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通河文化的缘起
伊通河,长春的母亲河,全长343.5公里,在长春,伊通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河沿岸有令人流连的湿地公园、有展现厚重历史的工业轨迹公园、有上下摇曳的生态浮岛……和谐的生态和人居环境,得益于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如今的伊通河,集水生态、水文化、水哲学于一体,漫步于伊通河畔,呈现眼前的是一幅生态长廊般的美丽画卷 , 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正如长江和黄河孕育了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伊通河也孕育了位于农安县的左家山文化。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紧邻伊通河,1985年出土的一件石龙,经测定早于著名的红山文化玉猪龙,被誉为“中华第一玉石龙”,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外,伊通河边还诞生了汉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夫余国的后期王城和金代著名的黄龙府——农安县城。此外,依河而建的辽金古城还有很多,比如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的小城子古城等。当然,伊通河还孕育了一座富饶美丽的城市——长春。
清代,长春一带属于蒙古王公领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一群群流民从直隶平泉、建昌等地取道赤峰,绕过柳条边门,选在伊通河西岸与黄瓜沟之间平坦之地落脚安家,并将这里取名“宽城”,俗称“宽城子”。之所以称为“宽城”,可能是由于早期的很多居民来自今天的河北省宽城县,即当时的宽城驿,他们用原住地的名字来称呼这处新家。也有学者认为,“宽城”为南北窄、东西宽的城镇之意。不管怎样,依河而建、伴河而生的宽城子迅速发展起来,并于嘉庆元年(1796年)出荒立市。据文献记载,长春老城是由南关大街、头道街直到四道街组成的。由此推断,长春最早的街道应是伊通河边的“南关大街”,即全安街,也就是今天亚泰大街的一部分。全安街呈东北—西南走向,与其东北街口相连的,一条是后来长春最为繁华的南大街,另一条则是向东越过伊通河的大道,通往长春厅衙署所在地——新立城、省城吉林和奉天(今沈阳)。据《长春商业志》记载,从清代长春一带开始垦荒起,宽城子就有了全东北著名的马市。直到清末,这个马市仍然存在,位于全安街与伊通河之间。据推测,这里应是嘉庆元年宽城子“立市”所在地。全安街两侧,理所当然就成了长春人最早的落脚点和聚集区。此后,长春老城才沿着南大街不断向西北方向扩展。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在今天的新立城设立长春厅衙署。道光五年(1825年),衙署迁到当时长春厅境内最大的城镇宽城子。此时的宽城子已经有了西四道街,五条街与南北大街构建了长春老城的骨架,居民已达2000多户。
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不管是在官府眼里,还是在普通人心中,伊通河都有着重要的地理意义:第一,它是恒裕和抚安两乡的地理分界线。第二,它是城镇与乡村的分界线。如果过了东大河,就相当于出城到了郊区。每当长春厅新任通判或长春知府上任时,多数都要从省城吉林前来,而前任长官都会带领文武官员到“伊通河南”迎接,即“郊迎”,以示隆重和尊敬,再加上各界人士,可谓“车马拥挤,实极一时之盛”。第三,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间,长春厅城就在黄瓜沟与伊通河形成的三角地带,自觉地向西、向北扩展,基本不会越过这条大河。甚至到了清末也是如此,似乎存在着一个“城不过河东”的法则。比如,俄国修火车站是在河西岸,日本设立“满铁附属地”在河西岸,商埠地从最早规划到后来建立也都在西岸老城北。河东,只有南关大桥外的小部分区域,借助南关大桥的通行便利,才得到一定的发展,如距南门约一公里的小南岭等村屯,才有几家商号。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要推行自治,建立城镇乡三级议事会,长春自治筹备公所在界定长春府城东边界时,也基本上以伊通河为界,只将南岭等小村子纳入。唯一例外的是清末所建的吉长铁路长春站,孤悬河东,这也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但它开辟了河东城市建设的先河。
伪满时期,伊通河东也只有部分地区被开发。这种地理因素对长春城市空间发展的限制,直到建国之后才完全被打破。这种限制虽然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但与人们的心理作用也有一定关系。伊通河保护了长春,但在客观上也成为长春向东扩展的阻碍。所以,伊通河是一条地理界线,也曾是长春人心理上的一道界线。
