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为推动国际传播的区域化和细分化表达，国内各级主体加快了成立国际传播中心的步伐，不同单位之间跨层级、跨区域、跨业界的通力合作促成了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涌现。一方面，免签政策下的来华外国游客潮为国际传播“破局”提供了新路径；另一方面，“出海”平台呈现自主化和智能化趋势，短视频和游戏作为文化产品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载体。在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方面，一是体现在行业从业者立足实践经验，投入到自主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二是学术界的研究者对国际传播“为何必要”“为何可能”“如何呈现”以及“如何推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自主回应。
一、实践创新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涌现呈现“纵横”特征
以2018年重庆国际传播中心的成立为起点，在六年的时间里，各地方、各级单位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为目标指引，协调与整合媒体资源，多方主体联动成立国际传播中心，为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的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四级融媒体中心的纵向发展链条注入新生活力。2024年，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数量持续增长，在纵向上，国际传播向下扎根，越来越多的地市级、区县级国际传播中心成立；在横向上，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呈现跨层级、跨区域、跨业界的趋向。
成立省级国际传播中心促进中国国际传播的地方化和区域化表达，而地市级及以下不同单位国际传播中心的建立可以被视为在前者的基础上，推动表达更加细分化的过程。2024年6月26日由潍坊市和中国日报社共建的潍坊渤海国际传播中心成立，相比于已于2023年启动的省级单位山东国际传播中心的“立足山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潍坊渤海国际传播中心则更加聚焦于提升潍坊市的城市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2024年5月9日宁波国际传播中心成立，该中心以“让世界看到宁波、听到宁波、认识宁波” 为目标；杭州高新区（ 滨江）国际传播中心、准格尔旗国际传播中心等区县级国际传播中心的成立则进一步体现了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承办主体持续沿着“中央—省级—地市级—区县级” 的脉络纵向延展的特征。
越多越多地市级、区县级国际传播中心的成立为纵向特征，其横向特征则体现为承办单位之间跨层级、跨区域、跨业界通力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跨层级指中央—地方联动，以共享媒体平台与传播资源为渠道，以提升城市（区域）国际形象为目的。浙报集团作为地方性媒体，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新闻社等一众中央媒体签署国际传播战略支持框架协议，共建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跨区域则表现为“南北合作”“中外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地理区位优势，以期增强在地故事的辐射影响范围。黑龙江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由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牵头成立，与香港大公网和黑龙江省黑河市三方共同合作建设的黑龙江对外传播机构，不仅立足黑龙江、着眼东北亚，而且有力推动“南联北开” 的国际传播体系新格局的构建。广西国际传播中心积极践行“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 理念，扩大国际“朋友圈”，并在旗下开设 《我的朋友》（My Friends）栏目，与海外媒体开展紧密交流合作，记录中国与东盟青年相交相知相亲的故事，共同讲好中国—东盟携手业界特征的具体体现就是引入学术资源赋能地方国际传播。西安国际传播中心与西北大学共建的西安－中亚区域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文理学院共建的西安国际传播中心翻译实训基地，都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落地实践。共建“五大家园” 的生动故事。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一跨业界特征的具体体现就是引入学术资源赋能地方国际传播。西安国际传播中心与西北大学共建的西安－中亚区域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文理学院共建的西安国际传播中心翻译实训基地，都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落地实践。
（二）“引进来”：具身传播赋能“他塑”，中外合作以促“破局”
具身传播理论强调“身体在场” 和面对面传播在认知与理解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国成语“百闻不如一见”所传达的“亲身体验” 正是具身性（embodiment）概念的生动诠释：个体的身体在实际接触与互动中充当感知与认知世界的媒介。通过“在地体验” 来感受和理解事物在提升信息接受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国游客在中国的“在地体验” 因其直接接触和身体参与，不仅能够增进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感知，使其在国际传播中成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更有助于构建积极的中国形象。
