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播议题，中国文明观包含着对不同文明之间内在关系的解读和处理，在阐释时又可分解为三个层次的子问题，即文明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文明交往的关系是什么？为这些文明交往搭建的平台或者具体的路径是什么？为全面呈现国际媒体对中国文明观的阐释情况与传播效果，研究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今年1月份到10月份全球媒体涉中国文明观相关报道，并逐一展开分析。
一、中国文明观的媒体阐释现状
（一）文明本质论
中国文明观认为文化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涉以上关键词和议题的全球媒体报道共有9088篇，平均每日有31篇报道。第一次报道峰值是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开幕式，时任北京冬奥会组委会主席蔡奇称，相信北京冬残奥会将向世界传递信心、友爱与希望，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包含了许多文明本质论的理念和提法，为多家媒体转引。第二次峰值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既要回望来时路，牢记金砖国家为什么出发；又要一起向未来，携手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同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赢得媒体海量曝光。
从情感倾向看，大部分媒体都客观中立地传递了中国有关文明观的多彩、平等、包容的基本理念，消极信息较少，积极信息较多。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国家的媒体大都从国家间友谊、共同发展的角度入手，对中国文明本质论做了积极阐释，以上国家既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新兴市场国家。消极的评价主要来于美西方媒体，他们保持以往对中国单一、刻板的报道框架，把中国文明观跟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控制、权力集中、政府审查和限制宗教信仰等话题强行关联。
（二）文明关系论
中国倡导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关系论，这与西方秉持的冲突论相悖。这一现象在媒体报道中也有所体现，展示出不同文明关系论之间的冲突博弈。涉以上关键词和议题的全球媒体报道共有6000多篇，平均每天约20多篇。第一次报道峰值出现于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媒体报道称俄乌冲突影响了文化友好交流，并预设中国“支持”俄罗斯相关行动，带来了世界能源价格上涨、文化交流受阻等后果。第二次报道峰值是英国媒体强调动态清零政策影响各国间文化交往和互鉴。第三次报道峰值则是英国新闻媒体称，全球变暖危机影响着气候变化，而这一变化可能危及文物遗产保护，并将气候变化归因于中国。
从情感倾向看，消极的报道占大多数，积极的报道主要援引自中国外宣媒体、与我友好的国家媒体。消极的解读则通过引用国内外重大政治议题，意在编造和扩大中国和他国的“文明冲突”，进而挑起舆论争议。比如部分西方媒体以佩洛西窜访台湾、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事件作为阐释背景，把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文明交往互鉴的理念，错误地理解为中国向世界进行“文化渗透”。
（三）文明方法论
与前文提及的理念相比，文明方法论更切近实践，关注中国通过哪些举措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平台和路径。以上关键词和议题的全球媒体报道约有10万余篇，平均每日约300篇。第一次报道高峰出现在9月15号，美联社报道称，中俄蒙三国元首第六次会晤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第二次高峰是第13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第三次是对党的二十大的报道，美联社称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
从对“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文明实践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来看，全球媒体的积极报道略多，主要来自于非西方国家，上述国家的媒体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沿线国家经济繁荣、加强不同的文明交融互动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比如《印度时报》转载《环球时报》报道，肯定现代中国塑造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形象。然而，也有部分国家从经济和安全的视角，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中国“战略扩张”的工具，衍生诸多负面报道，甚至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提出更加广泛的“战略立足点”。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全球的英文媒体，对本质论、关系论、方法论都是以客观陈述为主，但这三个层次之间并未形成明确的相互映射。例如，国际社会对于本质论的正面报道明显较多，普遍认同包容的本质理念。然而，当涉及实施路径这一方法论时，负面报道增加明显，很多国家并不认同文明交流关系与方法，总是从冲突论角度切入，阐释、理解中国文明观。鉴于部分国际媒体无法有效将文明的本质论、关系论、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便难在理念共识之上，向国际社会准确介绍“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文明观的优化传播建议
一是构建话语体系，打造立体阐释逻辑。文明观是一个理论体系，然而在理论体系传播时，仅仅有理论是不够的，需要大量的知识去辅助解释，才能够解决从媒体传递到普通公众的过程，回应民众心中产生的疑惑。未来需要建构起本质论、认识论、方法论相互映射的知识体系，用这样完整的体系去形成阐释逻辑，做好传播的准备工作。
二是优化传播布局，推进国别区域精准施策。面对美西方国家，要做一些必要的驳斥，驳斥他们对于中国文明观的歪曲和抹黑。积极调用“与我友好”的外国媒体进行对冲，努力打破美西方的这种主导的话语体系和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话语陷阱，传出自己的声音。尤其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传播布局，争取他们对中国文明观的理解与认可。
三是改进传播策略，放大文明观的阐释声量。挖掘文明对话视角，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从文明价值理念视角出发，驳斥以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话语体系。
四是拓展交流主体，搭建学术交流桥梁。文明观是一种观念的传播，观念首先是抽象的、学理的，所以在做国际传播时，不能仅仅依靠媒体，还应以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为最主要的传播路径。智库或高校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优势、客观专业的形象和隐性的沟通渠道，为阐释文明观的观念，赢得思想认同和传播力量。另外，传播如果想真正的入脑入心，又必须是具体的和生活的，所以要充分调动文化机构、跨国企业的参与。
传播活动为人和各种体制赋能，政府为对外传播赋信，而企业则要为实际生活赋利。只有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国际社会才会觉得中国文明观首先是有趣、吸引人的，其次是有情的，能够感染人，最后是有用的，能够说服人。
本期编辑：王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