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正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其社会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时代的观念演进和变迁。在长期跟踪研究这一群体社会心态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一系列潜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冲突，其中既有对既定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满（例如“躺平主义”）、对资本与工作的反抗（例如“996.ICU”），也有对主流家庭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不认同（例如“父母皆祸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娃”），还有源自亚文化共同体与泛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饭圈、女权、LGBTQ等）。与那些产生于特定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下，以现实经济利益分配为核心诉求，以利益纠纷、维权、抗争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冲突形态完全不同，这些新的冲突背后是青年人独特的观念与认知模式。因此，广泛存在的舆论争议并非无关紧要的“意气之争”，相反，它们可能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冲突的来源，甚至成为左右社会共识走向的动力机制。我们有必要站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及其后果。
具体到社会心态层面，当代青年群体身上呈现出很多耐人寻味的悖论：他们既是心态开放、多元包容的一代，愿意接纳那些有争议的观念、行为和群体，却又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一代，“一键举报”“人肉搜索”屡有出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高度认同、充满信心，却又对个人命运前途迷茫不安、焦虑彷徨。他们拥抱物质、向往财务自由，却又对财富精英嗤之以鼻、极尽嘲讽。他们一边渴望恋爱结婚，过上理想中“一日两人三餐四季”的美好生活，另一边却又懒得恋爱、懒得结婚，只想养一只猫，陪自己过个“躺平”的周末。他们是现实生活里的“社交恐惧症患者”，却又在网络世界里彻夜狂欢。这些悖论看似对立，背后却指向了共同的时代背景，正是后者所塑造的核心观念决定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和社会行动取向，并部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遇到的潜在问题。
基于此，我们尝试提出一套分析性框架。本文认为，理解青年一代社会心态的核心钥匙与时代大背景有关：青年一代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被称为“丰裕一代”；在他们成长后，又遇到资产多寡的重要性相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优劣逐渐提高的“资产社会”。丰裕一代塑造了年轻世代的个体化特征及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资产社会则塑造了这一世代的无力感和底层感，这些核心观念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心态特征，包括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的国家，并呈现出当代青年群体独特的“圈层化生存”状态。
高速经济增长下成长的丰裕一代
丰裕一代不仅普遍拥有更加丰厚和充裕的物质条件，而且在其成长阶段见证了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高质量城市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互联网普及化等时代进程为代表的“繁荣”和“增长”叙事，与以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塑造丰裕一代的两条逻辑主线。 “丰裕”既体现在物质条件方面，也体现在教育、工作、落户等社会流动性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前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始终维持每年7%以上的高速增长，“90后”个人生命历程的昂扬向上与国家前途未来的蓬勃发展之间形成了时代与世代的共振。如果说，“50后”“60后”与国家同呼吸的集体记忆建立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匮乏”经验之上，那么，“90后”与民族共命运的世代体验则蕴含在少年中国、未来可期的“丰裕”憧憬之中。 经济增长在当代青年群体的观念层面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即个体化与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
个体化表现为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以个人兴趣、价值、观念为导向。市场经济时代，国家不再在道义上承担保障所有人均等生活机遇的责任，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协调者，个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被推向时代的舞台。当经济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年青一代越来越多地将个人兴趣和价值作为思考经济行动的出发点。
