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善贾”，古已有之，明清时及至巅峰，声名远扬，纵横商界500载，在我国商业史、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晋商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从内地贸易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蒙古、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晋商开办的“山西票号”使商业经营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为金融领域开辟了一条安全、便捷的流通方式，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了最高峰。
一、晋商文化的起源
晋商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商业活动和经济发展活动。晋商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形成于春秋时期的晋国和秦汉时期的河东、上党、太原等五郡。晋商的起源与山西黄河流域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交通条件密切相关。
作为黄河流域的一部分，山西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繁荣的商业交流活动。山西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商贸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山西地区交通发达，与中原地区和其他地方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交流。这促进了当地商业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山西地区的商业文化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开始形成。作为一个商业发达的诸侯国，儒家文化中强调的诚信、勤俭、敬业等价值观深深影响了晋商的行为准则，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哲学，逐渐培育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商人，为当时商业活动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晋商不仅在国内广泛开展商业活动，还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与西域和北方游牧民族进行茶马交易、毛织品交流等，这促进了晋商文化在地方经济的繁荣和推动了中原地区商业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封建经济体系开始发生变化，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政府的开放政策，如开放关市、鼓励贸易，以及对盐铁专卖制度的调整，为晋商提供了有利的商业机遇。尤其是明末清初，山西商人利用其货币资本，参与到国家的财政管理和资金调度中，进一步促进了晋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山西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商贸中心，山西商人与外国商人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往来。政府推行的开中制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晋商的商业活力，推动了晋商的快速发展。山西各地逐渐形成了一种背离传统的重商观念，民间习俗以商为重，不少地方有了“从商致富，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弃农经商、弃儒从商渐成风气。在“平阳府、泽州、蒲州、潞安府、汾州府所辖的曲沃、高平、沁水、长治、汾阳、介休、洪洞、临县等地”的商人重视商业发展，立足于实业，随后购买房产和土地，并通过发放高利贷和出租土地来实现盈利。在明代后期，山西的地方风俗盛行经商之风，他们对经商有着积极的态度，认为经商谋利不仅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行为。 在读书做官的路走不通时，他们往往愿意投身商界，追求经商致富。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成就甚至可以与通过考试做官的成就相媲美，令人瞩目。清雍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奏疏中指出：“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注重团结互助，形成了紧密的商帮组织，并建立了严密的商会组织和家族企业制度，以及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会馆网络，这种独特的社会网络结构，促进了信息、资金和货物的高效流动，将中原与西域、北方等地的商业联系起来，强化了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市场拓展能力，在商界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商业实践中的创新，如创立票号制度，开创了金融业的新模式，使得资金流通更加便捷，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在商界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晋商商业版图的拓展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地域延伸，更是一个文化生成与传播的过程。随着晋商足迹遍及全国乃至海外，他们的商业实践、经营理念、管理智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晋商文化，使其在明清乃至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晋商文化的内涵
晋商以其独特的商业实践与持续的创新精神，开创并践行了一套区别于其他商帮的商业理念与文化体系。他们不仅仅是在地理空间上拓展市场边界，更重要的是，在商业策略、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角色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与构建。