由于河东一马平川,极目所见便是今天的净月一带。按照惯例,河边是庙宇祠寺的首选地。长春最早的关帝庙、东大桥边的龙王庙,以及同治十一年(1872年)修建的长春文庙和学署,都距伊通河极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长春知府王昌炽将原在关帝庙内的魁星楼移建到文庙前的伊通河边。该楼建成后,王昌炽曾夸耀说:“膏雨时澍,熏风徐来,清溪环流,万山遥映。”他还希望长春士子来这里登楼眺望眼前的山河,“务发奋以自强,勿拘迂之是涸”,即思想解放、转变观念之意。他还要求士子们“为中华而吐气”,这在今天仍有进步意义。
百年前的伊通河文化
河流的运输能力,是其价值的重要体现。史料记载,康熙年间,清朝筹备雅克萨之战,曾利用伊通河运送过粮食等军用物资。虽然后来河道淤积,航运能力大大削弱,但仍然可以用来输运货物,“每逢河水大涨,常有船只往来”,运输货物。从长春出发,可直通吉林和新城、农安一带。1915年的《盛京时报》记载,有一名保卫团分所所长带人在夜里拦截货船,“将各船丁捕去十余名”,每船要“出捐钱二十吊”才能通过,结果被船丁控告到县署。从这些数字看,当时货船的数量和运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到了冬天,河水结冰,这条河道又成为天然的公路,上面“粮车蜿蜒,终日不绝”。大量粮食送到长春后,再借助火车转运到外地。可以说,伊通河是长春农业的一条生财之“道”。民国时期,东北筹边使章太炎还曾提出在伊通河与东辽河之间开挖运河的宏大计划。
19世纪末20世纪初,借助铁路的修建,俄日势力开始进入长春,他们也都把目光盯在伊通河上。俄国最先将宽城子火车站的水源地设在伊通河边的团山堡,伊通河从此开始供应工业用水。随后,日本“满铁”在二道沟一带建设火车站时,也感叹“长春地方因河水甚少,凡火车所用之水供给甚难”,于是请工学博士中岛专门来长调查水源。经过探查,中岛认为“只能自伊通河用器引水到长春车站,始足供给”。于是,“满铁”火车站的水源地也建在了伊通河边。清宣统年间,吉长铁路长春站也考虑到取水问题而建于伊通河东岸,但因离河过近,在伊通河发生洪涝时,其新建大楼被淹,楼内“水深曾四尺有余”。
“满铁”对伊通河的索取,并不仅仅是车站用水,他们还派出工程师,在伊通河上游勘测建厂,开设了长春电灯厂。为抵制日本势力入侵,倡导实业救国,清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吉林西南路兵备道的颜世清在今天的道台府东侧、伊通河支流头道沟南岸,筹办了商埠电灯厂(即小型发电厂),并于次年开始发电,这是长春第一个独立官办工业企业。到1919年,随着长春城内人口增多,头道沟污染极为严重,商埠电灯厂决定移建到取水更容易的伊通河西岸,并在1923年1月8日重新开始发电。
除了商埠电灯厂,长春人还不断探索开发利用伊通河。1923年7月,“农业毕业生”陈明哲在伊通河上“研究水磨已有成效”,并在长春招积股本,想办一座水磨面粉公司,还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实业上之一曙光”。1930年,长春市政筹办处曾计划投资20万元,铺设水管,创建长春市自来水公司,其水源地设在南岭大佛寺附近,距伊通河只有几百米。
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时期,伊通河水患都是困扰长春城的一大难题,民国时期,治理伊通河的呼声甚高,但那时的官府不管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予以治理。新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伊通河的治理。特别是近年来,治理力度空前,成效也极为显著。伊通河彻底变害为利,成为长春人名符其实的母亲河。
伊通河文化的当代发展
作为长春最大的一条水系,伊通河沿岸两侧及多个湖心岛,是市民文化生活、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更是这座城市的宜居标志之一。伊通河的整体建设分为“三区、五岛、十园”几个组成部分。“三区”为:“往事如影”“月光如弦”“乐活如歌”。“五岛”为:樱花岛;回忆岛;月亮岛;欢乐岛;爱琴岛。“十园”为:工业轨迹公园、渔航文化公园、治河纪念公园、影像民俗公园、月荷文化公园、松涛诗话公园、欢乐节庆公园、休闲体育公园、农耕生态公园、湿地拓展公园。
▲伊通河沿岸公园地图
“三区”:“往事如影”“月光如弦”“乐活如歌”。“五岛”:樱花岛、回忆岛、月亮岛、欢乐岛、爱琴岛。“十园”:工业轨迹公园、渔航文化公园、治河纪念公园、影像民俗公园、月荷文化公园、松涛诗话公园、欢乐节庆公园、休闲体育公园、农耕生态公园、湿地拓展公园。
随着伊通河中段“五岛十园”的陆续开放,11座桥梁完成改造提升,22座驿站陆续投入使用,33公里绿道全线贯通,将工业、电影、民俗等特色文化元素融入到“五岛、十园”的景观之中。两岸沿线布置的83件雕塑艺术作品让艺术氛围环绕市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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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所处地理位置
遗址位置航拍图
围子里考古发掘领队、长春博物馆王义学副馆长(右二)在发掘现场指导工作
本期编辑:申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