与此同时，丰裕的物质基础为“90后”创造了温饱之上追求自我与个性的条件，“我”与“个性”作为这一世代的精神坐标原点得到前所未有地放大和延展。今天的年轻世代不仅是“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还是从个体经验出发理解和认识世界的一代人。
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则代表了一种对于舒适、自由、有成就感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的渴望，同时以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为前提，在观念层面表现为既重视物质，又轻视物质。以繁荣和增长为主旋律的叙事塑造了年轻世代关于物质生活的乐观主义迷思，并在观念层面塑造出两种潜藏着矛盾冲突的取向：一方面，他们有底气向往超越了物质财富的理想生活方式，认同“财富不过是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副产品”；另一方面，这种对于物质基础的乐观想象一旦遭遇现实的无情打击，又会反过来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个人发展的信心和预期。
资产社会与后来者的“下流化”
伴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升高。世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进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国家治理模式与经济组织结构，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财富分配与社会分化的逻辑。
资产在金融化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那些曾经无法（或者是被认为不应该）市场化、货币化的要素和资源（例如住房、创业活动、公共基础设施）被金融化浪潮裹挟，成为各种可计算、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形式，被纳入资本周转与循环的过程之中。资本的自我增殖与复利增长逻辑于是占据主导，资产价格伴随着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呈现出远超经济增长速度的上涨趋势。
全球范围内，资产在国民财富中占比越来越大，初始资产占有量不同的群体之间财富差距快速拉大，出现“资产分层”现象。那些以非市场化形式获得资产或者在金融化早期以较低价格购入资产的群体成为“新贵阶层”，并在金融化进程中以更低成本不断撬动更大规模资产。由此，一套以金融市场为枢纽、以资产多寡为机制的分层体系，叠加在以劳动力市场为枢纽，以教育、职业、收入为机制的既有分层体系之上，构成了我们理解资产社会及其观念后果的基本逻辑。
金融化驱动的资产社会的全面崛起同样塑造了两个维度的核心观念。
其一，资产社会后来者的无力感。金融化加剧了劳务-资产回报剪刀差，资产的复利增长、自我增殖使得剪刀差进一步扩大；而先赋因素主导的资产传递使得代际累积劣势不断放大，阶层代际再生产以一种稳定且不存在合法性挑战的方式得以实现。资产价格与升值速度取代了精英教育与职业准入成为社会封闭赖以维系的基础，寄望于“鲤鱼跃龙门”的“小镇做题家”们在难以跨越的资产鸿沟前败下阵来，“大钱靠命，小钱靠挣”成为这种无力感最真实的写照。
其二，资产社会后来者的底层感。以金融市场为枢纽、以资产多寡为社会封闭机制的分层体系使得资产成为决定生活机遇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年轻世代在劳动力市场通过努力奋斗获得的职业晋升和收入增长，只有在转化为金融资产的情况下才可能指向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改善。然而，由于剪刀差的存在，收入增长往往“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最终沦为“为房东打工”，由此导致了底层感的产生。这种底层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诸如“打工人”“内卷”等网络流行语的走红，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高学历、高收入群体，也呈现出较低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例如自嘲“金融民工”“码农”等）。
当丰裕一代遭遇资产社会：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
丰裕一代与资产社会的叠加，导致一系列社会心态特征，具体表现为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35岁财务自由”、呼唤新经济秩序、融入强大的国家。
（一）用“躺平”对抗权力
年轻人为什么会“躺平”？抛开价值判断，回到塑造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时代背景及其核心观念，笔者认为必须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体化的丰裕一代渴望摆脱外部责任对个体的束缚。这种束缚可能来自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能来自集体主义时代的工作伦理（例如“艰苦奋斗”“舍小家为大家”），可能来自工作场所的企业文化（例如“996是大福报”），也可能来自社会舆论的刻板印象（例如“剩女”）。在年轻世代看来，既然只有“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其他社会角色并不会在道义或现实利益层面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承担后果，那么也就只有“我”才有资格决定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只有“我”的兴趣、价值和观念是需要被考虑的。 由此，那些曾经诉诸价值的社会性行为被剥离成为个体福利层面的理性计算。一旦被证明无助于个体福利改善，年轻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抗拒这种外部责任和角色期待。在我们的研究中，“觉得麻烦”“担心生活质量下降”成为很多年轻人在婚恋议题上选择“躺平”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已经结婚的年轻人，也会因为“生育影响职业发展”“养孩子太贵”而选择推迟生育甚至“丁克”。
