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美联合考古迎来30周年。30年前，当山东大学和耶鲁大学在鲁东南开展合作时，如今的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教授还是山东大学的一名学子。他在接受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专访时，回顾中美考古合作的起步、磨合与成果，提及了中美联合考古创造的几个之“最”。“在所有中外合作的考古项目中，中美联合考古持续时间最长，发表成果最多，覆盖面积最大。”
作为这一历程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他在青春年华与中美考古相遇，在学术生涯中和诸多美国学者携手，见证了中美考古方法理念的互鉴、考古成果的互证共享，同时也在国际考古学界重塑了中华文明，对中国聚落考古、世界聚落考古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中美考古理念和方法的初次碰撞和互鉴
1980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我国恢复高考也才三年，方辉作为时代的幸运儿之一进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攻读考古专业。“在那个年代，中外在考古方面的合作很少，我们对于国外考古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课本和期刊。”方辉回忆当时的情景。1984年，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在山东大学开设讲座，这是方辉第一次接触聚落形态研究。他立刻就意识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即聚落形态研究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而不仅仅是在时间和空间内进行考古研究，这对于长期浸淫于当时国内主流考古研究方法的他来说耳目一新。
199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中国政府决定允许外国人与中国专业人士合作进行田野调查，这是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1995年，国际著名的考古学和人类学专家、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文德安联合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加里·费曼教授及夫⼈琳达·尼古拉斯，以及山东大学考古系，在日照正式开展中美考古合作项目。博士刚毕业的方辉幸运加入了中美联合考古队。
方辉认为，美国学者为中国考古带来了研究方法和范式上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聚落形态研究和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引入。区域系统调查方法，是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方法，出现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洲。方辉提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除中国和印度以外，考古学家在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较早的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高地和爱琴海地区等，先后开展卓有成效的系统调查，极大地促进这些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和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系统调查开始于1995年的中美联合考古。
“由于西方文明、中美洲文明等都是采用石构建筑，而中国的传统居住形式是土木结构，古代遗迹大都被掩埋在土地之下，考古学家需要从土中找土、土中变土，考古发掘的难度极大。因此，对于初来乍到的美国学者来说，在中国的发掘方式较为陌生。然而，经过摸索和适应，美国学者在日照的发掘中逐渐掌握了黄土发掘技术。”方辉提到，作为中美首个实质性的考古发掘项目，中美在考古理念和方法技术方面的差异显而易见，然而这也促成了双方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
美国学者业已采用的科技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则是新的概念。“比如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包括人骨研究，以及同位素残留物分析、DNA分析等都自此从西方学者那里源源不断传入到国内。”方辉娓娓道来。这是中美考古界的一次全方位的互学互鉴，中国学者从美国学者身上获益匪浅。美国学者亦然，在对年代、器物的判断以及发掘技术方面，也受到了中国考古学者的耳濡目染。
方辉还提到，中美团队在工作和生活习惯上也存在诸多差异。例如，中国学生习惯清晨7点开工，西方团队则遵循9点作息，美方“早九晚五”与中方“抢天时、抓农闲”的工作节奏曾产生冲突；农村旱厕和住宿条件的紧张让美国学生难以适应......双方在不断磨合之中尽量避免文化冲突，最终谋求到了共识。
中美学者合力重塑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认知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探究始终没有停歇。其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机制及特点，并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的系统性工程。鲁东南考古项目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尤其对于一期和二期工程影响深远。“我们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揭示出该区域文明起源的路径，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增色不少，相关成果已经吸纳进入该工程的成果集里。”方辉说。
同时，鲁东南考古项目也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国聚落形态考古对世界聚落考古的贡献是丰富的历史地理文献，这是在国外很多区域开展考古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在区域系统调查中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的简牍材料，记载着非常丰富的基层社会结构，鲁东南项目将区域系统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发现秦汉琅琊郡治与史书记载高度吻合。”方辉提到。这些史书上的信息对聚落考古、区域系统调查起到了互相参考和印证的作用，这也进一步丰富了全球聚落考古的理论和方法。
