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人类文明互鉴的语境下，面向区域国别的影视国际传播也呈现出新的态势。影视国际传播的贴近性表达与精准触达，需要融通区域国别的研究理念，包括战略性理念、全球化理念、差异化理念和综合性理念，以获得更为丰富的相关知识与信息。面向区域国别的影视国际传播也面对着新的难点及挑战，包括“地方文化个性”与“人类文明共性”的协调表达、从“语言翻译”到“文化转化”的精准话语适配、整体性战略布局与本土化传播策略的综合考量等。应通过提升区域国别视域下中国影视的文化“主体性”、强化影视国际传播的战略统筹、建立区域国别影视国际传播资料库、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等方式，助力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影视国际传播 区域国别研究 国际传播效能 影视强国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文科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从客观背景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全球局势的剧变和国际关系的博弈，推动了区域国别间文明互鉴和文化交往格局的变化。就国内而言，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驱动下，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进入了学科化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一级学科之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将国际问题广泛地纳入其论述范围，其中自然也包括影视的国际传播。同时，在中国努力推动人类文明互鉴的语境下，中国文化面向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团体的跨文化传播也日益频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1]这一指示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作出了顶层设计，也为影视国际传播的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鉴于影视是当下最具影响力、传播力和情绪感染力的传媒形式，进一步增强其国际传播中面向特定区域、国家、群体的贴近性与精准性，当是保障其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看来，影视国际传播研究十分有必要融合区域国别研究的理念与方法，为影视艺术在国际上的贴近性表达与精准触达提供足量的区域国别学资源，在丰富自身理论构架的同时助力中国影视国际传播实践的品质提升。
一、面向区域国别的影视国际传播新态势
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事业持续发力，推动中国影视“走出去”的步伐显著加快。在“新全球化”与媒介融合的双重背景下，面向区域国别的多语种影视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常态，并且配合着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呈现出富有地域特色的传播新态势。
（一）中国影视多语种传播目标区域的开拓
随着传播渠道的增多与大国外交的开展，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影响区域近年来不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开始在小语种地区和国家崭露头角。
在非洲，《媳妇的美好时代》2012年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播出是中国影视在当地传播的最为经典的案例。此后的几年间，随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山海情》等影视作品陆续登录非洲荧屏，中国影视在非洲的播出已是常态，也收获了大批非洲观众。最近几年出现的《欢迎来到麦乐村》《幸福草》等中非合拍影视剧集更是聚焦中非共同发展的友谊故事，在非洲多个国家播出，也把中非影视合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中东地区，我国面向阿拉伯语国家的影视传播也取得了可喜成效，比如阿拉伯语版《父母爱情》在埃及播出，收获了3.8%的收视率，观众多达400万，[2]阿拉伯语版《山海情》也登陆了苏丹、埃及等国的电视台。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首部合拍电视动画片《孔小西和哈基姆》则在沙特阿拉伯掀起“中国热”。在拉丁美洲，《三体》《玫瑰的故事》《楚乔传》《温州一家人》等电视剧先后登上多个国家的主流电视台，还有四个拉美国家在电视频道上开辟了专门播出中国优秀视听节目的“中国时段”。
依照文化差异性从弱至强，我国内地影视的对外传播大体上可分为五个“文化圈”：港澳台文化圈、亚洲儒家文化圈、世界华语文化圈、欧美文化圈、非洲—拉美文化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主要范围都是文化与中国相对更为近似的、以东南亚地区为主的亚洲儒家文化圈，除此以外就基本只有面向欧美发达国家举行的国际影视节展了。非洲—拉美文化圈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与我国语言文化差异较大，中国影视走入这些区域诚然代表着自身国际传播能力的增强，但同时也在影视事业发展的背后对这些区域的政策、经济、文化等背景性信息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而这些正是区域国别研究关注的问题。因此，我国影视国际传播目标区域的开拓进程正在呼唤影视国际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方法的融合，这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影视在相关国家传播的效能。
（二）中国影视之文明互鉴对话功能的凸显
在全球格局的显著变化之下，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功能面临从“传播”到“对话”的转变。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交流互鉴既是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影视必然要承担起更多的文明间对话功能。这方面的案例有《跨越》《魅力智利》等中外合拍纪录片，它们配合大国外交，成了沟通中外民心的桥梁。另外，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对这一事业的书写与表达也已开始成为影视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比如纪录片《我们的田野：拉美青年蹲点记》邀请拉美青年学者共同调研中国的乡村振兴模式（更宽泛意义上的例子还有《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以科幻的形式，用“中国思维”书写人类文明的共同未来）。可以说，文明互鉴对话功能的凸显，正在让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告别早期那种“传出就是胜利”的评价标准和“宣传品发放”的性质。
