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成为当下社会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以数字网络作为平台。近些年,社会上经常出现恶性网络暴力(简称“网暴”)事件,凸显出互联网在提供各种信息流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负面效应,尤其是文艺领域的网暴严重干扰了文化产业和公共舆论秩序。在这个人人都是评论家、人人都能发表意见的数字时代,点评、发弹幕、转发、吐槽等新型的评论方式不仅有利于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而且有助于形成争论、协商的多元空间。不过,对某些作品、明星的道德偏见、恶意评论等网络暴力却有损于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和理性、公共的言论氛围。本文从网络平台的公共性、粉丝文化的自主性,以及法律、法规的监督功能三个角度分析文艺评论领域网络暴力的治理问题。在治理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网友参与文艺评论的积极功能,又要减少或杜绝网络暴力对文化市场的干扰,这既需要用自律的方式自我约束在网络公共空间的行为,形成一种公共讨论的伦理自律,又需要网络平台加强管理和预防,在技术上降低网暴的风险,另外还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他律建设。自律和他律是一体两面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文艺评论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讨论、社会讨论的自主空间,是展现多元与共识的公共领域。其自主性体现为评论者的自律性,是在理性、独立的背景下对文艺作品的评论,这种评论可以是艺术、文化、社会、政治等不同角度的评论,观点也可以是不同的、多样的。而他律是对网络暴力行为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惩戒,如网暴中的造谣、人身攻击、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律、法规划定基本的行为底线。通过把评论者的自律与强制性的他律结合起来,让文艺评论领域的网络暴力无处遁迹。
一、网络平台的社会性和公共性
网络暴力是指通过评论、弹幕、私信等互联网应用对当事人进行抨击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违法行为,损害当事人的正常生活,甚至导致当事人的“社会性死亡”、精神崩溃、自杀等严重后果。网络暴力的形成一方面与互联网平台“人人都是评论家”从而容易滋生谣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传播速度快、易掀起舆论风暴有关。
网络暴力的实质是以虚假、不实的信息为基础,对当事方(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某个事件)进行诽谤、造谣、道德审判或者是上纲上线式的批判,是一种非直接暴力、非武力的,而以语言、名誉为特征的软性暴力。从古至今这种软性暴力有三个阶段,和媒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在古代就有“人言可畏”“流言蜚语”“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等成语,用来描述谣言、蜚语对人的伤害。《国风•郑风•将仲子》《国风•郑风•扬之水》《国风•唐风•采苓》等都讲了“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故事,《礼记•儒行》《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也都讲到在背后散布没有根据的谣言污蔑别人的事。在大众媒体时代,不实的舆论、不经过法律约束的“媒体审判”以及上纲上线的道德批判,都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不正当的社会压力,带来“舆论杀人”的负面效果,比较有名的案例是中国电影史上知名影星阮玲玉自杀事件,与当时大众媒体的不实报道和对她婚姻的评价有关。鲁迅看到阮玲玉自杀的消息后,还写过一篇杂文《论“人言可畏”》,抨击当时的小报记者和市民看热闹的心态。众所周知,媒体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但也有底线问题,尤其是在掌握不全面信息的背景下要“未审先判”,就需要极为慎重,因为这会对法律审判产生负面的舆论效果。