第二，无力实现物质条件期望的年轻人试图跳出资产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当期待着“毕业十年，年薪百万”的年轻人遭遇了现实的“毒打”（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小孩），强烈的落差催生出对于个人命运前途的迷茫焦虑。那些无法通过代际转移获得资产的年轻人，要么是在劳动力市场通过超时工作争取超额薪酬以换取获得资产的可能性，要么只得在加速上涨的资产价格面前默默承受劳务-资本回报率的剪刀差。尽管行动者看似在“自由选择”，但无论怎样选择，都难以挣脱权力的结构性束缚，沦为“困在系统里”的人。
面对个体无力超越的结构性困境，“躺平”成为一种弥合心理落差、摆脱现实困境的有效策略——“一旦决定了‘躺平’，还有什么可‘卷’的，上班‘摸鱼’，到点下班”。从这个角度而言，“躺平”也就拥有了一种对抗权力的意味。
当我们理解了“躺平”现象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动力机制，则不难推断，一味指责“躺平”对全社会的消极影响可能适得其反，让渴望摆脱束缚和困境的年轻人更加抵触。只有重塑社会性价值的共识，打破资产社会的困局，才有可能让年轻世代摆脱“躺平”，重新回归主流价值的期待。
（二）渴望“35岁财务自由”
当个人兴趣和自我价值凌驾于生存的物质需求之上，年轻世代呈现出后物质主义倾向，有勇气也有底气不再将物质条件作为人生目标，转而追求超越物质层面的“诗和远方”。然而一切无不以物质基础为前提条件。作为一种达致“诗和远方”的手段，工作与否或者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本质上基于投资回报率的选择。因此，与谈及生活意义时的后物质主义相反，年轻世代在选择工作时呈现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即使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仍有超过半数的大学生拒绝在“薪酬待遇”方面做出妥协，远高于行业、岗位、工作地点、企业性质等方面。然而，资产社会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劳务与资本回报率的剪刀差。面对无力跨越的资产鸿沟，工作/奋斗不再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反而成了阻碍。
沿着上述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相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年轻世代中间，崇尚奋斗的传统工作伦理日渐式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频繁跳槽甚至“裸辞”，也不愿意“与企业共同成长”。当年轻世代拥有相较于上一代更多样化的“赚钱”机会以及更高的物质条件期待时，踏实工作与延迟满足成为一种回报率不高的选择。
“35岁危机”为焦虑的年轻世代划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如果在35岁之前还没实现“财务自由”，拥有作为物质基础的资产，那么精神追求（自由、舒适、成就感）也就岌岌可危。当资产价格的飞速上涨动摇甚至打碎了年轻世代期待的物质基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不再是一句玩笑话，反而成为一种“资产配置手段”。
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炒作以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沉迷于“炒币”的年轻人并非缺乏金融常识，也不是不了解其中的风险，而是常规的财富积累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跨越资产鸿沟的愿望。类似地，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超过六成的电信诈骗受害者为“90后”，打破了传统上认为“只有老年人才会上当受骗”的刻板印象。究其原因，丰裕一代赖以支撑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与资产社会塑造的无力感共同决定了年轻世代对于“35岁财务自由”的渴望，后者让“90后”在“躺平”的同时寻求通过非常规手段实现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
（三）呼唤新经济秩序
繁荣和增长为主旋律的叙事塑造了丰裕一代关于物质生活的乐观主义迷思。然而，一旦这种乐观想象遭遇资产社会的无情打击，则会反过来从根本上动摇个人发展的信心和预期。无论是“知乎”上那些动辄浏览量突破千万的“扎心问题”（例如“房价让当代青年有多绝望”），还是自嘲“985废物”的十余万“豆瓣”网友，都是这种乐观主义迷思破产之后的怀疑与彷徨。因此，对于年轻世代的种种赞赏（例如“乐观、自信、有追求的一代人”）与批评（例如“经不起挫折，总是爱抱怨”），都不过是丰裕一代“物质基础上的精神追求”这一核心观念导致的一体两面的社会心态后果而已。
当资产成为决定生活机遇的关键因素，努力奋斗却依然难以摆脱底层感的年轻世代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生活境况归因于超越个体层次的结构与制度。这种归因机制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呼应，最终指向抽象甚至虚假的社会对立面，例如代际（“房价就是中年人对年轻人的剥削”），或者资本（“资本利用我们创造了更好的世界，我们却被驱逐了”），或者是更为抽象的市场（“自由市场就是自由地炒作房价”），甚至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指向国家。
