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冬起，山东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两城镇遗址及其周围地区开展考古合作。作为“首发队员”，栾丰实完整经历了两城镇项目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后续的综合研究工作。在他的认知里，探索未知是人类的本能需求，还与美方队长文德安教授约定，待退休后，一起拿着退休金做考古调查。栾丰实在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的30年，既是他在考古领域的深耕岁月，也是中美考古学者友谊不断深化、行稳致远的30年。
团队成立：龙山文化与聚落考古是共同目标
中国考古学自1921年形成起，就肩负着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学科使命，也先天带有国际合作的性质。仰韶村遗址（1921年启动发掘）、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27年启动发掘）等早期著名遗址的考古发掘，都有着中外专家并肩协作的身影。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的颁布与实施，中国考古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逐步规范，蓬勃发展。
在此背景下，1994年，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文德安教授来到山东大学，寻求合作契机。龙山文化是她的研究方向，也是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的重点深耕的研究领域。栾丰实介绍说：“文德安教授的博士论文聚焦龙山文化。她此次来到山东大学，是期望能通过聚落考古方法，与我们一同研究龙山文化。这也就决定了此次中美联合考古的大方向。”
双方最初计划选择鲁北的邹平丁公遗址开展合作。该遗址是研究龙山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发掘面积广阔，出土文物众多，还有大型城址遗存，是开展聚落考古合作的理想选择。但栾丰实提出了两点担忧：首先，丁公遗址往北就进入了荒泛区，地面上很难发现早期的遗址，这使得后续的考古调查具有局限性；其次，丁公遗址已经经历了6次发掘，挖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出土文物多到能装满数间屋子。后续如果与美国团队合作发掘，合作前后的资料整合将面临较大困难。
由于以上问题暂无对策，中方团队便建议在东部沿海的两城镇遗址开展合作。早在1936年，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就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50多座龙山文化墓葬和丰富精美的陶器、玉器。此外，两城镇遗址的规模相当于丁公遗址的10倍，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聚落，而是一个区域的中心，这无疑是以聚落考古方法研究龙山文化的绝佳之地。因此，山东大学与文德安教授一拍即合，联合向国家文物局提出调查和发掘的申请，成功建立中美联合考古队。
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初始规模很小，中、美双方各4名成员，共8人。中方团队的领头人是蔡凤书教授，队中还汇聚了于海广、栾丰实、方辉三位中青年考古专家。美方团队则由文德安教授牵头，她邀请了拥有丰富区域系统调查经验的费曼夫妇，以及加州大学博士生关玉琳加入。关玉琳汉语流利，为中美双方的沟通提供了重要支持。
1995年至今，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两城镇遗址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聚落考古研究。随着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吸纳了山东大学的众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国内外其他高校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陆续加入。明确的共同目标、科学的聚落考古方法、多学科的综合力量，中美联合考古队将聚落考古学融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
中美磨合：相互理解与尊重是应有之义
美方带来的聚落考古学与过去传统的年代学、地层学大不相同，它更多关注的是古代社会的全面图景，而不仅仅是文化发展谱系与年代序列。区域系统调查是聚落考古学的核心方法，旨在通过对特定区域进行无遗漏的全覆盖调查，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遗址和人们活动的各种遗存调查、记录清楚。相较于一般的文物普查，区域系统调查更加细致、更加系统，具体到探方大小的设置、过筛的细致程度、文字与影像记录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都有较大变动。
面对方法上的巨大差异，栾丰实表示：“我们秉持的态度始终如一。需要做的，你们都放手去做，我们都同意。我们就想看看这个聚落考古到底该怎么做。”1998年，经国务院特别批准，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两城镇遗址启动为期3年的考古发掘。发掘之前，文德安教授邀请中方团队赴美考察，现场看看美方团队如何调查、发掘、取样、做实验室检测分析，相当于给中方团队提前打好了“预防针”。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差异与碰撞并未消弭。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工作细节上，也贯穿于日常生活中。