互联网时代,网络暴力现象更容易发生。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借助圈层化效应,立场相近或观点极端的表达更容易被聚焦或放大,从而抑制、遮蔽了理性、自主的判断,形成更强的从众心理和极化特征,容易被带节奏和盲从。网络暴力在文艺评论领域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一是网暴“文艺作品”。网友在文艺作品评分平台给作品恶意打低分,如一些影视作品刚一上线,并非因为质量问题就被刷低分,因此严重影响后续的市场效应,破坏了文艺作品评价的客观性。近期,2023暑期档上映的五部电影《消失的她》《超能一家人》《巨齿鲨2:深渊》《热烈》《孤注一掷》联合发布律师声明,指出自上映以来不断遭受“网络水军”不同程度的恶意攻击,有网友发布虚假评论和造谣信息,对影片声誉和口碑造成负面影响,呼吁观众保持理性和客观,共同维护电影网络评论的威信;二是网暴“明星”。有些粉丝为了“爱豆”,在豆瓣、微博等平台对“爱豆”的竞争对手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前不久,刀郎的歌曲《罗刹海市》上线,引发网友“过度”解读,认为刀郎在歌曲中讽刺一些批评过他的明星,因此网友到这些明星的个人社交平台进行辱骂,然而这不但无益于刀郎作品的传播,反而会产生更多戾气;三是网暴“粉丝”。一些经纪公司把粉丝、饭圈作为经营明星文化的“抓手”,其负面效应是盲目利用粉丝的非理性行为来进行控评、抹黑竞争对手。这些都不是理性的、真诚的建设性讨论,反而是情绪化的、非黑即白的“极端化”言论。
其实这些现象与数字时代网络平台的传播机制有关。从Web1.0的门户网站时代到Web2.0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更加深度地参与到网络内容的生产中来,这也带来了四重效应:一是网友的点击量、流览量成为决定信息被阅读和传播的关键数据,内容生产者容易受流量控制,为了“博眼球”而发布偏激、极端化的观点;二是短视频、直播等影像传播成为主流,相比文字、图文媒介,影像传播更具有大众性,容易带来煽动效应,在很多网络暴力事件中,影像传播发挥着“催化剂”的功能;三是数字评论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从事网络评论的不少都是粉丝发烧友或狂热的爱好者,他们用匿名的方式“灌水”、打分,展现自己的文化趣味,再通过弹幕、鬼畜、表情包等多元化的形式即时表达个人意见。网络评判标准灵活、波动大,网络舆论一刻三变,网友对文艺评论的看法也会随着其他人的评价而改变,形成聚众、从众效应,这就凸显出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四是网络评论与商业价值紧密关联,网络文艺评论所造成的口碑效应已经成为文化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可见,数字网络的平台化、社交化和圈层化的传播方式,确实改变了传统大众媒体单向度传播的限制,也带来了网友参与网络文化建设的民主化。
在这种背景下,网络平台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使网民从被动的受众变成参与网络信息生产传播的主动者。但是,网络的平台化也为网络暴力提供了便利,为了预防和减少网络暴力,需要从平台治理的角度建立网暴的预防和保护机制。如当事人在遭遇网暴时,能够“一键防暴”,能对陌生人的私信、评论、转发等功能进行关闭,避免遭受网暴侵害;对于在直播、短视频中出现的网暴行为可以在技术上进行过滤,即时拦截含有网暴信息的短视频、弹幕,并对网暴信息发布者进行警告和屏蔽;同时适当建立网络实名制,削弱匿名性带来的“法不责众”效应。
二、粉丝文化的自主性和社群化
近些年,数字时代网络文化产业取得了繁荣与发展,从网络文学到网络游戏,从网络综艺到网络影视,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人们进行文化生产和消费最主要的平台和类型。据最新统计,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8%,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的用户规模分别达10.47亿人、10.44亿人、10.26亿人、7.65亿人、5.28亿人、5.5亿人。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消费已经离不开虚拟网络和数字化平台。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
相比纸媒、出版等印刷时代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时代,互联网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网友不再是被动地阅读、观看和收听的受众,而是介入到生产、传播、评论等文化产业链全过程的参与者,甚至在很多环节中扮演着主导性的力量。从生产环节看,当下的社交平台、网络媒体并不主要从事内容生产,大量的文艺内容是由用户依托数字平台“自主”生产,如很多网友已从受众变成了文艺作品的生产者,成为网络文学作家、视频UP主、公号运营者等,这就使得网络文化形成了用户、消费者与平台的高强度黏性现象;从消费环节看,用户不仅通过互联网的交互性“瞬时”反馈对文艺作品的好恶,而且使个人的转发、点赞转化为了作品传播的流量数据。这些正是互联网文化传播的优势所在,可以使网友深度参与到网络文艺的生产过程,在自主选择中形成口碑效应。