具身传播理论在这类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应用，不仅限于外国游客的“身体在场” 体验，实际上也关涉跨文化语境中在地文化的展示方式。传统意义上，文化的国际传播多依赖于书籍、影视作品等形式，难以真实再现文化的生活化场景。而外国游客的真实在地体验则能够将中国文化的动态和细腻之处更为自然地呈现出来，从而增强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对于文化形象的塑造而言，具身传播将“身体” 作为跨文化理解的桥梁，从而更容易让受众与媒介主体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
近年来，受益于中国推出的 72/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中国作为其旅游目的地。他们在中国的体验也成为了具身传播的丰富素材。许多外国游客通过优兔、X（原推特）、TikTok等国际媒体平台以视频或图文的形式分享他们的真实感受，形成大量以“中国旅游” 为标签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获得了广泛关注，也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受众反馈，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通过层层传播的积累效应，加深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好感，以此建立国际传播中的良性传播链。
周书航对来华博主在优兔平台上分享的视频进行了分析，认为“平民化第一人称视角” 是视频博主常用的塑造手法之一，即拍摄者以自己出镜的方式，记录个人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且绝大部分视频情感总体倾向较为积极。许欣瑞则基于优兔平台上带有“中国旅游” 标签的视频下的用户进行语料分析，抓取到的相关评论共有1131条，正面评论占59.77%，正面情绪的平均得分为0.207，代表大多数评论表达了对视频内容的积极评价，而评论主题集中在旅行计划与体验、文化与景点、安全与友好等，体现了国际游客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和对中国旅游的期待。
国内各级单位和部门也积极与来华博主或在华外籍人员进行合作，邀请其成为当地的推介官或者形象大使，为“他者” 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和中国故事叙事提供新的进路。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不需要“他塑”，但问题在于当前国际传播场域中垄断“他塑” 话语权的是长期秉承“东方主义” 视角且对“全球南方” 崛起持有恐慌情绪的少数美西方媒体，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多是通过以霸权主义为底色的污名化而非基于真实情况的事实性报道。因此邀请外国友人根据真实的具身体验在国际舆论场中为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积极的“他塑”，可以为国际传播的破局提供新的进路。在“播报中国看余杭” 国际传播活动上，有来自德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八个国家的外国友人被聘为余杭推介官，“in舟山连世界” 邀请来自俄罗斯、坦桑尼亚、孟加拉国的海外推介官畅游嵊泗，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真实视角向更多人分享舟山故事。越来越多的国内主体意识到国际传播实践中文化中介的重要性，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担当文化推介官以多元视角构建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与此同时也是用多元声音有力回应以西方“单声部” 为主的国际传播话语体格局。
（三）“走出去”：打造自主可控平台，多模态传播中国文化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具有跨境、跨族群、跨语言等全球传播的特点。利用既有的海外媒体平台建立账号并持续运营，曾被视为重要的传统渠道之一。然而，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国际事件使国内传播主体逐渐意识到这些海外平台并非如西方所宣称的“中立”，反而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服务于美西方国家及少数跨国集团的利益。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媒体在许多海外平台上遭遇封禁、被迫“失声” 的现象便是典型案例。这也说明了建立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平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基于危机意识和“平台自主” 意识，国内多家媒体已加速构建了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平台。四川国际传播中心成立两年多以来，已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传播矩阵，包括一个国际传播旗舰视频平台、三个国际传播网站、近百个海外社交账号、一个涉藏传播平台、一个小程序、一个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国际传播技术平台和两份国际传播期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际传播体系。江西国际传播中心也积极推进“平台出海” 战略，着力打造“Meet Jiangxi” 国际传播官方网站、江西新闻客户端“i-JX” 英文频道等综合性平台。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平台“走出去”，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国际传播平台以推动“智能化” 发展则是另一大趋势。例如，《中国日报》 推出的国际传播智能体平台以历史语料和业务经验为基础，构建了国际传播领域的数据集，并通过大模型训练和优化形成专属的模型底座。结合专业知识库、增强检索生成（RAG）、智能体开发和流程编排等技术，从而形成了一个覆盖国际传播全场景、全流程、全角色的智能化服务与决策支持体系。这一智能体平台不仅提升了国际传播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为传播主体提供了更加精准的内容推荐和用户分析功能。
