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4日，“古代文明与中国儒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曲阜举行。
关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关系，结合传世文献、新出土文献与有关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朝明比较了三代不同时期的制度、礼仪、习俗等。他认为，孔子的三代礼制“损益”说概括了夏、商、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表明礼制发展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续兵提出，孔子儒学深深植根于早期文明的沃土，是对中国上古文明的传承与发展。随着考古学的进步以及大批出土文献的问世，以李学勤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坚定地提出要重新估价中国的上古文明，走出疑古时代。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深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孔子儒学形成的这一广阔背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看来，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典籍整理的第一人，也是“中华文明体系建构第一人”。孔子对“六经”的整理既是记载历史、追溯历史，也是建构历史、阐释历史。夏商周三代之礼因袭损益，一脉相承，因历代思想家对典籍的整理著述，形成中华文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特征。刘续兵进一步提出，“传承”和“不朽”是中华文化的独有观念。几千年来的思想史脉络演变，以“既有源又有流”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样态，形成了中华文明兼具“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突出特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存光认为，以现代性精神重新激活孔子及其儒家后学所传播的中华礼乐文明，使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一种贵仁尚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立志向上的道德文明，一种孝悌亲亲、修己安人、成人之美、诚恕待人的伦理文明，一种制民恒产、以德化民、风俗美善、政教优良的政治文明，一种法天合德、参赞化育、万物一体、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文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提出，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理解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在文化理想、主流价值、制度架构上所具有的特点，应借鉴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等多学科成果，尝试以跨学科方式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
会议由孔子研究院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
记者张清俐 通讯员孔勇
编辑申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