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于微末”：美国新自由主义转向与DSA成立
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左翼运动步入低谷的十年，美国总统里根携新自由主义之威势上台，以强硬姿态打压劳工运动、削减政府福利、放松市场管制，“二战”后美国的劳资平衡就此打破，大公司们卷土重来高歌猛进，而左翼运动日益衰落乃至步履维艰。1983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由其前身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和新美国运动（NAM）合并而成立，可谓是起于左翼运动的“微末”时期。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DSOC和NAM都曾致力于社区组织、女权运动以及劳工运动，其中DSOC因其社会党渊源比NAM更具共产主义色彩，在工会和民主党左翼积极分子中拥有重要网络，力求在进步的工会主义者、民权和女权活动家以及民主党左翼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而NAM则脱胎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左翼学生运动与女权运动，因此比 DSOC更为注重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地方社区组织，致力于围绕经济适用房、生育自由等议题在地方社区建立基层组织。尽管在如何对待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问题上分歧巨大，NAM和DSOC还是在美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打压下团结起来，通过左翼传统和组织的互补将前共产党人、前社会党人以及许多根本不是左派的人整合成一个左翼联盟，以非政党的形式活跃在美国政坛的边缘。DSA 成立之初由近5000名来自DSOC的成员和1000名来自NAM的成员组成，DSOC领导人哈灵顿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奇当选为联合主席。在美国左翼几十年持续分裂的背景下，DSA作为少数几个通过合并而不是分裂诞生的激进左翼组织之一为挫折中的美国左翼运动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保守压倒进步”的20世纪80年代对初创的DSA来说并不容易，新自由主义者宣称此前“滞胀”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乃是强大的劳工运动与扩张的社会福利，并试图将劳资矛盾转嫁到少数族裔与白人的劳工之间。DSA会员数量难以扩张，但是其下属的青年部（YDSA）则难得地发展了一些新会员，其当时的主要斗争方向是位于中美洲的反种族隔离和反干涉运动。YDSA分会鼓励其会员追求和促进“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并参与反战、劳工和学生议题的游行和集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支持伯尼·桑德斯参加2016年与2020年总统大选，YDSA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注册分会从2016年的25个增加至2019年的84个。截至2023年6月，YDSA各州分会达到了125个。
（二）“多点开花”：性别、种族、反战、环保与全民医保等
以加拿大“单一付款人”系统为蓝本，20世纪90年代DSA将争取全民医疗保健系统为首要斗争目标，联合工会成员和医保活动人士在多个城市宣讲。尽管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全球左翼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DSA会员数量仍然在几年内从7000名发展到了10000名左右。在国际关系上，DSA一贯秉持反霸权主义立场。2001年“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以“反恐战争”名义出兵中东，给中东人民带来了新的动乱与流离失所，于是DSA积极参与反伊拉克和反阿富汗战争运动。DSA其他典型的观点有：声援巴勒斯坦反殖民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反对美国对华贸易战和“新冷战”，呼吁无条件特赦所有非法移民，反对制裁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呼吁美国退出北约、关闭所有海外军事基地，支持爱尔兰统一，在俄乌战争中既批评俄罗斯又批评北约等。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质疑新自由主义，乃至重新捧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来。由于奥巴马的经济复苏计划未能解决贫富差距的扩大，且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依旧黯淡，大量年轻人于2011年秋季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许多DSA和YDSA分会从第一天起也加入了这项运动。尽管YDSA抓住机会迎来了一次会员增长，但会员总数却只有大约6500人，而DSA仍然被会员的“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基于全球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DSA同时将“绿色新政”作为主要斗争方向之一。各个分会的环保小组通过抗议运动呼吁从化石燃料资本中撤资、反对破坏环境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协议。