首先，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视群体合作，通过会馆、商帮等形式加强内部联系。商会是晋商进行商业交流、合作和资源整合的重要机制。通过商会组织，利用宗亲和地缘关系建立信任与合作基础，形成强大的商业联盟和社会支持网络，能够凝聚内外部的力量，共同应对市场变化和外部竞争。晋商还通过构建分号体系和会馆网络，成功打造了一个跨越地域的信息与物流平台。分号作为总部在各地的分支，不仅负责商品销售与原料采购，还承担了市场信息收集与反馈的重任，实现了商业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处理。与此同时，会馆作为同乡的聚集地，不仅提供了生活与社交的场所，更成为了商业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与危机应对的中心，为晋商提供了交流学习和资源共享的平台，促进了商业活动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这种跨地域的组织形式，彰显了晋商在管理机制上的高瞻远瞩和战略智慧。
其次，晋商文化的核心是诚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诚信至上、以义制利”，视商业信誉为生存发展的根本。晋商坚持在营利的同时，不偏离道德信义的轨道，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晋商非常注重维护商业信用和推崇诚信经营，晋商注重与商业伙伴之间的诚信合作，崇尚“信以立身，诚以待人”的商业理念。晋商往往遵守合同精神，保证交易的公正和诚信，将“诚信为本，信誉至上” 作为经商的金科玉律。他们通过守信践诺、公平交易树立了良好的商业形象，帮助晋商在商业交往中树立了很高的声誉，并得到了其他商人的尊重和信赖，因此，常能与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
再次，晋商在商业架构与管理策略上的革新展示了一种超前的智慧，无疑是其商业帝国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创新不仅体现了晋商对传统商业实践的深刻理解和超越，也是对当时经济环境的敏锐适应。例如家族企业模式在晋商中被广泛应用，这种模式基于血缘或亲缘关系构建企业组织结构，有效强化了内部的凝聚力与忠诚度。家族成员间的紧密合作，减少了委托代理问题，确保了商业决策的高效执行和企业目标的一致性，为晋商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创立的票号制度，被公认为中国近代银行业务的雏形。票号不仅解决了跨区域贸易中的资金流转难题，通过汇兑业务极大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而且确立了一套严格的风险控制和信用评估体系，确保了金融交易的安全可靠，此乃晋商对传统金融制度的一大革新，展现了其在商业模式创新上的卓越才能。此外，晋商还深刻洞察供需关系和价格波动的基本规律，提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欲速富，当畜五牸”，就融合了其对市场规律的观察、对商品质量的重视以及对财富积累途径的建议，反映了晋商思想中既实际又富含哲理的一面。
最后，晋商文化注重商业道德，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代表，晋商一直注重在商业活动中遵守道德规范，坚守商业道德和诚信原则。他们重视商业交往中的道德规范，注重维护商业信用和声誉。通过遵守合同、诚信经营等方式，晋商树立了良好的商业道德形象。同时晋商也强调社会责任的履行，注重回报社会，以一种精神领导和企业家的角色，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建设。据大学士、户部尚书山西寿阳人祁寯藻统计，截至咸丰三年（1863年）2月底，山西绅商共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绅商捐银4247916两的三分之一有余。另据山西巡抚咸丰五年（1855年）12月17日的奏折，山西绅商共劝捐银3030001两。晋商在外经商时，若当地遭遇灾害，则通常会派遣人员前往，提供人力物力，并慷慨解囊以资助灾区。例如，“介休籍商人刘士贤，尝贩粟数船至清涧湾，时值荐饥，嗷嗷待哺，士贤悯之，乃出其所有，悉以赈饥全活甚多。又集数金，赴陕西之拓石船贸易，又值岁歉，亦如在清涧时，因此囊空淹滞不能归”。他们通过捐资助学、设立慈善基金等形式回报社会，关注社会的发展和民生福祉。
三、晋商文化的当代传播
晋商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诚信经营的理念，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近年来，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晋商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广。例如，通过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晋商文化高峰论坛等活动，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共同进行晋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晋商史实的考证和梳理，这些活动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晋商文化的理解，也促进了晋商文化的国际交流。此外，晋商文化的传播还得到了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重视与大力支持，通过举办慈善公益活动和商业文化大型活动，让更多的人全新而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晋商、感受和体味山西文化。
然而，晋商文化的传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新晋商群体的发展并未能再创晋商的辉煌，一直在边缘徘徊，传播效果并不乐观。从内因来看，新晋商文化本身理念落后，缺乏一定的影响力；从外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外来文化的冲击、受众对于新晋商文化的认识程度低下、媒体对新晋商文化报道的缺失都是造成新晋商文化传播的困境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晋商文化，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策略调整。包括展现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发展现代内涵，大力运用新媒体推陈出新，做深度报道和专题报道，以促进新晋商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同时，强调晋商文化的“根”和“魂”，即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服务，围绕晋商精神的赓续传承和当代实践这条主线，阐释好“互通、互联、互信、互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项目成功的根本。通过这些措施，期望新晋商文化能够在未来得到更加科学的发展和传承，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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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网络综合
编辑：叶婉君 宁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