（三）中国影视国际传播向全球产业的融入
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影视正在快速融入全球视听内容生产体系。当然，目前包括中国影视在内的全球视听产业也正面临巨大的变革。一方面，科技进步和媒介融合带来了流媒体的快速发展，从而改变了视听内容在不同文化空间内的生产和触达方式。另一方面，与之相配合的全球媒体资本的流动，使得流媒体平台在各个新兴国家快速占领用户份额，重塑了媒体市场的格局。以“奈飞”（Netflix）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正在全球范围内接管内容发行和播映的物理空间，呈现出“平台基础设施化”[3]的特征。这些变化不仅与媒介传播的商业利益和市场拓展有关，更是需要文化外交予以着重考虑的因素。有学者根据“奈飞”全球化的案例提出了“流媒体外交”的概念，即“利用数字媒体和流媒体平台来增加一个国家的软实力”[4]。可见，全球影视产业发展的客观现实，从商业和文化两个维度对影视国际传播提出了关于产业定位的新要求。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主体也已经不限于主流的电视台：目前，国内的各大网络视频平台都已在海外开始布局自己的国际市场战略，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等依托商业制播机构建立的国际传播主体也正在深度参与到世界视听产业格局之中。因此可以说，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产业定位——尤其是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布局——已在逐步浮现。
总之，在中国影视国际传播态势的新变之下，让影视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研究相融通，已经显得越发重要乃至迫切。
二、区域国别研究带给影视国际传播研究的理念
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是“全面了解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以便“为我国各种涉外领域提供学术支撑”。[5]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列为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可以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学位。这个领域的研究打通了许多学科的壁垒，对特定国别区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探析，服务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这些情况也对影视国际传播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进一步在工作中增强区域国别学的各项学术理念的支撑。
（一）战略性理念
区域国别研究与影视国际传播事业可以统一于支持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统一于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战略需要。“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原动力。”[6]要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区域国别研究以解决我国了解域外情况广度不够、深度不足的问题作为核心诉求，因此也是完善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的重要任务。至于影视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不但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讲述中国故事时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资源。“影视传播力是推动影视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影视文化覆盖和影响范围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影视文化软实力最为显著的指标。”[7]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影视国际传播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也需要重视影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与影视国际传播研究都属于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增强中国话语海外传播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作。纵观欧美乃至日韩，影视强国的建立无不是在国家文化战略的驱动与促进下实现的，因此我们也需要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全球影视文化的知识体系构建。尤其是在“新全球化”的当下，随着某些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国影视国际传播面对的政治格局更加复杂，面对的话语场域也更加多元，这就更需要我们以战略的眼光统筹全局，积极塑造中国影视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
（二）全球化理念
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特别富于“全球化”特点。对影视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全球知识信息流动的整体视野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拉美电视剧国际化过程的研究就从全球影视内容流动的角度出发，将拉美电视剧从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向欧美等“中心国家”传播的趋势称为“逆向流动”，并将其认知为一种“反文化霸权主义”现象。[8]我国的影视国际传播目前大多还在强调面向具体国家和区域的传播经验，但随着媒介融合潮流的漫瀚，影视传播早已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国别壁垒，形成了具有全球流通性的市场，并在分布上呈现出区域性流动的特征。因此，今后更有必要站在全球产业和文明互鉴的高度上去规划和调整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战略和技巧。