“绿色新政”运动支持DSA各分会与工人阶级的四个组成部分[即政府工会、建筑行业劳工、环保团体以及公共服务消费者（如公交乘客工会或租户工会）]形成联盟，提倡扩建或扩张公共电网、绿色住房、公交系统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当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时，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DSA的社会调查与“抗疫”行动让DSA的会员数量获得了迅速增长。例如，2021年2月，耶鲁大学内的YDSA分会在一份已有200多个签名的在线请愿书中要求大学更新经济援助计划，并增加学生获得健康保险和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据福克斯新闻报道，2020年3月至5月，DSA的会员数激增了10000人。2020年11月，DSA会员数超过85000人，在2021年则达到94000人。此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经历了去产业化和金融化，以及由于政府打压和工会妥协，基于产业工人的传统劳工运动大大减少。民主党左翼积极分子将重点放在了女权运动、性少数群体平权运动、黑人运动、环保运动等，这些运动DSA基本都有参与。DSA强调移民、妇女、残疾工人、性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工人在更广泛的劳工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必须打破工人阶级之间的所有障碍，以帮助建立和维持广泛和统一的工人运动。在DSA的观点中，资本家一直在利用白人至上主义以及性别和种族身份的紧张对立来维持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所以每一项斗争都是相辅相成的，并且其中一项斗争的成功最终会取决于其他斗争的成功。基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个人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由于不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形形色色的左翼组织支持，就连民主党也借以标榜其“进步”；至于身份政治到底有多大进步性，以及是否本末倒置、导致忽视劳工运动（比如没有和共和党争夺白人男性工人群体的支持），则在左翼当中存有争议。
（三）战略转向：支持伯尼·桑德斯参选总统
从2014年底起，DSA决定将支持桑德斯竞选总统的活动作为第一要务。DSA的民选领导层常常认为，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的知名度和赢得选举胜利，必须在民主党内开展工作，而不是组建第三方政党。但DSA对民主党的领导层持批评态度，认为民主党的领导层是由大公司资助的。桑德斯打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口号与DSA不谋而合，因此受到DSA史无前例的青睐。
DSA的立场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曝光率和有效性，桑德斯不仅应该参选，而且应该参加民主党初选；然后DSA借由其赞助的宣讲会宣传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与桑德斯的口号含义不同）。虽然桑德斯的社会改良计划没有实现建立经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目标，但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日益有利，DSA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桑德斯2016年和2020年两次败选后，DSA也没有继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拜登。
据工作人员称，在特朗普获胜后的第二天就有1000人加入了DSA；而在过去，即使最好的年份也只有1200名新会员加入。从2016年11月9日到2017年7月1日，已有超过13000人加入DSA，其中大部分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部分归功于DSA 志愿者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利用。在桑德斯竞选期间，DSA会员数量从2014年秋季的6500名增加到2016年选举日的8500名；此外，有4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成立了100多个新的DSA分会和数十个新的YDSA分会。2017年7月，DSA拥有24000名成员，成为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之一；同时由于大量吸收年轻会员，其成员的中位年龄降至33岁，而2013年为68岁。
会员数量激增后，DSA有了更多余力推举自己的议员和地方官员代表，并努力使“社会主义”合法化为美国政治的主流部分。截至2023年6月，累计50名州议员和119名地方官员隶属于 DSA，比起支持桑德斯参选前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四）理论旗舰：激进左翼杂志《雅各宾》
