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协同”：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系统化建设路径

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以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成立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现阶段，我国基本形成由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为主体架构的国际传播体系，新的对外传播格局显现。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是人民日报社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而发起建设的媒体融合升级工程，作为中央媒体中的首家行业融合服务平台，接收大量来自地方的国际传播赋能需求。在实地走访、座谈交流和网络公开资料的基础上，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就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情况展开调研，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数量突破150家。从经济区域划分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国际传播中心数量占比43%，西部地区占比31%，中部地区占比22%，东北地区占比4%;这组数据透露国际传播事业发展活力及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进程并未明显受到区域社会经济现实影响。

从发展历程来看，2018年至2021年间，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数量缓慢增长。2022年进入发展新态势阶段，中心总数是前一阶段的2.5倍。2023年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迈向规模化建设的关键一年，整体增速保持在两倍以上，其中省级与地市级国际传播中心分别增长220%和200%。2024年高速增长势头延续，全年新增国际传播中心数量占到累积总数的58%，较前一年增长100%;这一年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数量趋近饱和，地市级中心展现高成长性、增长104%，县级中心建设突飞猛进、增长高达633%(见图1)。

从行政区划来看，在30个建有国际传播中心的省级行政区中，有两成以上已经初步建成“省—市—县”三级省域国际传播体系，四成以上建成“省—市”两级国际传播体系，“下沉”和“纵深”发展态势显著。其中，我国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占比约四分之一，地市级中心约占六成，区县级中心接近两成，呈现“枣核型”分布形态;地市级中心在不同经济区域中亦占比最大(见图2)，在地方国际传播事业中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全国范围铺开、数量成倍增长，昭示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主体登上国际舞台，构成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一般由地方主流媒体或融媒体中心承建运营，通过整合国际内容制作与海外传播渠道等既有涉外资源，打造相对独立的运营管理机制建设而成。经统计，由地方报业集团及旗下主要新闻网站运营的国际传播中心占比36%，由地方广电系统运营的占比16%，更多的则是基于地方融媒体中心班底组建、占比达到43%(见图3)。

伴随我国地市级、区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数量增长，预计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落地数量还将出现较大增量空间。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超半数地级市融媒体中心已完成挂牌，各地通过报台合并等融合模式，加快地市级媒体深度融合进程，同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地市级国际传播中心的建设与运行模式来看，央地合作是典型特征;早在2020年和2021年，中央媒体就开始支持地市级国际传播中心的早期建设(见图4)，如今地市级共建中心占比超过七成。

统计发现，在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广泛联动中，约有两成国际传播中心选择了“央地共建”的建设路径，由此在海外传播矩阵搭建、海外渠道分发、国际活动运营等方面争取中央媒体资源的垂直链接。不过，现阶段这类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并不均衡。在“央地共建”的国际传播中心中，东部地区占比为55%，中部地区为24%，西部地区为14%，东北地区为7%，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间梯度差异。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对地方资源的统筹整合，而功能定位的差异性影响着各地国际传播资源的应用趋向，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区域发展使命不同，部分国际传播中心需要结合区域战略定位、落实国家相关顶层设计，也有部分国际传播中心因地缘优势被赋予定向对外传播的使命;二是在地资源条件不同，包括但不限于侨民构成、特色产业和地方文化等，国际传播中心需要因地制宜盘活本地资源、推进地方国际传播议程;三是有42%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承载着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诉求，如“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培育对外交流产业”等，这类中心功能定位在省级国际传播中心中占比37%、地市级中占43%、区县级中占48%。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资源组织应用有其共性。一方面，建设海外传播矩阵、营造地方品牌内容往往是国际传播中心启动的“规定动作”;另一方面，合作中央媒体、高校智库和在华外籍人士渐成国际传播中心“标准配置”。除此之外，部分国际传播中心组织“展会赛节”等中外人文交流活动、联合国际友城友媒发起海外推广、依托央地合作设立海外联络站等。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之间亦存在资源流动，即通过达成合作关系、结成联盟组织和建立交流协作机制等方式谋求资源聚合，其中以省一级国际传播中心之间的跨区域合作居多，同一省份内以地市、区县两级之间的跨层级资源对接为主。

“中央—省—市—县”四级主流媒体组成国际传播体系，纵向上中央媒体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跨级联动，横向上多元主体融入国际传播资源网络跨界协同，彰显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其背后蕴含着“一盘棋”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

