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九连环理论假设与国际传播致效可能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认识过程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由感觉、知觉、表象构成基本认识形式，理性认识阶段由概念、判断、推理构成基本认识形式。传播学学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将认识论运用到传播过程的解读中，将人内传播细分为具体的六个环节，即：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这六个环节的提出本质上是对传播过程中“自我”主观感受的重新审视和对认知过程的高度凝炼，是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转变中塑造个体认知的策略和方法。

人内传播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和过程性的信息传递，通过人自身内部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新的时间、空间思维的有序结构，构筑了传播活动的基础，是大众传播的开始和落脚点，以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组织起有机的秩序传播。传播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社会在信息传播不断改变认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人作为传播的主体，在不断与自身及外部环境互动、交流过程中实现“我者”的信息传播，完成对“他者”认知的不断校正和深化，并在文化与传播关系的博弈中，在对文化与传播意义边界的探寻中，重构出不同文化共存的文化新主体。

在文化的作用下，主体在与文化的博弈中，要实现从个体到群体，从个人到人际的跨文化传播，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Bertalanffy）认为必须首先建构起一种关于人的新的观念模型。这种新观念模型强调人的内在活动而不是外在反应，强调人类文化与动物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认识是物理、社会、文化和语言等多方面因素的复合性产物，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贝塔朗菲特别强调现代科学中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动性，“人不是外部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创造他的天地”。区别于个体内部的关注，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著名的“5W”模型更强调认识和理解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和影响因素，强调外在作用，包括发送者、信息、媒介、接收者和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传播过程的影响。郭庆光提出的人内传播的六个环节回归到认识本身，还原了人内传播是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通过多环节、多因素，构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交互过程，呈现个体理解信息传播的完整过程和动机，以此适应不同场景的传播，从而建构起“人内传播”作为“人际传播”乃至“国际传播”的“原点”和“起点”的理论想象。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跨越语言边界、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而跨越文化边界和个人认知边界，通过传播媒介、平台、内容和技术，最终实现从人内到人际，从均质到异质的国际传播。当下，中国国际传播正处于理论、政策、实践、技术的十字路口，从十九大报告“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提出到二十大报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国的国际传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习惯于借助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进行大众传播，重点投资想象意义上的“大众”和“平均人”，期望甚高，只能获得平均意义上的传播效果。而且，这种一对多的传播范式效果不断式微，尤其是在美欧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占据历史和话语优势的前提下，中国的国际传播效果更是亟待改进。即便试图超越大众传播模式，通过对关键受众进行聚焦传播的“战略传播”，也很难摆脱大众传播的传统思路。随着信息传播新技术的推动，从大众媒体朝向受众个体物理意义上的最后一公里已经突破，无论是三网融合，还是社交媒介都已经明证这一点。但是，从文化意义上，如何因应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生态的挑战，全面反思既往的六连环要素，思考推动将信息跨文化性地有效入耳、入脑、入心，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的同时跨越文化的边界，到达双向信息致效的精神性最后一公里，传播九连环假设似乎可以补足人内传播这个环节的要素链条和完善其传播过程，从而通过推动国际传播认知链条重构的方式为信息传递重新规划致效路线。

人内传播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系统，“是外部世界在人体内内化的结果”。在人内传播中，传播者与接收者是同一个人，所以自我传播是规模最小的传播类型，即使是规模最小的传播，人内传播也有完整的传播流程，即个人作为传播者与接收者，通过大脑神经接收传播的信息，实现传播效果。人通过人内传播构成自己的看法，形成某种认识，赋予社会感知和行为的连贯性。

对此，郭庆光教授将认识论运用在人内传播过程中，提出人内传播六个环节（本文将其称为“传播六连环”），即：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人内传播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对信息进行综合把握和理解，调取头脑中的记忆进行对比，对事物进行理解和分析，发现彼此的关联的过程。传播六连环要素包括：

1．感觉—苏联著名心理学家鲁宾斯坦将感觉定义为脑的活动，是对外部影响分化的产物。对外部影响的分化主要是说大脑依赖感官，依靠着眼、耳、鼻、舌、身所能达到的能力，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沿着神经系统传输到大脑。感觉是人在大脑皮层中对外部环境和现象的一个直观反映，人通过感官对事物的个别信息属性如颜色、形状、声音、气味、软硬、冷热等做出反应，这是人内传播的起点。培根认为，认识作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从感觉开始的，“全部对自然的解释由感觉开始”。霍布斯非常认可培根对感性世界的认识，他认为，“没有一个观念不是首先全部或部分地在感官上产生的”。感觉是认识最初级、最简单的形式，但也是人类认识的源泉，费尔巴哈认为感觉是外部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最初和开始阶段，认识就是从对象过渡到感觉又从感觉过渡到思维。