（三）差异化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9]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是差异化的地方性知识，通过其视角也可以差异化地看待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这一过程不仅要实现中国影视“走出去”，还需要使之适应不同地区、国家、民族、团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实现“走进去”。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影视国际传播是要通过影视艺术实现文化主体的“自我”和目标国家的“他者”的交流互鉴，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好自身内容及话语建构的同时，根据对传播对象国家或对象地区的文化背景的认知，实施差异化的话语构建。区域国别研究有助于我们整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视产业及影视文化背景的认知，并根据其各自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人文状况去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四）综合性理念
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历史学、法学、国际关系、文学等多个学科，面向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说极具学科综合、语种综合的特点。国际政治学家王缉思将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学科基础归纳为四个维度，即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社会维度。[10]可见，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领域呈现出非常强的“跨界”属性，其研究工作须运用“强综合”的方法。影视国际传播本身也是一项综合了艺术学、传播学等在内的综合性研究，但是比起区域国别学，在学科的综合性、语种和国别研究的综合性上都尚待加强。尤其是在与艺术学之外的法学、金融、国际关系等学科的合作方面，目前影视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仍显不足，需要引入更加综合和丰富的学科资源。
三、区域国别视域下的影视国际传播新空间
区域国别研究与影视国际传播研究的结合，是传媒艺术时代艺术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的直接体现，回应了新时代影视国际传播实践的现实需要，会给以下诸方面提供新的空间。
（一）区域合作战略下文明互鉴的需求空间
区域合作发展需要影视力量。在“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东盟”“中非合作论坛”等倡议或组织带来的区域性合作框架下，合作各方的影视内容、影视产业、影视文化的参与度正在逐渐提高，其体现包括“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的建立、“一带一路”影视节目联合展映计划、“金砖国家电影节”等。区域合作还带来了影视作品面向特定区域国别的传播热潮，影视传播的发展又推动了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一方面，影视精品已经成为促进民心相通的纽带；另一方面，影视产业也是区域经济合作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内容的流动，将推动影视产业区域市场的整合与发展，当然也对面向区域的相关传播研究提出了需求。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1]在新的全球发展格局下，中国文化同世界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互鉴日益频繁，这呼应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这一过程离不开影视的参与，影视国际传播可以作出的贡献——在其他文化语言区域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故事并由此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早日建立——也正在其中显现。
（二）跨文化实践下影视“超语言”传播的信息空间
由于区域国别影视国际传播研究要面向许多语种的受众，语言及其翻译问题就是落实相关具体课题时绕不开的。同时，这也是日常的影视国际传播活动要面对的首要“考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提出的“国家对优秀电影的外语翻译制作”对此提供了政策支持；“丝路视听工程”等系统性工程要将几千部中国优秀影视作品进行多语种译制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社会机构合作组建了“国家多语种影视译制基地”，专门从事影视剧译制和推广工作。[12]随着影视工业能力的提升，我国的影视译制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英语之外，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非通用语种的节目译制能力已大幅提升。
不过，语言的转译问题仍然是影视国际传播中最主要的严肃问题之一，尤其是当传播范围更广、传播内容更加多元之后，要想在多语种的译制工作背后保持复杂的“超语言信息”的准确对应，仍需要不断更新的区域国别资讯以及我们对其的理解作为补充。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化，更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13]，正是这些知识构成了不同语言背后的“超语言信息”——这种现象“来自语言的功能、运用以及人类认知过程之中”[14]。想把这些“超语言信息”获取好、整理好，显然要以补齐相应的区域国别影视知识作为基础，而这也呼唤着相关的研究走向纵深。
（三）学科融合背景下影视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空间
