干预的平均响应时间（如检验文化符号误读评论的屏蔽机制）。

2.3 对西方传播理论的范式超越

本研究的学术突破源自对数字文明本质的重新认知——既非对传统理论的简单修补，亦非技术决定论的工具改良，而是立足于东方哲学思维范式的认知革命。这种革命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认识论层面突破主客二分框架以激活意义共生；在方法论层面重构动态评估体系以精准诊断效能；在价值论层面建立文明共生准则以抵御文化霸权。具体实现的范式超越及其对解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困境的价值如下。

2.3.1 对拉斯韦尔线性模型的超越：从信息传递到意义共生的范式重构

拉斯韦尔5W模型将传播简化为要素分解的机械过程，即“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而由于数字域的文化传递特征可能导致文化符号的“跨媒介嬗变”，这种线性思维在数字时代遭遇根本挑战。例如：在“一路‘象’北”事件报道中，华盛顿邮报、BBC主动将该现象归功于中国环保的成就，日本TBS用“大都市”形容昆明，[31]出现了海外媒体报道阐释超出预期框架的现象。这种“编码—解码”的非对称性证明，文化传播效能不再取决于信息传递的精确度，而是源于意义空间的开放性。同时，传播效应呈现“跨时空延展性”，即文化影响力的时空延展突破物理限制。例如，众多海外玩家在体验《黑神话：悟空》游戏后，主动发帖讨论游戏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如：“谁能告诉我，给悟空制造痛苦的那个‘皇冠’究竟是什么？”），[32]这种由内容引发的自发探索与讨论，不仅突破了文化传播的空间边界，更颠覆了传统传播中对“即时反馈”的固有假设。本研究发现了这种“意义空间开放性”与“跨时空延展性”的数字文化传播特性，为解决“软实力排名与传播效能倒挂”困境提供了新路径：不再执着于单向信息灌输的“精准度”，而是通过构建富有张力的“意义势差”，激发全球受众的主动参与和认知共振。

2.3.2 对卡斯特网络理论的重构：从技术决定到生态反制的范式突围

本研究提出“数字文化超流体”传递模式，其超越卡斯特技术决定论的核心在于：①权力生成路径革新：从被动应对平台垄断转向主动构建“生态共治”，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规则制定与价值分配，旨在打破算法黑箱垄断，争夺国际传播的规则制定权与算法话语权，这是反制算法殖民的根本路径；②评估范式升级：从片面追求流量规模的“传播量”测量，转向关注意义网络稳定性评估（如文化折扣系数、社群凝聚力等评估指标），精准诊断在西方算法生态下中国元素内容传播的真实效果，避免被虚假流量蒙蔽。这两重突破为中国在西方主导的数字生态中争取传播自主权、抵御算法殖民提供了生态竞争与韧性评估的双重武器。

3.1 效能转化的核心路径

基于“数字文化超流体”传递模式的三阶机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数字域中的效能转化需构建“生态共建—叙事重构—技术赋能”的协同体系。

生态共建层面，吸引多元主体主动参与、介入传播环节，而非单向“强势”输出。其一，可考虑实施“数字文化公地计划”，在保障文物数字安全的前提下，将文化资源按开放程度分级：1级资源全开放、2级资源许可创作、3级资源研究准入。例如，故宫线上数字文物项目打造了从数字采集到研究利用再到共享传播的完整链条，平台每年授权开发近百种出版物，超1300款文创产品及近10项数字展览，观众参与度达到百万级，形成超过亿元产值的文化创意产业规模，[33]既扩大了文化覆盖范围，又通过多元主体共创对冲西方平台的“能见度赤字”。其二，参考“一路‘象’北”事件的“96小时信息真空期”经验，具有高新闻稀缺性、真实性、非政治性的文化内容可借鉴适度延迟官方报道的方式，推动西方媒体从质疑者主动转为事实传递者，共同传播中国真实故事。[34]其三，可考虑通过“数字文化公地计划”培养百万级海外创作者（如李子柒式账号矩阵），使中华文化相关话题讨论度自然占据流量高地，打破对西方平台的流量依赖，利用共生生态倒逼规则改革。

叙事重构的关键在于建构跨文化符号系统，需遵循“符号锚定—情感接口—行为触发”三级转译规则。“符号锚定”强调提取高辨识度、低文化折扣的“元符号”（如“团圆”之于春节，“青绿”之于山水画），建立跨文化意义基线。同时，可考虑培育叙事中介，扶持海外“文化转译者”账号，协助“符号解码”。例如，2025年3月，美国00后网红“甲亢哥”以“一镜到底”的旅行直播，为外国观众创造了解“去滤镜化”真实中国的新渠道。仅其在上海直播的6小时，就吸引了560万人观看，收获上万条留言。[35]其社交媒体平台的共情传播有效降低了文化符号的解码门槛，让更多外国网友“圈粉”中国。

