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学科使命之一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引发预期的环境变化。在后现代社会，传播学是人类探索世界亟需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从传播学2.0视角，我们应在传播实践中深刻理解全球传播生态的重大变化。
1.事实和真相的多向度。
在传统社会中，事实和真相都是客观的、唯一的，但在后现代社会中，事实和真相都是多向度的。“认知即现实”(Perception is reality)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你愿意相信的就是“事实”“真相”，否则就是“错觉”“假相”。这是“后真相”社会的一大特征。
2.选择性机制复杂化。
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接触和接受与自己“三观”、利益、认知、情绪相吻合的信息，普罗大众往往主动寻找“同类”而远离“异类”，取关、退群、建新群、圈层化成了信息生活的常态。“同温层”在变小、变厚，边界更清晰，导致某些观念更容易走向极端，共识更难达成，社会日趋对立和分裂。在现阶段国际接触中，集中表现为“认知循环论证”更加明显。
3.意义建构需平等合作。
在非战争场景中，认知主体不应利诱、欺骗、威胁或强制受众接受某种观点，不可通过刻意营造的信息不对称来制造共识或真相。诚实是上策，应以真诚的态度和恰当的方式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以尊重的态度及时回应质疑，唯此才有望达成理解和共识。这是“认知安全”的核心内涵，也是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原理”的基本内容。为此，必须厘清公开作业和隐蔽作业、战时传播与平时传播的界限，尤其应避免制造“伪草根”舆论(astroturfing)。
4.信息供应的质比量重要。
同一个符号和文本，在不同受众眼中，在不同场景中，意义不尽相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取决于传受双方的关系，以及受者的既有认知、利益、立场、信仰、情绪等若干因素。这些影响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共同组成一个“暗箱”。有时，你说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是谓“不可沟通性”。所以在传播实践中，建立关系和信任，比传达观点和立场重要得多。
5.操纵与反操纵的斗争更加激烈。
全球范围内，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为认知操纵提供了便利，信息强势主体进行思维干预的新手段层出不穷：难辨真伪的灰色宣传，精心设计的“信息炸弹”，计算式宣传，充斥网络的质疑、指责与标签。对信息素养偏低的受众群体而言，接触此类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当更多人清醒过来，就会更不信任传统信源，但为了理解环境变化，尤其是当社会失稳时，人们将被迫转向替代性的非传统信源。当海量信息奔涌而来时，识别和打击虚假信息就需要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建立专业的合作网络。
6.传播介质的多样性。
传递意义不只靠语文、图像，有时行动、场景、制度、时机、沉默等非语言符号更重要、更权威。汉语中“听其言而观其行”，英语谚语“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行动胜于雄辩)”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舆论场中，谁在说，谁在沉默;谁可以说，谁不可以说;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符号，因此传播学研究者们在某种程度上达成这样的共识：“传播不是指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
7.认知安全观大行其道。
在认知科学领域，“认知观”是指关于知识性质和认知过程的观念和信念。在此基础上，英国阿兰•图灵研究所在其专题报告中称，“我们将认知安全社会定义为可靠信息的产生、分发、获取和评估过程不受威胁的社会”。换言之，就是“确保社区能强劲有力地应对知识生产、获取、分配和协调过程中敌对(或意外)的干预”。认知领域的深度分歧是指关于基本认知原则的分歧，而认知原则指导人们如何形成正确的信仰，这涉及什么是可靠的证据，什么是关于某一领域的正当信念。
8.认知不公正概念引起重视。
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米兰达•弗里克率先使用了“认知不公正”概念，指认知主体受到不公正对待。她区分了两种认知不公正：歧视性认知不公正和分配性认知不公正，前者指由于身份等社会偏见而导致认知主体不能平等地参与社会意义的生产，而后者指由于认知主体被不公正地置于某种境地而无法获取所需信息或错误地认知了本可以正确认知的事情。如今，认知安全、认知不公正、认知压迫、认知剥削、认知操纵等概念正在引导人们从新的视角审视信息系统的运行。
9.“信息韧性”引发广泛关注。
俄罗斯政治活动家、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说，“现代宣传的要点不仅是误传信息或设置议程，而是耗尽你的批判性思维，消灭真相。”为了保护公共领域，使其不被在数字空间内崛起的反公众(counter public)消解，有专家倡导建设“数字韧性”。牛津大学教授科尔内留•波乔拉等主张，公共领域需要增强数字韧性，使其能够基于准确信息和理性参与验证信息，遏制情绪升级的不良影响，防止不守规矩的反公众激进化，加强公共利益概念的完整性。
10.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空前风险。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对全球传播生态可能造成的威胁不可忽视。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可能会降低虚假信息运动的成本”，二是“语言模型能自动创建有说服力和误导性的文本”，三是“人类可能会被……语言模型生成的文本所欺骗，人类检测会越来越困难”。事实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形态性，会扩大“信息茧房”，被武器化也就不可避免。
（本研究全文将于近期《对外传播》杂志刊发。）
作者：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董庆文系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研究生院主任、终身教授;黄玲忆（中国台湾）系台北国际公关协会荣誉理事长
本期编辑：申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