立足中国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在各地国际传播中心如火如荼建设的同时，学界强调系统协同的重要性，指其系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前提和全面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逻辑，并提出“协同传播”的学术概念，将之定义为“一种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传播模式”。在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方面，有学者指出要从传统意义上依赖于受众的反馈，逐渐转向依赖于整个系统的完善和优化，从而适配国际传播各项工作的系统性创新。

在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实践中，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方法，需要注重激发地方优势及创新潜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加快系统布局，还需正视中心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如国际传播中心或受制于地方媒体规模有限、文化壁垒认知欠缺、资源整合力度不足等问题与阻碍，从而化解地方国际传播痛点，切实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层级国际传播中心的建设任务也有所不同。简单来说，省级国际传播中心担纲展现区域国际形象的重任，也是区域传播体系升级转型的“设计师”，需要通过整合线上线下的渠道和资源，在国际商务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事交往等方面力图突破;地市级国际传播中心因分布最为密集，宜布局统一调度平台，来提升区域内信息传播与上下层级的协同效率，同时应强化横向发展，积极释放民间主体活力，为城市国际传播集聚动能;区县级国际传播中心是国际传播体系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充分发挥在地优势、促进县域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是其主要国际传播目标。

反观现实，当前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尚处于“搭台铺路”的阶段，各级国际传播中心普遍面临“冷启动”问题，且层级间尚未发展出明显的差异化分工，亟待探索适合自身的实践路径。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一是构建国际传播主体的自主性问题，不主动脱离对旧有资源和路径的依赖，或难以突破能力建设瓶颈，在短期内遭遇“起步难”，导致发展进度不及预期;二是基于有限的内外部资源条件和方法论基础，中心在中期发展中容易陷入发展目标的错位，造成模式化的发展、而非实质性的进展，进而影响建设成效;三是不同层级中心在经营方面的现实诉求和解决思路不尽相同，需要培育“自造血”能力，才能保障中心业务健康运行。

当前阶段，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身战略定位，推进价值模式探索和业务模式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省级中心作为区域传播主体，策划地方传播品牌，推动区域产业“引进来、走出去”;地市级中心在城市传播工作中发挥赋能优势，打造城市标签、孵化国际热门项目;区县级中心作为“最后一公里”环节，积极营造本地案例和产品，协同共进、把握发展主动权，从而进入强调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新阶段。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以生动的地方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向世界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是国际传播中心内容生产传播的真义。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优势在于，统筹在地资源，发挥差异化优势，创建地方特色品牌项目，以多样化的内容供给建立国际注意力竞争壁垒。

不过，有城市国际传播研究指出，主体不够多元、叙事不够亲民、媒介趋于单一、受众参与度普遍较低是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归因至内容生产环节，一方面，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或囿于有限的人员编制，面临内容生产力不足、生产滞后且内容同质化等问题。这就需要做好中国故事的地方化文章，积极挖掘、调动和培育具有本地特色的传播主体，依托灵活高效的内容载体和传播手段，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放大中国主题内容的地方性要素时，也要警惕“唯地方化”误区。内容生产者应当结合国际受众的媒介消费习惯，采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输出真实鲜活、晓畅易懂的内容，并融入在地化的特色亮点，追求跨文化传播中的民心相通，以免落入自说自话的窠臼。

需要认识到，地方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不完全依赖于其地理位置与社会经济现实，善用、巧用本地资源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这要求国际传播从业者在知识储备层面，打破惯性思维、摒弃经验主义，熟悉国际互联网传播规律，摸索出一套本地化的国际传播范式;在实操技能本领上，将先进技术工具作为“科技助手”，为之注入地方文化内涵表达，提升中心内容产品生产能力。此外，需要将打造中国主题的地方相关信息来源作为内容目标之一，从而在国际平台的海量信息与算法规则下脱颖而出，沉淀全球化视角和本土化特色相结合的内容精品。

国际传播资源整合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其资源“标配”囊括海外传播与落地渠道、专业型及复合型人才资源、高校与智库智力支持等;对于大多数国际传播中心而言，连接更广泛的海外传播资源和落地更具针对性的海外项目等问题仍是亟待攻克的难点。面对共性问题，现阶段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之间达成合作、结为“共同体”“联合体”的联动举措较为多见。究其原因，一方面地方资源受制局面有待破解，此举推进关键资源共享，可以避免各地重复做功;另一方面，各地中心之间保持信息互联互通，有助于沉淀成功经验与成熟路径。