中美联合考古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区域考古信息，这一信息的出现改写了国际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的文明，我们对于早期文明的研究缺少区域概念和区域性数据。而在联合考古中，考古学家通过聚落考古发现了各个层级的区域组织，这使中国和西方文明能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对比。”方辉说。根据这些新的发现，美国学者在英文期刊上发布了关于鲁东南项目的研究成果，使大量西方学者通过这个项目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世界考古学前沿也因此出现了关于中国的声音和信息，这大大提升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早期社会的研究和看法。
经过多年的合作，中美联合考古的成果在国际考古学界中得到了认可。“我与加里·费曼教授、夫⼈琳达·尼古拉斯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帝王的足迹》论文，揭示了我们在考古调查中发现的琅琊郡的历史和文化，包括秦始皇迁民3万户、以5口之家计算人口大约15万人等，这些都与史书记载的数据相当。考古发现，琅琊郡的文明缘起大约在距今7000年左右，早期龙山文化从一个个村落起步，逐步形成了等级明晰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尽管在距今4000年前有一些断裂，但在周代，琅琊郡开始慢慢恢复，并在秦汉帝国时期，在琅琊山上建立了琅琊台，出现了琅琊郡治。”方辉说，这一发现向国际学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尽管中华文明的发展有起伏，但它具有连续性、统一性，一直没有中断。这篇文章中的讨论和共识对中外考古学者认识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对中华文明浓厚兴趣的中美文明观深度交融
考古合作不仅是方法论的碰撞，更是文明观的交融。中美联合考古的发起人、耶鲁大学文德安教授在中国的长期生活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从理解转变为了非常认同。由于对中国文化由衷的喜爱，她在许多国际场合呼吁打击文物走私盗窃，成为了中华文明和遗产的捍卫者。“文德安教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充满了感情，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确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并将她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中国考古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上。”方辉说道。
方辉补充道，加里·费曼教授及夫⼈琳达·尼古拉斯长期在墨西哥进行中美洲文明的考古发掘，他们的研究方法已经基本成型。如今两位已经70多岁高龄，每年还是会定期到中国来考古，他们觉得中国这片沃土对于他们非常有吸引力，他们时常感慨于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经过这些年的合作，他们和中方合作考古的意愿愈加强烈，想继续扩大合作范围。
另外一个偶然的事件也突显了中美联合考古成果的特殊意义。方辉院长回忆，在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馆员对中国厅的展览布置过程中，得知了中美联合考古的最新成果，他们主动将原本独立的西藏馆并入了中国馆。“这说明项目的成果已经在美国文化界主流人士中产生了影响，而这完全是对方自发的行为。”他说道，项目改变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偏颇认知，将西藏文物纳入中华文明整体叙事，考古学在其中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
三十年间，除了新冠疫情期间项目中断了两年，其余年度每年10-12月中美学者都会一起在野外考古，因为这几个月份北方地里农作物收获，土地中的物体能见度较高。“在长达三十年的交流当中，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合作伙伴，这种人文交流的深度是其他项目很难达到的。”方辉感慨道。
1995年，改革开放在一些领域已经渐趋成熟，然而中外考古还没有实质合作。“可以说中美联合考古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同时它也促进了中外之间更进一步的开放。这种合作带来的是双赢，甚至是多赢的效果。它不仅使我们的科研成果更加多样化，而且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方辉认为，美国学者的加入促使中国考古学转型的进一步加快，推动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同时，在长年的调查走访中，美国学者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华文明深厚的根基。
中美联合考古未来展望：延续友情 扩大国际影响
“截止到去年年底，中美联合考古项目覆盖面积已经超过3800平方公里，在世界上处在第二名，在欧亚大陆排在第一。先后参加项目的中外学生、学者将近200人，外方除了美国学者之外还有加拿大、日本的学者。”方辉说，他希望，新一辈的年轻人能够成长起来，延续双方在三十年中建立起的友情，也使项目产生的良好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使这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得到不断阐释。
“越是在文明冲突的时刻，人文交流则愈加重要。”方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突出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并且倡导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打开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交流。他认为，考古学从学科特征来看，在人文学科里是一个很“实”的学科，在实操层面上中外是高度一致的、是具有全球性的，非常便于各国学者在共同的理论方法指导之下共同开展研究和交流。尽管语言文字不一样，但是图像、器物等成果大家都能意会。方辉坦言，考古是一门交叉学科，当前中国考古面临学科定位与经费挑战。他呼吁加大跨学科研究和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因为此前中美联合考古的很多成果离不开这些研究设备和技术。
如果用一件考古器物来比喻中美考古合作，方辉坚定地选择了“陶鬶”。这是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因为生产这样一件器物需要协作，要生产三个带足的把手，还要生产鸟嘴一般的流，然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中美之间是一个整体，但是又各有分工，虽然合作的过程很复杂，但只有集体的力量才可以完成。同时，陶鬶也是科技考古的产物，我们运用领先的考古科技探明了陶鬶残留物中的龙山时代的米酒成分。这是中美考古突出的方法展现。”方辉笑着说道。
从黄海之滨的聚落考古到全球文明对话的舞台，中美联合考古的 30 年，是中国考古学走向国际前沿的缩影，也是向世界重塑中华文明的一个支点。方辉和团队成员的实践表明，以实证研究可以打破偏见，以文明对话能够消弭隔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考古学正以独特的方式，续写着中外交流的新篇章，更为全球文明研究提供了“和而不同”的东方答案。
作者：李红茹、宁菁菁、李卓兰 编辑：姜卉、刘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