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实践探索——以“道中华”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基础较为薄弱。美西方为达到阻滞中国发展的目的，近年来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不断造谣抹黑，制造“信息茧房”，绑架国际民意，舆论环境之险峻复杂前所未有。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国家民委于2022年9月设立外宣专班，推出民族外宣品牌“道中华”，着眼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弥补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短板，破解对华认知难题。经过两年多时间探索，“道中华”已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一个新的现象级品牌。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道中华”民族外宣的实践探索，探讨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方法路径。

近年来，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增进共同性为导向的宣传报道基调在国内舆论场逐渐形成。涉民族领域的国际传播侧重从美景美食、音乐舞蹈、节庆活动、风土人情等方面开展好感传播，此类体现中国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内容深受国际社会的喜爱。但换个视角观察民族外宣，则是常常习惯于以讲述单一民族故事、探秘单一民族生活方式和特色习俗等为主要内容。对如何讲好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各族群众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当下实践，话语能力和传播自觉还较为欠缺，对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宣传解读，对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涉我民族工作误解误读的主动澄清，内容相对偏少，效果有待提高。此外，中央主流媒体、地方媒体、自媒体等多元主体在涉民族国际传播中协同发声不足，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各自为战的情况较为常见。

总体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面临着以下挑战：

一是全球涉民族舆论格局的不平等。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但“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西方国家在文化输出和媒介传播方面占有优势地位。20 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但西方国家在涉疆、涉藏等涉民族议题上频频对我国发起攻击，反复给中国贴上“侵犯人权”的标签，并以此为名对华实施单边制裁。我国在人权领域和涉民族国际舆论中长期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三差”：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落差。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国际舆论格局的不平等，背后是全球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长期以来“西强我弱”的舆论态势，也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理解和客观评价。

二是民族理论导致的认知偏差。在西方语境下，民族议题往往以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理论和“一族一国”模式为参照系。“一族一国”是西欧国家从封建集权走向现代主权的历史经验产物，民族国家理论也一度是西方推崇的现代国家理论，但两者也是如今欧洲碎片化地缘政治版图和全球诸多民族冲突的根源。

中国没有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构建“一族一国”，也没有参考前苏联建立联邦制国家，而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选择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中西方的民族形成过程不同，为解决各自民族问题作出了不同的道路和制度选择，因此民族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的困境，国际传播也会遭遇“跑调走形”的风险。

三是“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歧视心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通过经济、政治和媒体的影响逐渐成为全球性主流文化，非西方文化则被视为“异质性”或“威胁性”的文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背后是种族论、文明论或制度论，无论以哪种面目出现都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但由于西方长期占据的领先优势，“西方中心主义”仍是许多人观察世界和评价国际事务的价值标尺。这导致一些民族议题的国际传播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常被置于西方标准下解读，从而带来误读和偏见。比如西方媒体把中国的对口援疆、援藏和东西部协作政策歪曲为“有计划的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把推广普及普通话抹黑为“强制同化”，制造和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

四是借错误民族观、历史观蛊惑人心。自20世纪以来，日本和西方史学界陆续出现了“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赞米亚学说”等错误史观。这些史观的共同之处，或是把“中国”局限于中原“汉地”，或是把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汉族王朝”才属于中国，用他们的文化观念把大一统中国搞成二元对立”。这些错误史观意图割裂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与古代中国的紧密关系。这些学说又被反华政客利用，作为肢解现代中国边疆的历史文化依据，企图从根本上抹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融合发展史。

除此之外，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以及“双泛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国内时有沉渣泛起，加之海外错误思潮经由互联网不时倒灌扰乱人心，成为影响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

二、“道中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领域的实践经验

“道中华”于2023年6月面向海外受众推出“深度中国”(DeepChina)传播品牌，定位于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从人文、历史、考古等选题切入，扩展至民族、宗教、涉藏、涉疆、人权等重点领域，组织权威专家学者进行深度访谈，主动宣介和理性回应相结合，系统开展中华民族视域下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学理化阐释，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民族外宣内容体系。

首先，深入解读中华文明特性、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等内容。例如，通过分析史实和案例，以及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的考古发现，挖掘其中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价值;从“三交”视角和共同体立场重新阐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依托文献记录和考古实证，讲清楚“天下一家”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多元一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

其次，主动宣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从历史和国情维度，讲清楚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过程、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实践逻辑、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创新，以及中西方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选择等;从现实维度，讲清楚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和人民主体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代中国人权观和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以及中国方案如何能为世界共享。

此外，在民族、宗教、涉藏、涉疆、人权等敏感领域，通过梳理相关涉民族国际舆论，形成问题清单，逐一破解回应。例如，在民族观、历史观方面，针对错误史观及其主要观点进行批驳，针对维吾尔族族源、高句丽政权性质等混淆视听的错误言论加以澄清;在宗教方面，重点就伊儒会通的文化传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以及宗教中国化等进行系统阐释;在“涉藏涉疆”方面，从历史经纬讲清楚新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就美西方对我不实指控进行有理有据的回应驳斥。

“道中华”在X、Facebook等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开通了以DeepChina为主品牌的账号矩阵，组合发布从历史文化、考古文物、风土人情、节日习俗到社会变迁、现代生活、专家观点等内容，向海外受众全面介绍中华民族和当下中国。

与此同时，“道中华”坚持把海外意见领袖作为核心受众。意见领袖是民族外宣的关键环节，是决定信息构成、影响范围、价值判断、政策导向的重要力量。因此从创建之初，“道中华”就将核心受众定位于国际政经、学界、智库、媒体等意见领袖、“关键少数”。两年多来，“道中华”拓展海外“关键少数”用户3200多人，每周定向发送学理化文章，建立起与社交平台传播并行的精准传播渠道。