在内容“出海” 方面，我国向海外输出了大量的多模态文化产品，其中短视频和游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由中文在线海外子公司枫叶互动（Crazy Maple Studio）推出的短视频应用程序ReelShort，曾一度超过TikTok登顶美国安卓娱乐榜，其内容主要依托本土“霸道总裁” 言情类型小说进行影视化改编与创作，在实践中探索出“中西文化杂糅 + 流媒体平台制播” 的转文化传播模式，迎合不同国家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偏好，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案例参考。《黑神话· 悟空》 是一款以 《西游记》为背景设定的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正式发售后曾位居多个全球各平台游戏热销榜冠军，吸引了大量海外用户，同时也激发了外国玩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与热忱。该游戏结合传统文化精髓与游戏语言，通过互动叙事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以高质量内容驱动与跨平台联动，在海内外销量与口碑俱佳，《黑神话· 悟空》 成功出海的数字文化实践也说明了游戏这一文化产品作为国际传播新文化符号的潜能日渐被挖掘和开发。
二、理论热点
国际传播作为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其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自冷战以来一直受到“西方中心主义” 的影响。然而，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扎根其本土演化而来的在地化经验，一旦脱离了其赖以生长的土壤，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之情境的理解力和解释力都愈显孱弱。因此，打破“中国经验–西方理论” 的二元研究框架，发掘深植于中国经验、具有与全球理论平等对话之潜力的本土理论，努力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了包括学界和业界在内所有从业者的奋斗目标。
（一）立足实践
国际传播业界的从业人员将其长期扎根于实践场域所得的经验提炼出来用以反哺理论，他们所撰写的理论文章大致可以分为现状类和对策类两大主题。大部分研究通常止步于个案的描述与经验总结，而缺乏深入的理论解释，未能形成广泛适用的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案例分析法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描述特定主体的传播实践时，常通过具体案例来佐证结论，关注实践的过程描述。此外，这类文章通常偏向实务指导，较少运用系统的理论框架，使得文章更倾向于政策和操作层面的探讨，而未能深入阐释传播实践背后的机制和理论。
1.梳理现状，总结经验
现状类指论文通过通过典型个案的分析，对当前某一传播主体的国际传播策略的具体实践与运作方式进行梳理和描述。如吕星以芒果TV为研究对象，研究其驾船出海的国际传播探索的三大举措：“立足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新视野”“反向输出与本地化制作” 与“改变国际传播的惯性思维”。林乃鹏等研究了温州作为共同富裕市域样板，突出特色载体、特色资源、特色品牌、特色联合，强化“四轮驱动”，即筑基、搭侨、做活、融媒做好国际传播工作，讲好温州故事。突出在国际传播中基于本地资源构建独特的传播优势，注重创新的传播方法，以适应不同的传播环境和受众需求的重要性。王恩博则认为中国新闻社在国际传播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立足‘以人民为中心’，让中国式现代化可感”“对外传播注重实效，巧讲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2.提出问题，寻找对策
与现状类侧重于经验总结不同，对策类文章更注重问题意识的提升，此类文章一般是先提出在国际传播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而后通过分析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惠锋和蒋玉鼐认为“Z世代” 是国际传播领域中需要备受重视的受众群体，因此提出问题“新闻媒体应如何吸引‘Z世代’的注意、实现理想传播效果？”，通过分析海外‘Z世代’ 的媒介消费偏好与趋势和外媒吸引“Z世代” 等海外年轻受众的创新举措，从而提出中国主流媒体提升对海外“Z世代” 吸引力的可能路径。刘夏的研究则聚焦人口老龄化这一国际传播中的难点议题，提出了“共情传播” 与“数据举证” 的对策，为 《中国日报》 智库版提供了传播指导。这种方法不仅使得传播内容更加贴近受众的情感需求，也增强了传播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二）理论拓展
学界研究者们理论自主意识的提升，体现在对国际传播“为何必要”“为何可能”“如何呈现” 以及“如何推进” 问题的深入思考。
1.何以必要
国际传播领域中“西强东弱” 的格局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传播、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要性提供了现实依据。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的不断延伸，与之相适配的中国话语本应起到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建构国家良好形象的作用，但在历史惯性、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因不断受到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强势话语的挤压而被边缘化。任孟山从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在三种视角下分别被视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延伸、“非物质性” 的“说服性信息” 以及建构国家间认知和互动模式的张力，为如何回答国际传播何以必要提供了新的视野。