2．知觉—在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知觉被看作“是一个解释刺激信息，从而产生组织和意义的过程”，或者“知觉是确定作用于我们的刺激物的意义的过程”。知觉作为感觉的集合或者在感觉的基础上对事物分散的个别信息属性进行综合，知觉的过程就是对事物整体的感性信息进行综合把握的过程。知觉有赖于两种不同形式的信息，即来自环境的信息和来自知觉者自身的信息。知觉是对周围世界的一个整体的反映，离开知觉的感觉并不存在，而没有感觉的知觉也是无本之木，从认识论的过程来说，感觉和知觉是形成头脑认知中的事物的表象和判断的前提。

3．表象—表象是比知觉更高级、更复杂的感性反映，是过去感知过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在头脑中的再现。心理学认为，表象是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经大脑的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经验的认识形式。对于表象的认识，康德和黑格尔有深刻的论述，康德认为“表象是概念的质料”。黑格尔认为，客观世界的现象是凭借表象构成思想映像的，“按照时间顺序，人的意识，对于对象总是先形成表象，后才形成概念，而且唯有通过表象，依靠表象，人的意识的心灵才进而达到对于事物的思维的认识和把握”。表象是记忆中保存过去客观事物的感觉和知觉在头脑中的再现，是多次知觉的结果，比知觉更具概括性。比如一个人看了一部电影后，留下了一个生动的电影形象，以后当他再次听到或者看到这部电影名字的时候，头脑中会唤起之前关于这部电影形象的回忆，这种声光电配合的信息唤醒并补足了记忆中对物体的形象，就是表象，也不同程度地将传播的效果时隐时现。

4．概念—列宁提出，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叔本华将概念定义为抽象表象，也就是对于具象化事物感知觉之后，人内传播走过了一个抽象化的过程，朝向某种可共享的、抽象化的（智慧或者哲学）信息更进了一步。而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则认为：“概念是一种知觉意象。”概念是对同类事物的共同的、一般属性的认识，其建构是人对客观世界内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也是感觉、知觉所形成的表象抽象化、范畴化、类型化的过程。概念在感觉、知觉、表象的基础上不断地变化更新，“一个新的概念比现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而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也就是说概念的产生必须有关于表象的前提和基础（表象来自于传播），同时还要有能进行概括和抽象的能力，有了概念，人类才能进行抽象化思维（构造外来信息内化传播的链条或者轨道）。概念的出现，可以说形成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的科学规律、法律、定律、规则等普遍意义的认识基础，为个体认识自我和世界奠定了思维要素，从某种程度上也开启了个体主体性的人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起点。

5．判断—判断是人脑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进行定性和断定的思维活动。康德将判断视为一种赋予表象统一性的认识活动，“判断是所有概念的统一性表象，只要这些概念是一个从属于另一个，或从另一个中排除”，康德从先验性逻辑出发，提供逻辑分析的表象判断，“一个判断无非是使给予的知识获得统觉的客观统一性的方式。这就是判断中的系词“是＇的目的，它是为了把给予表象的客观统一性与主观统一性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在大脑中储存的原有信息的基础和前提下，对已有的表征进行加工后形成的新的形象，判断的形成并非脱离现有实际的主观臆造，是基于同类的表象和概念群的互动，在连接到记忆中的形象和接触新的信息后，对表象化信息储备形成的好恶取舍。现实中，个人运用特定传播过程形成的知识和信息储备生成思维方式，对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判断，进而，个体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思想和观点所形成的判断来指导行动，包括是否将某个信息进行二次传播。

6．推理—推理是判断的联系形式，是从已知的事物属性和关系中推导出未知的属性和关系的思维活动。此时，信息传播的效用退隐到判断身后，只是会在概念使用过程中将传播效用若隐若现。感觉、知觉在推理层面是被理性化的思考所禁言，只有深度抽象化后的表象以概念与概念互动的方式在运行。亚里士多德将推理定义为一种思维形式，判定了某些事实后，另一事实必然由此得出。高尔斯基更明确的指出推理作为一种思维过程，“由一个、两个或者更多的已经证明的判断得出一个真判断，而和分别包含在每一个发出判断中的知识比较起来，这一真判断所包含的是一种新的知识”。由此可见，推理是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在若干的判断之间建立或者发现合乎逻辑和规律的关系，并得出新的判断和结论，就是推理的过程（同时也包含虚假信息所建构的假判断和另类推理过程和结果，这是国际传播生态中需要时时警惕的）。可以说，推理是一种“在已知中发现未知”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即所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叶知秋。