“情感接口”需依托“感官具身”设计，唤起海外受众情感共鸣。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运用实时光学动作、XR棚录等技术制作的短视频《穿越时空 记者体验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在虚拟空间中展现纵目面具的拆解和铸造过程，使抽象的青铜器文化获得具象化视觉载体，提升跨文化吸引力，实现共情并促使情感的流量转化。[36]此外，制作外宣视频时，可适当强化其“原生态”性及沉浸感，让海外受众直观接触真实的中国故事，还可参考已有研究从神经层面发现的情感共鸣方式对视频内容进行适当改良调整（如“5-3-2神经节拍”叙事架构[37]），通过视觉生理优化提高情感唤醒程度。

“行为触发”设计轻量化参与指令，以简洁的操作方式吸引大量用户生成内容。例如，敦煌研究院与腾讯曾推出“敦煌诗巾”数字创意活动，参与者只需用手机登录小程序，就能利用多样敦煌风格元素组合、设计自己的专属“敦煌诗巾”，[38]该活动掀起了全民共创热潮，小程序使用高峰时段每秒都有8个DIY作品诞生。[39]

技术赋能需实现“器以载道”的媒介学闭环。一方面，可借助技术手段保障文化符号物质形态在国际传播中的稳定性（例如，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基于区块链认证、电子合约等技术手段实现文物数字资源确权保护、在线授权使用和收益有序分配，[40]在促进文化资源传播的同时，确保其数字形态得到妥善保护与长期留存）。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符号意义层面的稳态无法完全依托技术把控，仍需人工参与，因此需构建“人工—技术”双轨系统：人工主导跨文化语义校准，技术辅助形态标准化，通过人机协同实现符号“形—义”双重稳态。例如，可考虑建立文化符号特征数据库+多语种释义知识图谱双轨系统：文化符号特征数据库存储机器可读的可视化形态特征数据（如敦煌“飞天”形象的标准色彩值、典型姿态库），多语种释义知识图谱由跨文化专家主导构建，标注核心文化符号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边界、常见误读清单及文化禁忌（如明确标注“龙”在欧美主流语境中与“dragon”概念的语义偏差及其潜在的负面含义关联，并提供中性或正面转译建议“loong”及背景说明）。操作层面，首先对涉及政治、历史、宗教等高敏感符号进行人工标注与语义审核，确保其核心概念在知识图谱中得到精准定义，再进行算法辅助筛查，利用特征数据库训练算法模型进行基础形态识别与偏离检测（如识别偏离标准色彩范围或典型姿态的“飞天”形象），并标记潜在异化风险点，对风险点进行人工复核或干预，双轨并行降低符号异化风险。跨境场景还需考虑在文化符号特征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跨平台特征对齐技术（如遵循W3C可互操作数据标准框架，即JSON-LD[41]），生成符合目标区域技术伦理规范（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透明度要求[42]）的中性协议包，规避技术架构差异导致的文化符号误读或主权争议。

3.2 实践场景的适配规则

不同领域文化传播需在“开放—保护”的动态平衡中适配数字域特性，形成差异化操作方案。

文化机构转型需建立“有限开放—精准保护”机制：建立数字博物院时可以考虑将文物数字资源分为三级开放，一级开放资源允许衍生创作，二级限定研究使用，三级核心文物禁止商业开发，既保障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又通过大众参与激发创新活力。

企业国际化传播需遵循“原型提取—语境转译—参与激励”路径。例如，字节跳动在TikTok推广春节文化时，可以考虑将“团圆”概念转译为“家庭美食挑战赛”，将抽象价值具象为可操作的行为指令。

教育领域的文化认知革新需要强化“具身认知”效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可引入三星堆文物VR修复课程，提升学生对青铜器纹饰的认知准确率；在高等教育层面，可借鉴中国传媒大学“影游融合交互叙事创作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室”经验，结合影游融合交互叙事创作的前沿技术手段，创新中国故事的呈现方式。[43]

3.3 风险治理的三维防护体系

数字域的流动性与复杂性使文化传播面临符号误读、技术滥用、主权受损等风险，需构建“技术—制度—伦理”三重防火墙。技术层考虑对中华文化的正向塑造效果与预期传播目标的匹配性，可开发“正向宣推率”实时监测模块，当用户评论的情感持续出现质疑、不满等负面倾向、负面反馈中出现集中性文化误读、二次创作内容的价值立场不稳定等情况，自动触发风险预警，推送至人工复核；制度层需与技术层协同，建立跨境符号转换的伦理审查流程，确保协议包在跨文化应用中维持文化符号的核心语义完整性，防范意义流失或系统性偏差；伦理层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联盟（政府、平台、学术机构、用户代表）。

这种“路径—场景—风险”的闭环设计，既保障了传播范式的实践效能，又通过动态平衡机制抵御文化霸权与技术异化，为中华文化在数字域中的“无阻传递”与“价值共生”提供了系统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