2.何以可能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蓬勃发展对国际传播格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冲击，但同时孕育着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秩序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赋予信息生产、传播和接收全新的维度，使得跨文化、跨国界的传播变得更加高效和精准，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全球舆论的引导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为我所用”，为国际传播的破局寻找新的可能性，成为了国内学者主要关切的话题之一。正如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 波兹曼（Neil Postman）所阐述的“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自己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如何运用好人工智能技术，透过这一技术容器在全球话语场域中明确表达中国立场和发出中国声音成为了回答国际传播“何以可能” 的重点。
沈伟利从主体架构设计理念、语料库系统的构建与特性、基础预训练算法及模型构建原理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ChatGPT的核心技术构成。他指出，该技术的多种交互性信息检索功能能够有效降低跨语言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或翻译误差，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则为信息传播开辟了新的范式，独立的信息链条有助于实现精细化传播。吴瑛认为，中国应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识别风险，及时发现潜在的舆论危机，提升专业人才的知识与技能，掌握舆论环境的变化，明确AIGC的责任主体，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以有效应对国际舆论格局中的风险。
3.何以呈现
研究者们对国际传播“何以呈现” 的探索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中国经验的自我呈现，二是“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基于这两个维度，围绕国际传播“何以呈现” 的研究不仅关涉中国在全球传播场域中的能动性，也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传播主体、受众与内容的复杂互动关系。
中国经验的国际传播主体多元且具层次性。有研究者注意到地方性机构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发声作用。黄选辉和吴鼎铭通过分析福建省明溪县融媒体中心的改革路径，认为其通过构建基于人情脉络和乡土联结的有机共同体和信息传播网络、“借船出海” 与外国媒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等方式助力国际传播。传播内容及其修辞方式的设计是国际传播中自我呈现的关键环节，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符号化、符号解释进行的复杂信息编码过程。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介和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是对内容部分研究的重心。宋贵伦和郭悦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适配一套能够在社会文化多个领域通用，准确表达中国立场、反映中国特色、传达中国理念的话语体系，以及能统合零散现象和事件从而形成系统性叙述，帮助国际受众理解跨文化现象及其生成机理的叙事体系。王天瑞和张开从新修辞中的认同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在观念层面应从“种思维” 转换为“类思维”，情感层面用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叙事层面上尽量避免文化折扣，实现文化增值。
从“他者” 视角审视中国经验，可以理解在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下，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如何接收、解码并回应来自中国的传播内容。研究者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测量和评估海外受众对中国经验的认知建构情况，以及透析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多因素影响。黄昌坤和陈昌凤运用社交机器人识别技术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观察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算法代理是如何在推特平台上操纵涉华议题的人像政治，发现推特社交机器人能基于社会化传播逻辑和政治逻辑操纵人口特征、容貌特征、画面特征的可见性，自动化参与涉华内容的生产，加深平台用户在涉华议题上的刻板偏见。
4.如何推进
对于国际传播“如何推进”，韦路和李彰言则提出了“协同传播” 这一国际传播新范式，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传播模式”，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其涵括三个基本维度，即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以及八种协同方式，即主体层面的跨界协同、跨地协同和跨圈协同，内容层面的议题协同、框架协同和修辞协同，以及渠道层面的媒体协同和产业协同。周敏等学者将“韧性”（Resilience）概念引入国际传播系统，基于国际传播系统的物理层、操作层、战略层三个递进层次分析其与韧性概念的结构性耦合之处，并提出应从适应力、恢复力、可持续力三重进路构建国际传播韧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