综合来看，感觉、知觉、表象是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属于认识的物理性初级阶段，概念、判断、推理属于逻辑学研究领域，是认识的精神性生成的高级阶段。传播学视角下，“传播六连环”意味着传播的开始伴随着个体自我身份在传播场域下的逐层唤醒和非线性联动，传播要素作用于人特定的感觉、知觉、表象，进而勾连个体知识储备中的概念，推动形成基本判断，演绎形成逻辑推理，带来的结果是：激发既有的记忆让人感同身受，建构新的表象，形成新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产生涟漪效应，形成新的认知，由此构建起人内传播致效新的通道。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传媒生态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播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多元化的趋势，人的主体性被外部媒介所深度影响和塑造，由此，可能会导致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互动出现不适应或主客失衡，尤其是在国际文化主体的了解和理解上出现更大的误差和误判。因此，亟需在心理学、逻辑学两大领域六个要素的基础上，考虑纳入传播领域新的要素以增加理论的解释性。传播已经不仅仅是个体与自我对话的一种方式，也随着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变迁演变为人际之间进行交互的一种方式，更是跨文化主体性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传播的策略、内容、形式和目标均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行为。从几千年以来人类生活相随相生的信息传播实践来看，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传递、反馈及保存的全过程，呈现出了一种从“人内传播”延伸到“人际传播”而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现象。今天，如何进一步深化认识突破自我，实现从人内到人际的转换，建构个体认知改变与社会互动的影响，进而推动实现人际跨文化传播到国际传播主体性建构和传播致效的层面，这对完善传播体系和把握当今全球传播生态都具有出新的理论意义和价值维度。

在传播学范式中，围绕“人一讯息一社会”之间的关系拓展延伸的研究持续不断，但基本上是外在于“人”的研究范式。拉斯韦尔提出人类传播构成要素和以流程为核心的传播过程模式，之后奥古斯德（Osdood）和施拉姆（Schramm）又提出了 以循环和互动为关键要素的循环模式，赖利（Ri—ley）夫妇则提出以个人与他人、群体、组织、环境等要素之间关系为主的系统传播模式，传播活动的过程在社会层面得到多角度、多层面的阐发®。信息如何进入人的知识储备和认知链条，如何在人内部发生作用的过程，却处于上述研究范式的两头，是一个灰色地带或者“黑暗的大陆”，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茫茫皆不见”。信息如何进入人内心、内化后的信息如何再次向文化他者有效传递，如何再现人内传播的信息六要素的激荡，如何化解来自外部文化他者类似六要素的结构性激荡，应传播技术对于传播阈限的突破而增加的新要素带来的涟漪效应，亟需在目前人内传播六要素过程性概念基础上细绎、补充新的要素，在再现新的传播链条的基础上，建构人际传播和国际传播致效的新通道。

（一）传播“九连环”理论假设的提出

郭庆光的人内传播六连环基于人的主观意识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互动，研究针对的是“人内传播”的模式，提供了认识世界、理解和解释事物的基本模式，构成了人类认知活动的基本过程。但是，在当今信息传播新技术传播环境下，在全球地缘政治和传播生态语境下，任何孤立的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都是不存在的，亟需从国际和跨文化的视角对人内传播生成拓展的系统性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互动的复杂系统，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播是社会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必然，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信息在“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交流和传递，原有信息和新接收的信息之间产生碰撞，演变成知识生成的过程，重构受众既往知识储备的同时修订认知层面的机理，并由此转变为特定的态度，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行为方式，而行为将产生与之相伴的效果，并最终将信息反馈回到个体，重新调整决策过程。施拉姆和波特表示，“纵观一生，我们都离不开传播，都在接受传播。我们利用它作为个人的雷达，既寻找新鲜事物，也寻求保证和指引，借以了解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凭借传播，我们向他人确认自己的身份，确定我们对社会关系的了解。我们将传播当作自己的管理工具，用传播做决定，用传播来说服和操纵他人”。

