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人类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重重危机，并出现了财政赤字、治理赤字、生态赤字、和平赤字、公共卫生赤字等问题。
究其根本而言，如今人类所面临的很多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是旧世界文明所带来的赤字与危机。
世界正处于一个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旋涡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复兴和现代化转型，能够弥补世界文明赤字，超越旧世界文明形态，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寻找新的出口。
从文明等级论到文明平等论
人类需要超越区分文明/野蛮，区分文明优劣的等级文明观——这种等级文明观是不平等国际秩序的文明论基础，并为强势国家侵略、掠夺、同化弱势国家进行文明论背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西方文明观其实质是一种文明/野蛮两者对立的等级文明观，文明（civilization）是在城邦共同体中发展出来的，而野蛮人则是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并进而引申出缺乏知识、异教徒、粗野等含义。
15世纪末与16世纪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人在用武力征服和掠夺美洲等地区时，同时也用西方文明来改造驯化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并为武力掠夺行为进行背书。
近代以来，日本一些思想家也接受了这种等级文明观，将世界各国按照文明等级分为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与野蛮国家，这种文明等级论成为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基础。
直到今天，西方许多人依然秉持文明等级论，将西方世界看成文明的“花园”，其他国家看成野蛮的“丛林”，将西方价值体系看成普世价值体系，并制造出许多文明等级的二分法概念——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等，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动辄武力征服、进行政权颠覆、制裁等。这种不平等的文明观正是世界上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
《易经》有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中国的“天下文明观”是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平等交融，而非标示种族、内外、等级、敌我关系的文明观。
《易经》的文明观和离卦有关，包含离卦的很多卦辞都在讲文明，“明两作，离；大人继明照于四方”。离卦代表着火与光明，这是一种光明遍照，传递温暖、平等、普遍的文明观。贲卦是内离外艮，具体描述了我们对于文明、文化的认识，“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今天，人类需要超越文明等级论，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任何文明都不能凌驾在其他文明之上，而是要平等对话交流。文明更不意味着征服、改造别人，而是意味着尊重、欣赏、学习、成就他者。
从文明冲突论到文明交融论
与文明等级论密切相关的是文明冲突论。这种错误的文明观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冲突对立甚至战争的认知根源。有共同的信仰就是盟友，而异教徒就是敌人。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同一个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今天，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种族、生活方式的对立，也成为国家内部族群冲突，国际关系不同国家之间战争与冲突的文明论根源。
中国从自身漫长的文明经验中已经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融，并创造出更高文明形态。
首先文明在最高范畴上是共通的，人类的共同性要高于其特殊性，千变万殊，道通以为一。儒释道三家，开始也有一些相互辩论和排斥，但是走向了融合。
“道通为一”，在通达之下，就会产生包容，文明之间关系就不会像亨廷顿说的“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而是文明对话总是伴随着智慧和成长。
其次，不同文化之间可以互补和相互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以儒家为主体，但是以三教融合为体，百家争鸣为用的。在个体层面，佛以修心，道以修身，儒以应世，这三种学问之间相互补充；在国家治理层面，儒家侧重在于社会伦理秩序，法家侧重国家法律与制度，兵家侧重国防与战争，纵横家侧重外交，阴阳家侧重天文地理，道家侧重与民休养生息，各家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吸纳。
最后，文明之间能够“对撞生新态”。文明对撞、文明交融能够创造文明新形态，推动文明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历史上中华文明通过吸纳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文明，推动文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佛教传入并没有摧毁其固有的道家与儒家学说，而是推动儒家与道家学说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吸纳借鉴西方现代文明，同样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今，人类应该超越文明冲突论，走向文明交融论，鼓励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相互融合。所有文明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中发展自己，与其他文明融合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而是成为更好的、更伟大的自己，共同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做出贡献。
从“各自为战”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还原论、分析论思维来看，世界是不断分成国家、地方、人群、家庭、个体等层面。这些不同的单元个体之间都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在资源紧张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处于一种霍布斯所说的公开与不公开的“战争状态”，特别是国际关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与国的关系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
现实主义的策略是通过战略均势来避免战争状态，但国际关系现实表明，对立国家总是试图扩大自身战略优势，战略均势总是会被打破并导向新冲突，而新战略均势又需要战争来重建。自由主义希望通过国际契约来避免战争状态，但是这套所谓的规则体系经常又被霸权国家所操纵，成为其打击自身战略对手的工具。
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世界，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是整体论。它强调阴阳五行，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不可分的，是相互作用与贯通的，五行—阴阳，阴阳—太极，万事万物的本源是共同的。
从整体论出发，就会看到人类是一个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并非处于一个相互争夺的战争状态之中而是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依存状态。任何国家幸福离不开其他国家幸福，而其他国家苦难很快也会变成自己国家的问题。
如今，这种整体论思维越来越成为现实，贸易、产业、科技和人员来往等越来越把人类变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事实上，全球化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广，越来越紧密。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某些狭隘的人心，不是继续推动全球化，而是想将已经联系起来的世界，通过“脱钩”“友岸外包”“制裁”等方式生生拆开。
老子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说的是，对待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与这个事物相匹配的尺度与胸怀。
人类只从民族国家的狭隘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必然会因为利益、权力的竞争没有宁日；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世界，人类才会告别那种公开与不公开的“战争状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套关于国际关系的整体论思维，是一种国际关系的新文明观，是一种强调人类命运处于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中，大家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是一种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治理的共同体思维，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联接、对话、交往，才能享有更美好的共同未来。
从科技至上到科技向善
100年前，西方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讲学，后来出了本名为《中国问题》的书，书中他对中西文明有着深刻的比较。他说，西方文明，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在于对于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科学至上、技术至上的看法，给人类生活带来空前的便利性和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挑战。我们看到，智能科技、生命科技、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四大科技革命浪潮叠加，这将改变人类社会基本形态，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时代迈向数智文明时代，而人类如何对待技术已经变成人类文明能否永续生存的根本性问题。
人类社会真正的进步不能只是科技的进步，而是需要科技和道德的双重进步。道德的缺失是任何科技、制度难以弥补的，是人类社会面临各种危机的根源所在。
到如今，西方社会既没有找到能够解决现代社会世俗化后的道德困境问题，也没有找到“上帝死了”这个问题的根本答案——既然人生不过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偶然、虚弱的存在，那凭什么人生不能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呢？而道德说教往往只是为精致利己主义提供了外部包装。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为人生提供更合理归宿，其根源在于它是内求文明，是一种德本文化。
《易经》中乾卦六个爻都是指君子的六种德性。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三纲领、八条目根本在于人的德性，德性本身就是人生最大财富，是我们向内求之后所得的主体性财富，德性也是人生的核心“正能量”，也就是《易经》里说的“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德性在身就是正位居体，身体也会健康，发于事业，事业也会顺利，家庭也会和睦。
“光从东方来”，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中国作为唯一的世界民族而到来”。中华文明对于弥补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赤字，为现代人类文明走向更光明的方向，肩负着历史性的使命。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在“中国文明观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和实践向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编辑时有删改。）
本期编辑：左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