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加里·费曼教授与琳达·尼古拉斯教授受邀参加中美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考古项目。在此之前，两位教授在墨西哥瓦哈卡河谷深耕多年，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聚落形态研究，为中美洲地区的考古研究做出卓越贡献。他们既是工作上的默契搭档，也是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费曼长期关注早期文明和复杂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他发现，20世纪90年代，部分有关全球早期文明的著作未将中国文明纳入其中，但中国显然是极为关键的地区。因此，当收到文德安教授的邀请，他欣然同意，希望通过考古调查，将中国文明纳入全球早期文明的综合研究体系，并提议与擅长地图绘制的琳达一同前往。
30年来，这对夫妇多次来华，为中美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考古项目贡献智慧，也为中国考古学引入与发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方法奠定重要基础。
区域系统调查：解锁复杂社会的关键
20世纪70年代，费曼与琳达进入考古领域，所做的大部分的工作都与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密切相关。
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是当今考古学研究获取新材料、新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探索复杂社会的重要途径。这种方法将散布区域各处的考古材料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通过大范围地收集考古材料，为了解区域内的人类社会经济关系以及聚落形态变迁提供宏观图景。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考古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中并不突出。费曼指出：“当时中国的考古调查范围较小，更多着眼于区域大型遗址，缺乏系统性。但区域系统调查需要我们走遍整个区域。”
鲁东南沿海的中美联合考古项目，正是这一方法引入实践的典型案例。中美联合考古队期望通过区域系统调查，深入研究更细致的问题，探索鲁东南地区聚落模式演变与复杂社会发展。
推行新的考古方法的过程中，不乏质疑之声。但费曼是个结果导向、着眼大局的考古工作者，他始终以核心目标为导向，致力于描摹早期城址的准确图景，而不会陷于精确的细枝末节。对他而言，研究成果是获得信任的关键：“积极发表成果，展示区域系统调查如何帮助我们回答问题，有助于打消人们的疑虑。我们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发表新的研究成果，呈现这些发现的重要性。”
琳达强大的空间感知能力与精湛的地图绘制技术，在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费曼所说：“做好考古调查，必须要有精于地图工作的伙伴。”影像与地图作为考古工作的视觉记录，能够长期留存，为后人提供宝贵资料。此次项目中，琳达主要承担摄影与制图工作。在考古队行进时，琳达通常手持地图站在队伍中间，队员之间相距50米。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们依赖此种方法，定位彼此位置，确定遗址中道路、河流、城镇等关键点位，在地图上描摹整个区域图景。
据琳达回忆，当时中方团队提供的是带有拼音的中文地图。借助着拼音，不懂中文的她能够与同事顺畅交流，也与当地村民建立了友谊。在回顾30年中最难忘的经历时，琳达表示：“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友好、非常热情，尽管他们过去从没见过我们，但每每路过他们的田地时，他们都会送给我们一袋苹果，或是一袋萝卜。这些细节是我在田野工作中最难忘、最美好的记忆。”
多年来，区域系统调查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美联合考古队借助这一方法，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向世界生动展现了中国北方复杂社会数千年的兴起与演变历程。
认知重构：从“专制”到“善治”，从“中原”到“多元”
来华之前，费曼对中国早期文明的了解相对有限，因为当时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英文文献所依据的数据非常陈旧。历经30年在中国的考古工作，他了解了中国丰富的历史，目睹了中国在交通建设、大学发展与科学进步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但作为人类学家的他，他的视野并未局限于考古工作与日常生活，而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更加深刻的洞察。
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大多基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或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理论，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始终是高度专制的，统治者权力极大，掌控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除此以外，西方学界还存在“中原中心”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龙山文化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再辐射至其他非中原地区。
但经过实地考察，他发现，中国的治理模式并非如卡尔·魏特夫所说，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而是以“善治”为核心，强调统治者对公民责任的治理模式，这与儒家理念高度契合。这一发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知。同时，在鲁东南沿海地区的发现也令两位教授惊喜不已。琳达·尼古拉斯表示：“过往文献中，沿海地区鲜被提及，人迹罕至是大家对沿海地区的固有印象。但我们发现，在龙山文化早期，沿海地区就有着系统性的、等级分明的聚落体系，与山东西部地区的龙山文化完全不同。”
这一发现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原中心”的观念。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早期文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多样性：山东地区拥有其独特的早期历史，长江流域亦有自身的发展脉络，中国早期文明并非单纯围绕中原地区展开。“人们总是认为文化是同质的，同一文化体系下，是相同的房屋、相同的陶器、相同的城墙。”费曼感叹，“但实际上，文化内部存在着巨大差异。系统性的区域调查让这些信息得以浮现，并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
30年的中美联合考古，中美联合考古队孜孜以行，通过扎实的调查、发掘与整理，勾勒出更加丰富、更具学术支撑的中国历史图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提供有力证据。
薪火永续：三十年后，寄望青年
中美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考古项目，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中美联合考古项目，也是费曼与琳达参与的唯一一个中美联合考古项目。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正是学科转型的关键时期。除了山东大学，其他高校的考古系也在积极与国际接轨，与其他国家开展联合考古项目。但是，这些项目的持续时间都未超过15年。“我们的持续时间远超我所知道的任何中美联合考古项目，文德安教授与山东大学的同事们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费曼表示。
过去30年里，众多中美青年学者积极参与该项目。他们利用从项目中获取的信息，在植物、青铜器等考古细分领域开展研究，成果丰硕。“我们对参与项目的学生们充满信心。”费曼说，“项目的未来将通过这些年轻人延续下去。”
琳达还对投身考古事业的女性提出了希冀：“如果你们热爱田野工作，就要大胆去追求，去争取项目，去领导项目，不要让他人轻易将你推向其他方向。你们要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并为之不懈努力。”
在选择中美考古30年的代表性器物时，两位教授与中方学者的想法略有不同。琳达·尼古拉斯选择的是10厘米长的穿孔石斧。尽管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它可能不及陶鬶等器物深厚，但对琳达而言，它是中美友谊的绝佳体现。当琳达发现这把石斧时，她意识到这可能是考察中发现的最大的石制工具，不禁兴奋地尖叫出声。队员们误以为她受伤了，纷纷赶来相助。“这个器物象征着我们的合作。我们互帮互助，确保彼此的安全，也确保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瑰宝。”
费曼则选择了齐长城，这是东周时期齐国修筑的重要军事防御系统，西起济水、东连大海，全长640余公里。项目期间，费曼与琳达绘制了部分齐长城的地图。“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如果没有区域系统调查，这种测绘无法实现。”费曼强调，“齐长城还展示了古城墙两端不同的聚落模式，揭示了龙山文化内部以及不同地域间的显著差异。”
今年7月，为庆祝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开展30周年，山东大学举办“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视觉采用的就是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齐长城上的珍贵照片。画面中，他们携手并肩，向着鲁东南沿海地区的未知，向着中华文明的源头，向着中美联合考古的深厚友谊，稳步前行。
如今，项目已进入综合研究的新阶段。今年，两位年逾古稀的教授仍将来到中国，在10月至11月开展为期数周的考古调查，坚持他们对田野考古的无尽热爱。“如有可能，我们还会继续合作，共同研究，将我们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亮点一一提炼，再写一部综合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