因此，在此传播六连环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增加超越个体主体性的，接近组织主体性概念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环节，从而构建完整传播链的九连环体系（如图1）。认知是内在传播的基础，对个体态度和行为有重要影响，而态度是对事物的评价和情感反应，是行为的前提和指导，而行为是认识和态度实践的最终结果，这样的结果又将成为感觉和知觉的起点，由此，从人内传播到人际传播这个由“内”而“外”，由此及彼的过程，能够促进信息的流动和交流，形成传播的闭环，提高社会整体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1．认知

从脑与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过程被称为认知，认知和认知科学是主要研究认知现象和规律的科学。与依靠经验为主的认识不同，认知必须借助思维活动来进行认识，是认识在具体场景中的应用，包含认识范畴之内的更高级、更复杂的过程。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中衍生出基模概念，即人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也叫心智结构或者认知结构。基模代表着一种先入为主、自上而下的过程，描述了人们头脑中已有知识对当前信息处理过程的影响。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也就是记忆，相比表象来说，记忆更深刻和稳定，不容易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并由此实现个体的认知图式重构”。无论哪种记忆，“在人的大脑里都有一个运转的过程，这个运转过程往往具有编码、储存、提取这三个阶段。信息首先转换成某种可用的形式以便正确地编码，这是日后回忆的前提，如果编码没成功，那么也就无所谓储存和提取了”。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仅仅只是被动接受外来信息和要求，也包含源自个人已有的认知体验，这两部分记忆相互碰撞、融合，构成信息的转换，形成新的认知，“人内传播的本质即原有信息和新接收的信息之间的碰撞”。因此，认知是在对感知采集的信息分析、处理、比较和判断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历史性的，是个体知觉与社会认知进行对话后在个体层面形成的相对稳定固定的表象，是“集体记忆”，是文化编码，在传播过程中，一般会外化为“认同”，包括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构成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他者彼此看待和信息传递、消费的深层结构。

2．态度

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认为社会心理学就是“研究社会态度的科学”。态度被认为是一个个体对某个对象的评价、观点或看法。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指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动力性的影响，他强调个体的知识经验对态度的作用。®态度被看作是一种存储在记忆系统中的并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对客体的评价，谢里夫和坎特利尔提出：“态度一旦形成，就或多或少地处于一种持久的准备状态”®，而且态度不轻易被改变，德伯克和万·利尔等人发现受大众传播工具影响而改变了的态度大都维持很短的时间。

基于个体性判断和社会性认知，会衍生出新的、稳定的社会主体性态度。霍夫兰等人在《通信与说服》中曾提出，人们在形成或改变态度时，会将外部信息与内部已有的认知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不一致，则会产生认知不一致的压力，从而促使人们改变态度，以达到认知一致的状态，也就是认知一致性理论。影响态度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如说服者的可信度，说服信息的可信度、情境因素，说服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个体的态度强度和重要性等。在遇到与社会性认知不一致时，态度会产生判断性失调，比如个体内部的感觉、知觉元素之间的不一致或冲突，包括个体表象所形成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与社会性的认知、态度、价值观等产生冲突。对此，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们在遇到认知不一致时，会产生认知失调的不愉快体验，产生一种减轻认知失调的动机，进而通过改变信念、行为或感受等方式来减轻认知失调的压力，从而达到认知一致的状态，体现在传播实践中，社会性态度会影响个体乃至集体传播立场，带来个体感知觉和表象重组的涟漪效应的同时，更会影响集体性的传播行为和传播带来系统社会效应（一般指所谓的舆情）。

态度是信息朝向个体传播以后，在个体认知层面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概念演绎、理性推理，形成某种自我判断的外化；换句话说，针对各种信息，个体会有初步判断，从具体的感觉和知觉，通过人内传播升级为感性判断和理性判断，但都是一种酝酿过程，直到将个体的判断打开门户，准备面向个体之外的任何另外一个个体或者社区以及社会的时候，这样的判断就外化为某种态度，或积极，或消极，是和个体所代表、反射的集体进行了人际互动之后的结果。反过来说，从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视角来看，受众个体和群体对特定传播行为和信息的态度，追根溯源，需要从距离“态度”最近的认知行为，也就是判断的形成要素开始—即六要素假设中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是如何在个体层面形成和演绎的，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政治背景下的个体如何形成和演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跨文化的传播实践，既需要对无主体的“概念、判断、推理”进行哲学和宏观意义上的细绎，更需要在这些概念被赋予主体（区域、国别研究）后对某个、某类主体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形成过程进行下沉式观察，从物理学的角度进行细绎，这也是文化物理学的本质。