撇开DSA会员成分不谈，至少在其内部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还是具有较为浓厚的共产主义（或“激进左翼”）色彩的。虽然从未公开承认，但总部位于纽约的激进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实际上充当了DSA的旗舰出版物。《雅各宾》最初于2010年9月发行在线版，同年晚些时候扩展到印刷版，其创始人巴斯卡·桑卡拉当时才21岁，出版“基地”就位于他的大学宿舍。 他表示，《雅各宾》“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一代的产物”，撰稿人大多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主要表达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追求可读性。与学术期刊不同，这本杂志面向普通读者，主题不拘一格，能在同一期里既讨论巴西政治危机、库尔德工人党，又聊关于重金属乐迷的种族政治。虽然杂志有时候也会刊登改良主义倾向的文章，但桑卡拉认为撰稿人总体上“符合广泛的社会主义传统”。同时，桑卡拉表示，撰稿人中“有很多研究生、年轻的兼职教授或终身教授。我们也有不少组织者和工会研究人员参与其中……以及在非政府组织或围绕住房权利工作的人们”。随着桑德斯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激发了对左翼思想的日益关注，《雅各宾》的受欢迎程度也随之提高，订阅人数从2015年夏季的10000人增加到2017年第一期的32000人，其中有16000名新订阅者是在特朗普当选后两个月加入的。该杂志每季度出版一次，截至2023年的付费印刷发行量为75000份，每月在线访问量超过300万。此外，为了更好地面向年轻人，《雅各宾》也创建了在线播客和YouTube频道。2016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称《雅各宾》为“过去十年推出的最成功的美国意识形态杂志”。同年，美国著名左翼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评论该杂志为“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在2018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美国杂志《工人周刊》指出了《雅各宾》编辑立场的几个特点：拒绝反共主义；对民主党改良主义转向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主张组建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独立工党；批评社会党国际各党派向新自由主义妥协；坚信北欧的资本主义改良模式最终是不可行的，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方案是通过激进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实现社会主义。
（五）“回到工人”：左翼劳工运动复兴愿景
左翼组织与运动绕不开基于产业工人的劳工运动，而美国虽然有大量工会，但自从“二战”后其工作重心不再是动员工人发起抗争，而是转向劳资谈判；再加上工会系统日益官僚化，美国工会不仅与劳工运动分道扬镳，甚至还积极充当了反社会主义先锋的角色。例如，在2020年2月内华达州的民主党总统初选前夜，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的领导层向工会基层会员散发攻击候选人桑德斯的宣传材料，带头反对其全民医保的政策主张，原因就在于全民医保使得工会所能争取的医保权益重要性下降，进而导致工会对基层工人的吸引力下降和工会自身利益受损。而DSA自从2016年以来规模急速扩大后，也有了余力在组织层面上“回到工人阶级”，以各种方式介入劳工运动。DSA提倡会员进入某个行业成为工人，以同事的身份组织工友进行劳工运动并宣传左翼思想。不过有别于传统的左翼劳工运动，DSA的重点并不在于团结产业工人，而是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工作待遇日益恶化、“跌落”中产阶级的教师和护士。一方面，教育和医疗部门工会覆盖率高、具有集体罢工传统，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这两个部门与普通人的生活联系密切，容易引起舆论关注和支持。在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教育和医疗部门“回到工人阶级”确实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探索方向。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时，各行各业与疫情相关的权益诉求大量涌现，比如争取防疫装备和居家工作权利。于是DSA适时地与美国电气、广播与机械工人联合会（UE）合作建立DSA-UE工作场所紧急组织委员会，旨在帮助工人们在疫情中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工作权益，指导或建议他们具体层面的行动策略。委员会通过网络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志愿者、匹配工人，指导工人们起草联名信、说服和动员其他工友、公开向管理层提出诉求、联系地方媒体以争取舆论支持等。这一行动计划不仅帮助工人们快速争取到权益保障，而且让许多工人对集体行动有了从零到一的直观感受和具体经验，尤其是零售、餐饮等一贯被认为是难以开展劳工运动的行业和部门。在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衰而未亡的今天，DSA成为在“回到工人阶级”上走得最远的美国左翼组织。虽然目前暂时看不到通过激进劳工运动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但有希望进一步扩大劳工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重新建立劳工抗争的基层组织，从而迫使美国资产阶级像罗斯福新政时期一样向工人阶级让步，最终提高各行各业劳工的社会福利和权利保障。对于当下美国的社会改良愿景，DSA认为即使达不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中的大规模直接民主和经济公有制，也可以学习“瑞典人维持的全面福利国家、加拿大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法国的全国儿童保育计划和尼加拉瓜的扫盲计划”，对于美国左翼来说是相当可期的中长期斗争目标。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极速成长中的美国青年左翼》，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作者： 杜泽虎
本期编辑：申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