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大祺:以我为主、融通中外视域下的中国文明观话语体系构建

【往期视频】时间:2023-06-08      来源: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及国际传播从业者日常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对外交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中,积极推进中国文明观的话语体系构建是应有之意。就话语体系建设而言,可以从话语建构、翻译转换、精准传播三个维度来思考。中国文明观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意识。在此,我将结合如何做好中国文明观的对外阐释,从三个维度谈一谈对“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理解。 

话语建构:突破传统思维,超越本土语境,正视文明观差异

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国文明观话语建构的重要素材。但我们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不能忽略中外文化差异、文明观差异。中国是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这形成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

从内外表现来看,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从思想观念来看,“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理念。“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人心向善的道德观。这些文明特质为中国文明观话语建构提供了很好的内容经纬,勾勒出鲜明的逻辑框架。

在此基础上,对外阐释中国文明观要注重融通中外的故事表达。从话语建构的角度讲,文明观的框架相当于骨骼,文明观的故事相当于血肉。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要注重数据支撑。比如讲述社会治理文明时,可以引用哈萨克斯坦《实业报》和盖乐普咨询公司合作公布的以法治和秩序指数为依据的“全球最安全国家排行榜”将中国排名第三的数据,也可以引用西班牙《先锋报》报道的一位阿根廷徒步爱好者的案例——他用15个月时间沿着长城从嘉峪关走到山海关,在4000多公里的旅途中,无论是城市还是郊野,都没有碰到过任何抢劫、盗窃等情况,沿途遇到的中国人都非常热情友好,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

但将这些故事上升到文明观、价值观层面的时候,就会遇到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北京的时候,专门提到“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但在对外讲述“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参与城市化管理的文明实践时,就有外国专家提出,这样的表述不太容易引起海外受众的积极联想。甚至一些外国受众会认为“群众”和“大妈”的做法在西方式固化思维中有干涉他人私生活之嫌。为此,我们还做了针对性专项调研,发现确实很多境外媒体将“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戏谑为“情报网”或“监视器”。一些媒体甚至将报道的焦点放在“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提供信息的奖金上,使得我们本来非常好的文明观叙事内容受到非议。

比如,“小巷总理”“胡同部长”这些称谓虽然我们觉得非常好,但是对外讲述抗疫故事的时候如果对这些称谓进行直译,往往会造成误解——外国受众会困惑“中国的小巷和胡同管理者也有行政级别吗”?具体到“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的对外话语建构,可以用国际社会通用的“平安志愿者”来表述。这些看起来是很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凸显其身份带有的是服务的属性而非管理。这样一转换,受众就容易理解了。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在讲述社会治理文明的时候,要超越本土语境,降低文化折扣,把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与国外受众的表达习惯和接受心理结合起来,找到利益的共同点、话语的共通点和情感的共鸣点,用与对象国的文明观最大公约数来消除隔阂。要大力推动从本土化的语言表达向国际通用的概念范畴转化,应以共情共鸣、感同身受的内容为基调,而非以我们习以为常、自说自话的内容为主轴。

翻译转换: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发挥翻译在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兼收并蓄是中国文明观的关键词。我们要以翻译为切入点,不仅借此来佐证并推进兼收并蓄,更要将之作为文明观话语实现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国际化表达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前,中国文明观的对外翻译面临着很大挑战。前段时间美西方炒作“大翻译运动”,就是以翻译作为介质,通过片面截取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相对激烈的言论,向外国受众传递矮化中国形象的诱导性信息,试图引导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人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友好”。

2021年,美国众议院的两党小组向国会提议建立“公开翻译与分析中心”(OTAC),针对中国重要党政文献进行翻译、分析和公开传播。由此可以看出,美西方正在官民一体地,有计划、有步骤、有节奏、有目的地来形塑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影响中国文明观话语叙事的构建。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舆论斗争主战场的背景下,我们应利用好自媒体、大V、网络达人等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融合好民间翻译传播力量,增强“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意识,在广袤的网络空间里,用多种语言来表达积极正面的观点,展现立体鲜活的文明中国形象。

精准传播:要具有融通中外的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总书记讲了四点: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第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

我们在开展中国文明观话语精准传播的时候,就要率先践行这样的态度和原则。比如,外文局推出《中国关键词:抗击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篇》,以关键词的形式展现中国抗疫全貌。词条里收录了很多小人物感人至深的故事,包括汶川居民向武汉市民捐赠蔬菜,快递小哥加班加点不耽误本职工作等。但张定宇和张伯礼这两位世人皆知的人物,“关键词”却没有收录。其实这两个词条本来是写了的,但后来在翻译的时候,一些外国专家认为,海外受众会比较难于理解和接受这样的集体主义文明观。比如,有的外国专家反馈,“医生隐瞒自己的病情,坚持救死扶伤的先人后己理念很难被外国受众理解。他们会觉得身为病患的医生,怎么能够继续给别人看病?”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表示,既然张定宇夫妇非常恩爱,那为什么不照顾已患新冠肺炎的妻子,而是去照顾别的病人,这样的逻辑外国人从情感上会感到有些难以接受。相比而言,反而是我们讲的一些小人物故事,非常好地引发了外国受众在价值观层面的共情和共鸣。所以我们认为,在精准传播的过程中,要注意跨越文明观的差异,更好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本文根据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发展中心)副主任范大祺在“中国文明观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和实践向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编辑时有删改。)


本期编辑:肖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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