3．行为

行为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基于外部刺激和影响下产生的活动，是一切传播的起点和终点。在现代心理学诞生之前，哲学将人的心灵、意识、观念作为研究对象，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 将行为作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观察事实和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刺激一反应”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此来确定动物和人类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反应，从而把握人的基本的行为特征和行为模式。行为主义理论关注人的行为，考察人是怎样行为的，以及影响行为的外部原因，行为科学也构成传播学的三大来源之一。

行为是传播效果的载体，是从个体性的人内传播向人际和大众传播最后的惊险一跳，如果所有的传播行为，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内传播在内，最终没有落实到行为层面—包括选择性地接触哪些媒体、选择性地吸收哪些信息、选择性地记忆乃至二次传播某些信息，那么这样的传播是无效的或者低效的。

综上，当个体接触到一个新信息或者新事物或者抵达新空间，以往的经验和知识会成为基本判断推理的基础，迅速地对新鲜的感知觉和表象进行处理、调整，进而形成新的个体层面和集体认同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而影响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互构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认知、态度、行为三环节的增加是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和复杂的地缘政治传播逻辑的“自然生成”，打破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所形成的传播闭环，高度重视前面六个环节的价值，更加重视它们的延伸，从个体和文化他者、社会、历史进行深度文化对话的过程和结果，是人内传播向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转型的必要。

通过听觉、视觉、味觉、触觉和嗅觉等感官系统及神经系统信息进入到人体内部，并在层层过滤和把关后，通过心理选择，将需要的信息进行重新整合、解读、分析，进行类似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的过程，最后，使得信息适合个体应用。经过心理反应后新的信息产生，经过心理决策和处理，这些信息将帮助心理系统做出有益于个体的决策。一旦心理决策形成，就会在人内传播基础上，进行文化性的人际传播对话，衍生出决策信息指导建构的认知方式、态度、行为；一定的态度、行为将开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新旅程并产生与之相伴的效果。效果形成后的信息将反馈给个体，最后，由个体重新调整人内传播和决策过程。由此，人内传播既自成一体又与外界环境有机交往。在传播九连环体系中，认知、态度、行为三环节成为“具象认知”到“抽象认知”的逻辑导向了“行为认知”，从而使传播演化为人类社会活动并赋予了“认知”的行为内涵，凸显了“人”作为传播主体在信息的流动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新作用范式。

传播九连环的提出是对传播六连环的深化，也是基于实践的“认知”。九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互相关联，构建完整传播链的九连环体系，将传播的要素有序的组织为一个稳定的系统和过程，为从人内传播向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打开了传播理论的新通道。譬如傅满洲是基于电影作品，基于声音和光影构建的感觉被个体接受，在美国和欧洲受众心中构建起的一个关于中国的知觉和表象。“满洲”二字本身就带有侵略者遗传的贬义，这个形象开始被个体和大众传播媒体构造成为概念“黄祸论”的代表，形成东方人阴险狡诈的判断和错误的刻板印象，这些信息的概念和判断加重了受众对中国人形象扭曲的推理逻辑，导致概念、判断和推理直接作用于认知、态度和行为，形成了对亚裔和中国人的傲慢与偏见。由此，传播九连环形成国际传播的完整循环链条，一些颠覆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的信息传播，都能在解读传播过程的九个环节中，感受到特定国家霸权话语运用历时积累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话语力量，运用受众所掌握的共时性平台左右着受众的“感觉—知觉—表象”，在“认知—态度—行为”层面上收获效果。