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更加依赖于粉丝文化,网络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需要粉丝文化和流量经济。当前借助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上受众的点击、浏览所带来的流量转化为的平台推送数据,决定了文艺作品的生死,如网络文学的阅读、排行榜来自于粉丝的订阅量,而微博、抖音等平台上的作品能否被看到,也与流量的高低有关。正因如此,网络空间出现了购买流量、购买“热搜”以及雇佣网络“水军”来提高评级分数的不正当竞争现象。目前电影领域主要的评分平台是豆瓣、淘票票、猫眼等,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评分规则,淘票票、猫眼与电影票售卖相连,用户只有购票后才能对作品进行评价,豆瓣的评分机制是一人一票,取平均分。前些年,一些文化公司为了商业利益进行“水军”营销,雇佣网络“水军”一方面为所发行的文艺作品刷高分,另一方面刷低竞争对手的分数,由此常常出现“超前点评”“未看先评”的怪现象,其中一些网红参演的作品虽然制作和艺术水平一般却分数虚高,而一些质量上乘的作品却无人问津,从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气候。2021年《风起洛阳》《谁是凶手》等影视剧还未播出,豆瓣上就出现针对作品的一星差评和五星好评,这与“水军”恶意刷高分和低分有关。事后,豆瓣把开播前的评分和评论进行了清理,并加强了对“水军”账号的清理和筛查。
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粉丝经济。互联网时代的文娱产业之所以如此重视粉丝文化,是因为粉丝文化带来粉丝经济。粉丝是偶像或文艺IP的忠实消费者,愿意为其打赏、购买周边产品等,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饭圈文化表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并且已然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行为规范和运行逻辑,以及规模化的商业模式和产业链条,饭圈文化的运作思维甚至已经渗透到偶像工业之外的包括影视制作、企业营销和政府宣传在内的‘圈外’领域。”二是情感黏性。粉丝对偶像、文艺IP形成爱恋和崇拜,是一种依附和臣服关系,粉丝愿意为之不计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地“为爱发电”,贡献点击量、转发量和人气。三是在微博、贴吧、豆瓣、QQ、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可以建立粉丝的联络社群。粉丝更容易被组织和动员,转化为流量的效率更高,“他们会与‘官方后援会’‘粉头’(能够在粉丝社群里发挥引领性作用的头目)保持密切的沟通,借由‘粉头’引领的‘数据组’‘打投组’‘网宣组’‘安利组’‘控评组’‘反黑组’等功能化、结构化的粉丝组织,对‘流量明星’的粉丝社群进行持续性的动员和规训”。借助粉丝来控评、删帖,扰乱正常的文艺评论空间,使得网络评分无法真正反映网民的声音,严重影响了网络舆论生态。因此,粉丝、流量带来市场的繁荣,也容易被带节奏、变成非理性的盲从。近些年,粉丝、饭圈文化带来的不良现象引发关注,不断有粉丝追捧的流量明星“塌房”。由此可见,饭圈文化带来的网络暴力有三个特征,一是高度道德化,以正义之名审判当事者,把当事人污名化,用情绪化的善恶二元对立对其进行道德审判;二是替代法律进行审判,放大一种公众“暴力”和情绪,给当事人带来无形的精神压力;三是通过网络工具使粉丝得到更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也使得一些网暴事件并非“键盘侠”的自发行为,而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
网络暴力不仅给当事人带去伤害,而且恶化了网络言论环境,对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这需要有意识地推动粉丝文化自身的改造,强化粉丝社群的公共属性。首先,要充分认识粉丝文化的自主性。网络文艺评论社群提供了基于共同爱好、文化品味、共同产品消费等形成的“文化消费共同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应该被粉丝经济所绑架,应适当调整明星与粉丝的关系,合理引导、经营粉丝文化,避免过度依附。其次,要充分认识粉丝文化的独立性。粉丝作为网络社群的重要类型,其原型是基于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理想社区的想象,应该把互助、合作、分享的社群思维作为粉丝文化的基础,加强粉丝文化的社会化建设,而不是用去独立性、去自主性的组织化思维来规训粉丝文化,如同乡规民约、实体社区的行为规范一样,虚拟网络社区所形成的粉丝认同,也需要社会化的网络空间,这是网络时代去中心化、个体化过程中培育“再社会化”“群体化”的一种虚拟关系。