这种“自发组队”的现象折射出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具体说来，其一，各地国际传播中心的基础条件参差不齐，在融合力度、技术实力和业务发展等方面的强弱对比之下，国际传播资源水平的不均衡态势或将进一步凸显;其二，中心之间的合作联系促使国际传播资源再分配，但“强强联合”或致“大者愈大”，进而加剧分化;其三，部分国际传播中心存在资源浪费和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如过度依赖第三方资源、不能形成自身有益积累，又如项目管理缺乏落地导向、效果导向等，有碍于地方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

国际传播事业涵盖领域之宽泛、参与主体之多样，导致其资源集聚不可能靠“单打独斗”完成。下一阶段，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既需要积极主动扩大“朋友圈”，办实事、求实效，也应厘清哪些资源可以真正为己所用，能够团结成为深度合作伙伴、实现合力发展，由此在“资源池”中锚定自身“生态位”，并持续谋求解决更大范围的、更长期有效的信息沟通协调、诉求匹配对接、资源应用与转化等问题。

在中央顶层设计下，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中央媒体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主动协同、担当合作，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规模化效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形成系统性发展策略成为必然选择。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依托1600余家入驻党媒，构建内容共享、渠道共享、技术共享、人才共享、数据共享机制，将国际传播服务能力提升作为下一阶段推动深度融合发展工作的重点，服务于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以平台模式为驱动，中央媒体主导建设自主、安全、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建成全国“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融合的“国际传播共同体”，实现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数字化组织转型。

将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主要组织构架搬到网上。其一，结束“单兵作战”局面，由中央媒体牵头搭建在线工作平台，适配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起步建设与升级发展需要，加快中心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助力中心运行走向数字化、体系化、规范化;其二，“化零为整”、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够将各地关键资源转移到自主可控的国家级“出海”平台，而非分散储存于第三方平台;其三，地方内宣与外宣工作在同一端口统筹安排，避免为国际传播“另起炉灶”，造成平台切换繁琐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促进内宣与外宣同步发力、协调发展;其四，响应地方之间协作互联需求，铺就跨区域的线上联动通道，强化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内部连接力、组织力和向心力;其五，数字化组织有利于提高地方媒体透明度，使构建科学权威的综合评价体系成为可能。

以数据要素为驱动，中央媒体面向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开放国际传播智能媒体生态，普及智慧生产方式，共享科技转化成果，推动地方加快发展传媒新质生产力。

集中部署数智技术能力，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强调技术主动权，为我国国际传播率先步入智能时代占领先机。其一，数智平台能够破除地方数据获取受限难题、结束各地国际传播数据“孤岛”状态，促进数据要素安全流通，并在数据安全共享的基础上将数据资源转换为数据资产，反哺和拉动各地国际传播业务;其二，帮助地方快速融入数智技术环境，将人工智能纳入工作流程、构成中心从业人员的基础能力模块，提供人工智能工具箱与大模型技术支撑，推动内容生产传播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其三，避免各地分头负担技术迭代成本、造成极大浪费，平台统一部署技术能力有利于缩小地方差距;其四，推进中央媒体技术成果共享、央地技术共研与成果转化，实现技术有效应用与商业价值延伸，同时领衔智媒时代人才队伍培养与行业专业知识体系构建，激发地方技术创新活力;其五，在数字治理与监管方面，平台为数智技术应用保驾护航。

以资源配置为驱动，中央媒体打通国际传播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与协同局限，深度整合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传播资源“为我所用”，帮助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实现有针对性的资源自主对接，将资源势能有效转化为发展动能。

拉起国际传播资源价值链链条，打造中外融通的“地方—组织—个人”资源集成方案。其一，集聚传播资源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媒体议程设置协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同时在外部复杂舆论环境中亦能及时机动应对各种危机;其二，助力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铺路架桥”，以中央媒体既有国际传播资源为基础，在海外传播渠道、国际内容制作、人文交流活动等方面减少地方发展制约因素，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合理配置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其三，建设跨领域的国际传播资源生态系统，发扬“政、企、产、学、研”的多元主体优势，并且注重容纳海外友华圈层，充分发挥中外“桥接”作用;其四，为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提供“0-1”的“软能力”支撑，在国际版权管理、法务支持、跨国交流合作机制落地等方面搭建专业服务能力;其五，开辟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知识与经验分享园地，切实发挥资源集群创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