（二）从生理机制运作到文化主体意识的生成，“九连环”假设指导下的人内生理性传播构成跨文化传播的起点

作为意识和行为主体的个人构成了族群和社会，但社会的主体性是由多元个体主体性构成的，反过来说，个体主体性也是由社会主体性互动和互构形成的；没有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性，也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个体主体性。而这个个体主体性的构成，除了人内传播之外，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九连环”视角下，个人在接收外部信息后，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加工调整和管理的过程不再是单纯的信息的内向传播，或者人体内部的传播，即人内传播。“人”的物质性或者媒介性，在整体传播链条中具身性地存在，构成了大传播的环节和链条，“作为个体系统之活动的人内传播是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础”。系统或者集体、文化性的认知成为人内传播既有系统调整和发展的“系数”—人的身体具有一般信息传播系统的特点，但社会性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会改变既往人内传播的过程结果：信息从感官器官—眼、耳、鼻、口等，输入到信息接收系统—身体内部，需要考虑不同文化主体的特征和社会规范；通过信息传输装置—神经系统传递信息，接着由信息储存和处理系统—大脑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需要考虑历史和集体记忆对于文化他者群体所建构的文化认知特点，在信息处理系统方面增加文化变压器进行传播调适；最后通过发声和表达信息对外进行输出，需要考虑不同国别和地区传播规律和发声特点。也就是说，需要从九连环的视野下重新思考这样的过程：感知采集→输入→处理→贮存→输出→接收反馈的信息传播过程，人体的感官系统、神经中枢、表达系统等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积极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完成信息全过程的处理。人的脑部组织构成了信息摄入、加工、处理、传播的一个物理基础，身体作为丰富而真实的存在介入认知系统，而人的认知产生于环境与脑、身体的交互，并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处于环境中的脑与身体的交互，使人产生了意识”®。而“意识”的出现除了是人有别于动物所独有的特质—能够自主、科学、系统地看待自然、社会与个体，并且能够藉由信息的内化完善个体认知后再将整合后的信息有效传递出去，以及改变他人和环境；还是一部分人有别于另外一部分人的文化特质—如何在基本的传播素养基础上，增加跨文化素养，在传播中充分研判和尊重文化的边界来推动国际传播致效，是九连环理论的价值所在。

（三）从个体主体意识文化性“唤醒”，到“镜中我”的跨越是跨文化他者意识的建构端口

在哲学思维上，从笛卡尔的认识论来说，必定存在一个不容怀疑的认识性主体，即人的“自我”。如果没有“自我”，也就没有所谓的“外部”与“内部”，更无法展开人内传播。因此，可以说人内传播开始于“自我”概念的形成，是个人自我意识主导下的传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最早从传播角度对人的 自我意识及“自我”形成过程展开系统研究，并从社会心理学出发提出“主我”与“客我”，“＇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做出的反应；＇客我＇则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

九连环假设下，文化他者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一个人就作为“主我＇对这种“客我＇做出反应”，这个过程无疑就是跨文化传播。米德把“自我”分解为两部分，一个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另一方面是作为他人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代表的“客我”，“客我”可以促使“主我”发生新的变化，“主我”也可以改变“客我”，二者借助“有意义的象征符”在跨文化互动中不断形成新的“自我”。米德没有将“主”“客”分开研究，对此，罗杰斯评价：“米德攻击二元论。他将“主我＇定义为个体要对他人做出反应的冲动性趋势。与之形成对照，宾我＇是个体之内的合为一体的他人，它由他人的所有态度构成，个体就与这些他人发生互动作用，并将这些他人吸纳到自身之中”。布鲁默（Herbert Blumer）在米德的基础 上进一步更明确地提出了“自我互动”理论，人内传播的本质是与他人社会互动的过程，通过“互动”人可以理解他人，并在互动过程中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自我。也就是说，人通过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形成记忆（表象），并在与他人交换认知和态度的互动中俘获自我或者建构自我，“个体间彼此互动，互相体味他人的姿态，进而从他人的观点中看到自身。他们想象着他人如何评价他—从中他们获取自我形象或自我感觉以及自我态度”。

人内传播是自我认知的过程，在九连环假设下，其作用已经无法局限于对“自己”的思想、感觉、偏好的理解，这些理解都需要建立在与外界相关联的基础上，通过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乃至跨文化传播，重构人内传播的链条和过程。自我认知的形成离不开他人的态度和评价，可以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天生就存在一个“自我”。在向内思考的过程中，通过对他人的分析与推测，反观自我，形成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轮廓，“这是一种重新构筑自我的过程，并且只有在与他人互动的社会过程中才能得以发展与健全”。因此，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镜中我”中认为“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通过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和态度来认识自己，获得自我，他更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自我意识和认知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传播过程所形成的“镜中我”介入哲学意义上“主我”“宾我”的二元对立，演变成过程性主体的生成逻辑和实践链条，由此，人内传播从形式上跨越到了人际传播，从实质上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同构，构成国际传播的基础和起点。这种跨越实质是主体精神的觉醒，让传播跨越黑暗大陆或者灰色个体地带，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一方面打破了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再现信息在集体性、社会性认知层面的要素和通道，也让传播改变“另外一群人”，也就是文化他者的态度和行为成为可能。