根据我们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追踪研究，年轻世代对于资本（包括作为具身化运作策略的“996工作制”“大小周”“应届生薪资倒挂老员工”“期权代替工资”以及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超额收益的巨富群体）的态度在过去两三年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从过去崇拜巨富群体、认可超时工作换取超额薪酬，到质疑和反抗资本及其运作策略——资产社会的底层感伴随着诸如“35岁失业”“‘90后’员工猝死”这样的新闻事件愈发真实且强烈，直到“打工人”一词在2020年火爆网络。以至于从未真正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90后”们，开始怀念起“毕业分配、单位分房”的80年代。“考公上岸”（即考取公务员）再次成为择业热门。年轻世代正在呼唤一种能够让他们摆脱底层感、实现精神追求的新经济秩序。
在特定舆论热点的催化下，青年群体对于资本的普遍不满可能转化为集体性的反抗行动。2019年3月，一个名为“996.ICU”（即“工作996，生病ICU”）的项目在开源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诞生，该项目旨在揭露那些实行“996工作制”的企业。短短两周时间，超过20万人响应该项目，并发布“反996许可证”（Anti-996-License），禁止被列入“996公司名单”的企业使用自己贡献的开源代码。此后，发起者还创建了“955.WLB”项目，为超过1300家企业评分，鼓励“用脚投票”，拒绝加入“996公司名单”中的企业。
需要指出的是，“996工作制”只是深层矛盾的诸多表现之一，根源仍然在于丰裕一代赖以实现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与资产社会后来者的底层感之间的冲突。在互联网企业不再实行“996工作制”之后，那些失去超额收入的年轻人并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舒适、成就感”，对于现存经济秩序的反思和质疑还将潜藏在年轻世代的内心之中。
（四）融入强大的国家
很多媒体报道和机构研究都指出，“90后”是爱国情绪高涨的一代人。对于这种情感的来源，大多归结为富足的生活条件、高水平的教育、广泛的媒体宣传等，忽略了这一世代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态特征。本文认为，丰裕一代的个体化特征决定了“90后”的爱国情感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同时资产社会所导致的底层感使其对于强大的国家有着热切的期盼。
一方面，年青一代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这种认可并非来自外部宣传，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经验。当这种源自生命体验的价值判断遭遇外部质疑时，年轻世代倾向于自觉地从个人生活经验中寻找案例予以驳斥和批判。只有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乐于被称作“自干五”。另一方面，渴望摆脱束缚的丰裕一代不再将家庭或者集体作为生活意义的来源，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更加抽象、宏大的对象以获取意义感，对抗个体化导致的价值贫瘠和意义空洞。对国家的热爱使得年轻世代将个人琐碎的、庸俗的日常生活实践融入了宏大的共同体之中，且不需要因此受到额外的束缚。由此，转发、点赞、评论与爱国相关的内容表达的就不再只是个人情感，还有一种置身于共同体之中的集体感。
与此同时，资产社会导致的底层感让年轻世代渴望找到一个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以打破资产决定生活机遇的逻辑。底层感的归因往往指向巨富群体、资本乃至市场，而建立新经济秩序的希望则被寄托在国家身上。年轻世代渴望融入强大的国家以对抗那些抽象甚至是虚构的社会对立面。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源自个人生命体验的认识论，或是借以摆脱琐碎庸常的意义来源，还是期待超越底层感的外部力量，无不以共同体的强大为前提。这意味着，当国民经济发展面临下行风险时，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信念危机。类似地，如果国家被证明无法驯服“邪恶的”资本，或者被认为是资产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的一部分，质疑和挑战的对象同样有可能指向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冷静客观地看待年轻世代当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以及这一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对于国家在绩效和道德方面的期待。
圈层化生存：青年人的亚文化与泛意识形态
对于丰裕一代而言，个体化放大和确证了“我”的价值与意义，以个人兴趣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亚文化共同体（例如饭圈、性别议题/LGBTQ、星座、动物保护等）在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植根于赛博空间的社群为挣扎于资产社会无力感的年轻世代提供了一种解释现实、超越底层的可能性，对自我成就感的精神追求具象化为特定共同体认可的“大神”。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圈层化生存”。