2024年6月12日由国家民委在喀什举办的“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是近年来首个以新疆历史为主题的重大国际学术活动，也是“用学术讲政治”的创新探索。论坛活动期间，组织外籍专家赴喀什古城、莫尔寺遗址、吐鲁番博物馆、交河故城、新疆博物馆等参访活动，帮助他们深入了解新疆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随访他们对新疆印象发生的变化。10月8日，“道中华”组织来自12个国家的13名外籍师生赴西藏参访，先后赴拉萨、日喀则，围绕“中国的西藏”“人文的西藏”“现代的西藏”三个主题展开调研。行程前后分别在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和西藏大学与专家和师生座谈。此次参访活动纠正了西方媒体的错误宣传，有效重塑了外籍师生对中国西藏的认知。

在2024“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道中华”(民族画报社)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举办以“读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这是“读懂中国”大会举办八届以来首次举办“读懂中华民族”主题专场活动，受到中外专家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前，“道中华”还策划举办了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中华民族共同体汉学国际会议等。

通过组织外籍人士参访和民族主题会议活动，“道中华”探索了学理化精准传播和“请进来”交流互动相结合的方式，为做好海外“关键少数”工作开辟了新路。

破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难题，构建面向未来、助力复兴的外宣格局，是当前民族外宣和国际传播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建立针对性强、行之有效且可持续的工作方法机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是其中的关键所在。百年变局之下，全球力量和秩序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对于“读懂中国”的需要前所未有，民族外宣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道中华”的实践探索，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直面问题、破解问题是民族外宣回应关切、争夺人心的关键。从逻辑层次上，首先应分析研判境外涉我民族舆情，重点梳理美西方学界政界对我相关领域的“攻击点”;其次，针对“攻击点”形成问题清单，然后逐一破题建立叙事策略;最后，邀请专家进行访谈撰稿，坚持破立并举，通过学理、政策、实践等对“问题”进行针对性回应，在正面叙事和舆论交锋中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从数据分析看，“道中华”的问题导向命中了用户需求，DeepChina多篇文章，如《中国的维吾尔族从哪里来?》《西方人类学者是否热衷于在中国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西藏为什么不等于“Tibet”?》《中国的民族交融是“同化”吗?》等被目标用户广泛阅读。有海外高校专家表示将把文章作为学习材料在课堂推荐;也有专家表示因为阅读了这些文章，开始关注和思考有关中国民族领域的话题。

学媒结合是开展民族外宣的重要方法。针对国际舆论的高压态势和不断编造翻新的谎言谣言，无法也不应回避敏感问题，而是应该用历史讲现实、用事实讲道理、用学术讲政治，通过专家学者的学理探讨姿态，与国际社会进行平和对话。专家学者的学术辨析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政治敏感性，再通过媒体化加工传播，能有效破解外宣报道容易出现的“八股调”“说教味”“宣传腔”弊病，拉近与海外用户的心理距离。此外，要将学理性内容转化为符合社交媒体传播规律的产品形态，比如图文稿件、热点问答、观点海报、短视频等，力求突破算法封锁、取得传播实效。

两年多来，“道中华”按照学媒结合的方法开展内容生产，不少用户认为这些文章虽然有些内容涉及争议话题，但都以一种客观公允的方式进行阐释，更加可读、可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用文化共情，是“道中华”增强可信度和亲近感的有效手段。真切可感的考古实证、文献可考的历史事实，以史为鉴、以理服人，有助于打消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的成见。

近年来，国家民委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文博项目和史料、理论研究项目，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编纂工作，形成了重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重大创新理论成果。“道中华”运用文物、史料、文博资源和理论研究成果，探索构建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对外话语和叙事体系，取得了初步成果。例如，从郡县制、编户齐民、羁縻制度到行省制、改土归流等，展现螺旋上升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与中国民族博物馆合作，将《何以中华：100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进行外宣转化，讲述标志性文物背后的“三交”故事等。

根据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立场和知识水平等优化内容表达，使中国话语适应西方受众，是打通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首先，要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既用历史经纬客观呈现中华民族真实面貌，又借助海外受众的知识经验实现理解共情;其次，应找准国际社会兴趣点，选取舆论有热度、公众有误读、叙事被扭曲的关键议题，持续开展内容生产和观点输出，做到“于他有趣”和“于我有利”;最后，要破除外宣产品话语屏障，邀请学养深厚、翻译经验丰富、善于国际叙事的专家进行语言把关，用地道的国际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比如，《如何理解民族治理的中国方案?》一文，通过比较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类型和前苏联走向国家分裂的制度原因，分析了中国选择自己道路的历史必然;《中国的维吾尔族从哪里来?》一文通过梳理维吾尔族的变迁史，从根本上厘清它与历史上突厥人的族源关系，揭示了“泛突厥主义”对我民族团结的潜在危害。这些文章在一套规范实用的工作机制下，有效实现了对话语屏障的突破，取得较好国际传播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面对当前全球涉民族舆论格局的不平等、民族议题的复杂敏感、“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道中华”定位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整合政学研媒力量，综合运用“问题导向、学媒结合、以文化人、中话西说”的传播策略，通过正面叙事、中西比较、舆论斗争等方法，用“关键少数”带动普通大众，打好创新组合拳，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国际舆论场上涉我民族负面舆论，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了中华民族特性、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同时有力回应了美西方对我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恶意攻击和抹黑，为作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提供有益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