传播九连环的提出，意味着将大众传播学视野和传播效果传统作业模式，系统性、专业性地下沉到个体层面；也意味着将个体概念、判断和推理内在过程，在认知、态度和行为等社会性、国际性传播链条中进行专业性再现和系统性重构，全面更新和建构传播全链条系统。由此推动跨文化传播研究应信息传播技术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巨幅转型，进行两个视域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关注宏观层面历史文化特征、政治地图和信息基础结构的转型，还需要将宏观和中观视角深入到受众个体和文化主体的认知过程，综合个体和技术内蕴的信息传递—接收的物理属性和过程、综合文化、历史和政治对文化主体在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六个维度的立体做工，从而从认知、态度、行为三个维度打通个体物理属性和主体文化属性的边界，重构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致效范式。尤其是，当概念和判断推理在特定受众群体认知中先行，感觉和知觉传播范式既有的刻板模式难以扭转和改变，就需要因应信息传播技术重设传播场景而重构表象、重构概念而重构判断、创新话语而重构认知，朝向更改全球传播生态的方向而推动传播态度和行为的渐进性改变。

首先，传播九连环是对于“传播”本身的战略传播设计。当前新形势下，重塑国际传播新起点需要从刷新国际受众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感觉、知觉、表象着手。针对不同文化受众的感觉、知觉、表象等不同环节，需要制定不同的传播策略和措施，以更好地影响受众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传播九连环假设的提出是要将这些传播策略和措施的认识下沉、延伸到人内传播的六要素，做一个深度、系统的重构，这本身就是在做“传播”本身的战略传播设计。包括了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行为的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是不断深化和复杂化设计的。因此，在国际传播中，传播形式和内容需要充分考虑具体文化差异的受众的认知风格和认知习惯，通过对他们的态度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行为呈现方式等进行“表象截图”后深入研究，倒推其认知宽度和“概念—判断—推理”范式，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期望是表层预期；而如何深入研判个体感觉、知觉和表象生成机制，如何再现文化主体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生成生态，如何推动集体性社会性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个体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机制性互动，重构传播细节，重构感知觉表象，打通物理边界堵点并突破文化的边界后，在认知层面有所作为，更好促进信息的接收和理解—是传播九连环理论假设的终极问题意识和期待视野。

其次，传播九连环假设是再现和消融“文化边界”的理性指导。迄今多数情况下国际传播效果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横亘在不同文化性个体和主体之间的“文化边界”的认识不清和价值认识不足。在跨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文化边界存在于语言、行为习惯、历史传统、文明积累、传播设置。消极传播效果的建构是因为没有将这些“文化边界”进行专业研究和在系统分类的基础上，仅仅基于个人（同时包括传播者和受众）特定的知识储备和认知判断，对他者文化的认知传播进行某种选择性的信息耦合和物理快递，而很多情况下目标受众对这样的“文化快递”持有疑问，不接受、不拆快递、遑论二次传递了。推进中国国际传播过程中，如何通过传播重构，形成“对的”或者客观的认知和判断，是话语修辞运动和信息选择性传递过程的一个耦合过程，更需要从学理和经验角度上进行深度解析，“主我”形成过程涉及到家庭、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社会因素，也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库利所指称的主体性建构的社会“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将个体与社 会视为双胞胎，即二者同时诞生和存在，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性”的建构过程在库利看来实际上是由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人性自我的养成，藉由包括家庭、教堂、学校或者群体等“初级群体”的“摇篮”而形成；第二阶段，人性发展的高级阶段，通过人与人的互动以及传播来形成®，由此提供了看待传播现象的社会学视角。那么，对特定主体的文化边界和文化认知形成概念和判断以后，构建起了对这一类人群的“表象”建构和推理，进而形成对他者认知以及对下一步交往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建构起他者文化对中国故事本身的感觉和知觉，形成新概念、新判断，而非机械地、类似强行插队地将中国故事搬到世界舞台—需要深入研究传播九连环假设，将故事下沉、细绎、切割、换轨、变压，使之能够与受众的感觉、知觉接轨，能够与个体表象和群体文化“表象”呼应，能够与其内蕴的概念一判断—推理逻辑进行对话，方能够影响到其认知、态度和行为。