中国的戏剧影视学知识体系是跟随时代而不断拓展的。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影视国际传播研究既代表着知识的融合，也代表着学科的融合，其宗旨则是服务于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其是在技术和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戏剧与影视学研究不能将自身与其他文化隔绝开来，搞封闭的学术体系建设，而是需要积极拥抱文化多样性，广而扩之地吸收不同文化中的精髓，以此丰富自身的研究格局和文化视野”[15]。
近年来，随着影视国际传播研究的持续深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自觉运用区域国别的研究视角来考察此类传播活动。这种趋势首先表现为影视国际传播的研究对象走向细分和深化。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大多关注内容、渠道“走出去”的基本情况，而近年来对具体区域和国家的“传播效果”的研究逐渐增多，出现了不少结合政策、外交、产业、文化等背景进行的传播策略探讨。另外，这种趋势也表现为全球化视野观照下的多语种/语言区域研究正在涌现，比如近年来，对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影视研究逐渐走热，对那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视的认知状况，也正从观察“小国影视”的猎奇视野向着可以称为“全球影视”的全局视野转变。以拉美电影研究为例，笔者用“拉美电影”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相关研究条目，找到学术期刊文献成果38篇，其中2020年至2024年间发布的就有24篇，占近三分之二，近10年之内发布的则多达33篇。可见，近年来影视国际传播的区域研究呈现出了越发活跃的态势。
四、区域国别视域下影视国际传播面临的难点与挑战
区域国别研究与影视国际传播研究的结合，既带来了战略性的、全球化的整体视野，也凸显出当前影视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些难点与挑战。
（一）“地方文化个性”与“人类文明共性”的协同表达
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关于不同区域、不同国别之间的差异的知识，而影视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实现“民心相通”。因此，面向不同区域国别的影视国际传播就要通过适应其各自受众的独特表达方式，达成中外人民的相互理解，进而实现认知、认同、认可。如果说“共生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本体论，[16]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影视国际传播赖以获得接受和认同的底层逻辑。以李子柒为例，她在世界上“走红”的根本原因是以中国文化为基底，回应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极常抱有的“原乡情结”和焦虑情绪。胡智锋教授指出，做好影视国际传播的关键是“求同”，需要“在影像作品中着力打造‘感知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17]因此，区域国别影视研究的核心问题当是：如何在各国家、各区域缤纷繁杂的个性化文化中发现与中国故事相通的共享性元素，并对其进行准确的影视转化和表达。
（二）从“语言翻译”到“文化转化”的精准话语适配
面对琳琅满目的区域国别文化，可以说关于“精准化”的问题是中国影视跨文化传播时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具体来说，这又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翻译的精准性问题。译制，是影视国际传播绕不开的话题。诚然，精深的语言基础是区域国别影视国际传播的必备前提，但比做好这一点更为困难的是：让中国的文化符号与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文化符号相对应，并使之更符合对方的影视文化习惯。以此观之，当前我国影视译制的做法仍有提升的空间：其译后版本往往存在重“语种”轻“区域”的问题，因此在版本规模上还可以扩充。以“方言”问题为例，我国影视作品的外译已经覆盖了诸多语种尤其是一些小语种，这实属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使用这些语种的各个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着方言及其谱系，比如西班牙与拉美诸国的西班牙语就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拉美诸国之间所操持的西班牙语也多有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口音的差异，而且（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会代表同一语言文化区内的不同叙事风格和审美性格，所以对影视作品艺术品质的传达也有直接影响，以至还会影响到特定地区观众的收视意愿。此外，语言翻译中的归化问题、超语言信息问题、文化符号精准对应问题，也都考验着影视国际传播者理解乃至研究区域国别文化的深度与广度，是此类传播行为必须应对的。
二是文化符号的转化度问题。中国影视中的文化符号承载着深厚的传统积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创新资源宝库，但这些意涵丰富的文化符号的跨文化转译往往存在“文化折扣”问题。比如中国动画片《阿唐奇遇》在拉美的传播中，茶宠阿唐这个角色并没有完成中国茶与拉美茶文化的符号关联，让拉美观众感到非常陌生，导致这些民族化的元素和符号淹没在故事情节之中，并未得到当地观众的太多共情。[18]此外，关于各国文化的背景知识在当前的影视国际传播和合拍活动中日益重要，如不重视则很容易出现“乌龙”事件，比如近日某跨国综艺中，嘉宾将英国骨瓷作为礼物送给非洲某国家的专家，但忽略了该国曾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事实，结果被舆论严厉批评。可见，影视国际传播中的“本土转化”并不是指简单的信息对应，而是说要从彼此文化的角度出发，了解对方文化的特点并且努力发掘文化共通性。同时，对特定的语言文化区域，还需要逐步总结一些符号转译上的规律。
（三）整体性战略与本土化传播策略的综合布局