再次,数字时代的文艺评论与粉丝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文化取向的粉丝决定了对文艺作品的评论方式,有的粉丝会对作品进行深读细读,也有的粉丝会用重新创作的方式来表达对原作品的态度,在分众化的时代找到各个圈层、各个粉丝群体的共通之处,将对舆论引导工作产生重要意义。最后,网络文艺评论对提升文艺作品质量,规范文艺创作行为具有指导性作用。粉丝文化对网络文艺的态度决定了其品味喜好及消费习惯,这种虚拟社区的建构以及文化认同需要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因此通过网络文艺评论建立起正能量、接地气、树新风、有威信的文艺评价标准,对促进文艺作品的再生产、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着重要作用。
三、法律法规的监督和底线功能
网络文艺评论的社群文化具有黏性强、流动性强、反叛性、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参与成员之间围绕共同的兴趣爱好话题,以情感传播为纽带,高度参与到传播过程之中,因此容易发生意义的扭曲,容易被误读、误解,容易引发舆情、网暴等事件。网络暴力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网上部分“吃瓜”群众无法掌握全面的信息,仅凭单一信息来源就对某件事作出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二是被谣言带节奏,与专业化的媒体机构相比,自媒体平台的传播接受机制易使谣言(尤其是符合特定社会情绪的谣言)“满天飞”,从而误导网友的判断;三是被高度组织化的粉丝文化所裹挟,这不仅需要平台在源头上加强管理、强化粉丝自律,更需要借助法律、法规来提供底线思维。
首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是匿名者的天堂,更不是“法不责众”的空间。202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向社会公开《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次,法律惩罚不是最终目的,加强宣传教育才是重中之重。社会大众要充分认识到网络暴力的危害,要明白虽然只是“键盘侠”的无意之举,却会给当事人带来无尽的精神创伤。2012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搜索》是一部反映都市白领公车不让座而引发的网暴故事,2023年董成鹏(大鹏)执导的喜剧片《保你平安》讲述的也是网暴与反网暴的故事,这些电影都让人们认识到网络时代的“众口铄金”具有巨大的负面效应。再次,相关部门应出台行业规范,形成社会共识。2023年7月,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发布了《中国网络诚信发展报告2023》及《新时代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在此之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还发布了《中国文艺评论工作者自律公约》等,这些法规文件的出台为网络文明建设保驾护航,有助于形成抵制网络暴力的社会力量。
文艺作品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网络文艺评论的参与,很多一开始不被看好的影视作品却能依靠网友的口碑逆袭,取得不错的市场效果。如2023年暑期档王宝强执导的励志电影《八角笼中》以及乌尔善执导的神话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保持网络空间的自由度和规避网络暴力之间,网络平台需要从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角度把握管理的平衡。而从社区和社群的角度培育粉丝文化,有助于形成网民的社会意识和公共意识。无论是网民的伦理自律,还是平台的有效管理,以及法律、法规的他律约束,都是为了能在社交媒体构筑的数字幕墙中营造良性的公共评论空间。
*本文系2021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文艺作品质量提升为导向的数字时代文艺批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53)的阶段性成果,原载于《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10期
作者:张慧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期编辑:申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