再次，传播九连环假设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新思想探索。当下，国际传播认知面临严峻挑战，“冷战”及其建构的国际传播活动与秩序不仅没有消除文化边界，反而构建起了国与国之间更大的认知差异壁垒及信息鸿沟、新的信息理解边界／障碍®，既有的大众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能力。如何打破文化边界造成的障碍形成共识，重塑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国际传播生态、重建国际传播新秩序，如何将“张三”的想法为“彼得”所接收、理解，如何将“张三”的想法转化为“彼得”的想法和做法，需要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立体性的传播理论和传播思想的建构。目前我们的国际传播，大多是在“感觉—知觉一表象”层面的活动，期待在“认知一态度—行为”上有所效果，但却跳过了“概念一判断—推理”的核心环节。即便是这九个要素和三大环节都有所考虑，但要么是在传统媒体大众传播思路下的延伸，要么是在新媒介传播效果追求上用力过猛，要么是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工作蜻蜓点水，导致我们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并未能做到与既往的“概念—判断—推理”历史话语进行对话与和解，大多呈现出一种横空出世、舍我其谁的样态—在思想和理论上铺了新轨，与既有轨道并行但效果甚微。

比如，在“概念”层面上，理论研究除了要求提出新概念之外，还需要解析旧概念。随着中国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崛起，中国社会对“西方”概念的运用和指涉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发生演变。“西方”从最初的地理空间概念，到后来的制度优劣概念，到现在的价值观高下概念，和美欧思想界和传播界近三百年的传播修辞运动息息相关。在今天，“东方”的崛起和平等诉求，首当其冲的是要对“西方”的概念重新设定和建构，将其从“现代”“进步”“文明”的神坛上请下来。后殖民理论提出之前，一度对于来自美国和欧洲既发达既文明的“西方”概念全盘接受，忽视了话语概念背后的框架结构，而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从赤裸的物质层面转向隐匿的精神层面的批判，奠定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颠覆性和解构性。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概念的不断更新，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到解构主义，新的概念对原有概念的补充完善，每一次都是一个重构的过程，重新定义概念和判断，才可战略性地重构传播结构和秩序。

最后，传播九连环假设对国际传播实践的指导性意义不容忽视。全球传播生态正在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改变，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向数字化深度转型，社交媒体和新兴平台高速发展，信息传播技术全球普及，信息传播领域格局调整，智能融媒体打通受众的感觉、知觉通道。通过对于感觉和知觉的协同作用，缩短了知觉形成过程，进而强化了表象记忆。在传播九连环中，当感觉、知觉结构发生改变，那么表象也会随着记忆发生改变。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以往用眼睛看电视报纸，耳朵听广播的传统感觉获取方式，因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和全球传播现实的发展，打通了感知觉，带来了更多全新的感受和体验。感觉和知觉都面临新的元素、新的结构、新的呈现，导致了感觉知觉形成过程的缩短，最终强化了表象记忆。认知的改变和表象记忆有关，当知识储备发生变动，思想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表象记忆的改变会不断深化概念、判断和推理。传播九连环对国际传播过程的重构，改变认知结构除了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这些人内传播之外，还隐含结构主义所带来的传播环境以及国际传播格局的改变。构成信息传播基础的新结构链。在传播的视野中，二战后民族国家的独立，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带来的国际环境本身是一个普遍性国际文化自觉运动，这种普遍性的国际文化自觉彻底颠覆了殖民主义时期和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话语框架结构，原来的概念判断推理都发生了改变，认知需要重新打开，态度发生转变，利益、边界、秩序和格局的博弈发生着相应的改变。

综上，国际传播过程中九连环和“人”的互动，贯穿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复杂的耦合互动过程。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多元文化身份，这些身份或历时性、或共时性客观化存在，构造了文化边界的多重属性；而文化边界的差别化再现取决于身份意识在特定传播语境、环境和场景下的客观性匹配、主观性辨识、语境化强弱等。国际在认知层面上的九连环，和我们具体的现实的传播场景即物理边界性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而国际传播致效则进一步在九连环理论指导下跨越文化边界进行组合，跨越异质文化边界，形成国际传播新的九连环联动，进而构建起新的国际化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人内传播的六个范畴向国际传播的九个范畴全面激活，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更新不断与传播主体的文化储备、历史记忆发生即时、快速的碰撞，国际传播的边界根基被撼动，概念一判断—推理的逻辑在摇摆，认知一态度一行为的基模正面临着绝无仅有的历史变迁的机会，由此实现国际传播转换生成新语法，建构一个国际传播生态文化的大循环，实现国际传播致效—此时，传播九连环假设的价值和作用亟需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