“早期磨合的过程中，文化差异不可避免。”栾丰实坦言。特别是在田野考古的特殊环境下，克服差异、坚持合作，更加难能可贵。在野外做考古调查，吃饭往往只能“凑合”。村里的小饭馆和小卖部，成了联合考古队的主要“食堂”。中餐与西餐本就迥然不同，再加上“凑合”的饮食条件，差异愈发突出。但每当被问及是否习惯、美味与否，美方团队都会积极给出正面反馈。“后来我们去美国，连续吃了几天西餐，感到难以适应。那时才真正理解他们——不适应就是不适应，说好吃也不一定是好吃，他们是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栾丰实回忆道。
中美联合考古队跋涉于田野之中，在田野里工作，也在田野中磨合。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当地村民的关系也非常融洽。逢年过节，村民常常会与考古队分享自家美味。栾丰实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细节：“在美国，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人类学最重要的就是融入当地人群，尊重当地生活习俗。”美方团队对此尤为重视，他们常在兜里装上糖果分给村里的孩子，拉近与村民的距离。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多为对方考虑，是我们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栾丰实感慨，“文德安教授还曾跟我说，等退休了，咱们自己拿着退休金做考古调查，不要项目，也不要国家资助。你说，如果不是感情深厚，又怎会有如此念想？”
友谊之外，中美联合考古队在碰撞磨合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套契合聚落考古学理念、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田野工作方法与研究路径。借此契机，山东大学成为国内较早系统性开展聚落考古工作的高校之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超越两城镇：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先锋转型
考古发掘的最后一年，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馆长计划前往两城镇实地考察。在此契机下，中美双方商议在山东日照合作成立一个实体机构，将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纳入进来，以便双方开展深入合作。这个机构便是2002年成立的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国际化是其与生俱来的鲜明底色。
当时正值中国考古学的转型阶段，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主要地区的年代关系已基本梳理完毕，中国考古学该往何处去，成了亟待讨论的问题。结合中美联合考古的相关经验，山东大学率先提出考古学研究重心转型，即逐渐从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转向以人、环境、资源及其互动关系为核心的古代社会研究。栾丰实指出：“这就需要通过各种遗存来研究当时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发展程度，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科技检测来研究具体事物，即他们吃什么、用什么、怎么用。”
在此背景下，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多学科实验室。经过充分调研，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首批计划建设4个实验室，分别专注于植物、动物、石器和陶器研究。其中，植物和动物研究与人的生活起居情况以及环境气候密切相关，石器与陶器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社会风貌。
山东大学在人员、场所、资金等方面对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给予了重大支持。栾丰实回忆道：“学校不仅答应给我们20个编制用来招聘研究人员，咬着牙给了我们6间房子用以办公，还给了我们260万来购买实验设备。那时候其他很多专业都很眼红，我们美得要命！”
随着时间的发展，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始终坚持多学科合作与国际化理念，不断壮大规模，拓展全球合作网络，已然走在了全国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前列。如今，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从4个实验室拓展到20个实验室，与日本、德国、美国等多国知名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栾丰实笑着说：“过去我们常常要将器物要送到美国实验室进行分析，但现在不用了，我们的实验室数量比他们还多些！”
尾声
回望中美联合考古三十年，栾丰实选择了陶鬶作为象征。他解释说：“陶鬶的形状像鸟，你可以在很多龙山文化的陶器中见到这种鸟的形象。相较于知名的蛋壳高柄杯，它有着更丰富的意义与内涵，也是代表我们双方认同的一个器物。”
“探索未知是人类的本能需求。”栾丰实感慨道，“考古是一项非常现实的、落地的、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长期性工作。那些在田野考古的过程中的意外发现，不断调动着我的探索神经，也推动我更加坚定地选择考古。”
展望未来十年，栾丰实有着美好期许，他希望有更多美国的考古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员来到中国，深入考古学的各个领域。“中国的历史这么悠久，文物这么丰富，如果有更多的美国学者参与其中，哪怕只将一小部分成果传播到当地社会，也必将为中美友谊架起坚实桥梁，谱写动人篇章。”
作者：李红茹、宁菁菁、李卓兰 编辑：姜卉、刘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