尽管偶有“出圈”事件，但总体而言，圈层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意识形态”的，即相对小众、与主流价值观念没有冲突、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社群不存在框架建构和组织动员的能力。相反，由于其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和逻辑（例如性别议题/LGBTQ），或者在日常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特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评判标准（例如饭圈），成员之间能够在价值与行为层面达成认同，即对内团结、对外排斥，既可以对特定议题进行框架化，又可以成为潜在的动员组织渠道。因此，具有“泛意识形态”特征。
以性别议题为例，少数极端性别议题社群对于诸如“三孩”政策、“七普”性别比等社会议题进行再框架化（例如“放开三孩让女性找不到工作”），将公共讨论引向不同性别、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这种舆论撕裂和对立情绪非但不会让成员反思其观点和认知框架，反而强化其对内团结、对外排斥的心理认同。
更进一步，当同一个社会议题或者舆论热点在不同社群内部经过框架动员，指向相反的价值主张或行动取向时，泛意识形态特征尤其凸显。例如，在影响广泛的“227事件”中，“饭圈”社群使用“维护公序良俗”框架大量举报相关作品，“耽美”社群则使用“创作自由”“抵制劣质艺人”框架致使多个品牌宣布与该艺人解约。在这个案例中，无论是“饭圈”社群还是“耽美”社群，都借用主流话语完成了自身价值主张的框架化，也都在社群内部实现了大规模组织动员，并在社会表演的过程中强化了共同体的认同与边界。
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饭圈，还是性别议题社群，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新宗教性质。这种新宗教性质既体现在建构社会现实、塑造心理认同方面，也体现在对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方面。在当代青年群体圈层化生存与泛意识形态社群兴起的背景下，既不排除特定议题在框架建构和演化过程中呈现极端化、民粹化的趋势，也不排除多个议题重叠形成大规模组织动员的可能性。
结语
本文认为，丰裕一代与资产社会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青年群体核心观念的两个时代背景。前者塑造了以自我承担生活机遇与自我价值放大为特征的个体化，追求超越温饱的自由、舒适、成就感；后者则由于资产-劳务回报率差异以及资产多寡相较于劳动力市场表现优劣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个人生活机遇，导致了后来者的无力感与底层感。
上述核心观念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心态后果：其一，用“躺平”对抗权力。渴望摆脱外部责任束缚与无法实现预期的物质条件导致年轻世代在婚恋和工作方面抗拒主流期待。其二，渴望“35岁财务自由”。支撑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无法通过劳务/职业收入满足，崇尚奋斗的工作伦理日渐式微，高风险的投机行为被普遍接受。其三，呼唤新经济秩序。个人生活机遇由资产决定，难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精神追求落空，年轻世代渴望打破现存经济秩序。其四，融入强大的国家。源自个体经验的爱国主义让个体化的年轻世代找到了一条摆脱意义贫瘠、超越底层感的可能路径。其五，圈层化生存。以个人价值与兴趣为基础的圈层为年轻世代提供了精神满足和价值来源，同时蕴藏着付诸社会行动的动员框架和组织能力。
丰裕一代与资产社会塑造了当代青年群体特有的社会心态与认知模式，并可能伴随着年轻世代步入社会产生新的冲突形态。其中，某些消极因素如果在特定情形下进一步发酵，可能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别类型的社会心态如果进一步极端化，不排除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对现行秩序的质疑，甚至引发意识形态风险。 在泛意识形态的框架化能力与相关社群的组织动员能力作用下，特定公共议题的讨论可能与那些有广泛动员能力的、抽象的、虚构的社会对立面结合起来，将公共政策过程简单化为不同代际、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争夺，诱导民粹主义情绪，挤压决策空间，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议题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张力（特别是资本、性别、婚育议题），争议矛头可能指向现行体制。
第二，个别类型的社会心态如果过于蔓延，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红利的下降与人力资本培育的不足，影响经济发展。 资产价格的飞速上涨及对激进投资策略的过分鼓吹，可能加剧年轻世代低储蓄率、高负债率的状况，进一步产生结构性金融风险，为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隐患。人力资本则可能在数量、质量和工作伦理三个维度遭遇挑战。数量方面，渴望“躺平”抑制年轻世代生育意愿；质量方面，难以跨越的资产鸿沟为“读书无用论”增添了新的注脚；工作伦理方面，努力奋斗既要承受“内卷”的责难，又要面对“穷忙”的现实。
第三，特定社会心态的极化可能引起价值观冲突和共识撕裂，新型婚育观念的发展与消费主义盛行可能引起社会-文化层面的一系列挑战。
个体化观念消解了传统婚育价值观，并将一些特定的个人选择行为塑造成对抗社会不平等的“躺平的权利”（例如性少数群体、不婚主义），这些观念经由泛意识形态社群的催化和传播，在年轻世代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消费主义与互联网金融的结合为无法借由职业收入满足的物质欲望提供了可能的出口，诸如“炒币”“炒鞋”“炒盲盒”“炒NFT”等投机行为被塑造为实现“财务自由”的投资策略。消费主义与年轻世代在社会心理层面的财富焦虑相呼应，导致更大范围参与。
作者：付宇 桂勇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