区域国别影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影视产业格局，所以需要站在全球影视内容流通的角度上，去定位具体的区域国别的影视市场及其传播。由此看来，如何实现影视内容的本土化落地，是值得学界与业界共同研讨的一个问题。这就要求区域国别影视研究从整体层面上把握具体国家、区域或群体的文化政策、产业水平、渠道建设、市场规模等背景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本土化的传播策略。例如奈飞公司在其国际扩张中就非常重视本土化问题，甚至考虑到了不同地区观众对平台上的影视作品缩略图的反应，为此不惜通过算法根据各地观众的观看习惯去匹配相关图片。[19]此外，奈飞还看重本地化的内容创作，根据本地人的喜好策划剧目，这点已经为行业所熟知，比如为打开日本市场所制作的《恶魔人：哭泣之子》（Devilman：Crybaby）迎合了日本用户喜欢动漫作品的倾向，在韩国制作的《鱿鱼游戏》更是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本土化布局案例也启发我们：影视国际传播的本土化不仅可以在内容和翻译层面发力，还可以贯穿影视制作、发行、宣传的“全链条”。这显然也需要区域国别影视国际传播研究提供更充足的参考信息。
五、区域国别视域下影视国际传播的提升策略
在区域国别的视域下，影视国际传播需要综合考量政策、产业、外交、文化、媒介等多个层次和角度的影响因素，从“主体性”打造、战略统筹、资料库建设、人才培养等角度追求切实的提升。
（一）提升区域国别视域下中国影视的文化“主体性”
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区域国别学）是一件认识文化“他者”的学术工具，在建构“他者”知识的同时，也在以对方为镜像建构自我的文化形象。换言之，“中国学”本身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视域下，影视国际传播的“他者”、“自我”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区域国别影视研究一方面要对“他者”形成完备的、中国自主的世界影视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应当通过研究来镜鉴中国影视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以电影为例，世界上的电影强国基本都建立起了国际传播中的“自身性格”，比如好莱坞电影的“大片”化呈现与“个人英雄主义”叙事、韩国电影的社会批判传统、法国电影中的艺术追求、英国电影的“黑色幽默”等，而说起中国电影在国际观众脑海里最深的印象，似乎仍然是“功夫片”。那么，中国电影是否仍要维持这个标签呢？虽然近年来《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在海外收获了大量关注，但这距离建构起中国影视鲜明的“文化性格”和“个性标签”恐仍较远。中国全体影视从业者和研究者还须立足全球影视格局，继续共同努力。
（二）强化影视国际传播的战略统筹
影视的国际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影视制作和发行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默契协作，形成合力。具体来讲，在制作层面，应加强合拍和本土化制作，将中国故事与海外的本土故事相结合，提高外国观众的亲近度。在译制层面，对影视译制的认知不能停留在“配字幕”阶段。我们需要提升对这类工作的重视程度，实现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全流程参与，将译制工作前置，甚至可以在立项之初就邀请语言文化专家介入，以保证影视内容的国际化水准。同时，还可以增设译制监制、制片岗位，完善对译制质量的全流程把控。在品类层面，应当增强与特定区域和国家的观众的对应性，比如：对一些相对熟悉中国文化的国家，可以传播一些更具文化深度、更具中国思想内涵的作品；对那些距离中国较远、不特别熟悉中国情况的国家，可先多使用经典作品、功夫片、偶像剧等易于接受和理解的内容。在渠道层面，应尽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流媒体平台，让中国影视与海外本土内容互动呈现。在宣传层面，应进一步了解特定区域观众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邀请当地的“关键意见领袖”（KOL）参与宣传，拉近他们与中国影视的距离。当然，想做好这些，还需要政策、管理、渠道等方面协同进行战略布局和实务操作。
（三）建立区域国别影视国际传播资料库
区域国别视域下的影视国际传播自然会涉及大量的国别信息和研究数据，这些都是该行业制定策略、开展研究时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实践和理论的价值毋庸置疑。因此，有必要依托相关的学术机构或研究单位建立与区域国别影视国际传播相关的资料库，并不断积累丰富之。这种资料库的内容至少可以包括相关区域国别的影视政策、影视产业信息、文化背景信息以及可供文化转译的语料库等。当然，资料的采集不仅需要大量的田野工作，还需要代代接续、久久为功，因此相关管理机构可以考虑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与资金保障。
（四）打造复合型的人才涵养体系
做好影视国际传播，关键在人。无论是区域国别研究还是影视国际传播研究，或是业务第一线，人才都是排在首位的战略资源。然而，在目前中国影视国际传播的研究和实践中，相关人才的缺口还很大，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影视翻译领域的状况。电影翻译专家、制片人何钦等表示，当前的影视翻译工作缺少既了解影视又熟悉翻译的译者和制片人，而“学界的研究大部分局限在对白字幕的翻译研究，缺少翻译后的制作研究，因此现有的学术研究对电影译制工作的指导非常有限”[20]。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能兼顾“通”和“专”两个维度的人才：“通”是指一套综合能力，包括具备国际视野、精通区域国别知识、融通多元文化，并且能够参与全球事务；“专”是指在前者基础上具备专业素养，拥有深耕专一领域、建立专项沟通、实现话语对接的专门能力。人才培养上的“通”“专”结合，对影视国际传播来说同样非常重要。据此，我们亟待打通专业壁垒，以“语言+”和“影视+”模式为基础，培养既通晓区域国别知识，又具备影视专业本领的复合型影视国际传播人才，并积极从区域国别观念维度上的法律、国际关系、经济、金融等领域吸纳人才，以完善人才体系。同时，应当加强智库建设，积极联络海外的影视国际传播研究者、参与者，建立相关论坛和合作机制，从海外的本土视角考察影视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间接补强传播结果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区域国别研究视域的引入，是影视国际传播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经之路。而且，影视艺术的国际传播实践插上区域国别观念的翅膀后，也将有望加快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推动人类文明互鉴提供助益。
作者简介：
杨宾，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影视国际传播、拉美影视文化、区域国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