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史学的鼎新、传承与嬗变

【行业动态】时间:2023-12-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西方史学长河中,新史学以其独树一帜的史学主张、治学理念和编纂方法著称于世,在西方近代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换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新史学以鲁滨逊(又译鲁滨孙)新史学派、年鉴史学、计量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为主导,构成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嬗变。

■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 资料图片

  客观主义史学存在诸多不足

  19世纪初,继欧洲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等史学潮流之后,普鲁士史学家巴尔托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在继承古典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近代西方批判史学之先河。尼布尔提倡史学研究要重视原始史料,运用文献学方法与技巧,将科学逻辑和方法用于史料整理。从19世纪20年代起,普鲁士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撰写了《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等一系列极具影响的史学佳作,系统阐明“如史直书”“让离历史最近的史料说话”“史学家保持绝对公正客观”等客观主义史学理念。另外,兰克还创立了“习明纳尔”授课方法,传承并发展其治史理念,最终形成了兰克学派。19世纪中后期,法国史学家让·维克多·杜律伊(Jean Victor Duruy,1811—1894)在巨制《罗马史》中提出了“庄严、清晰、准确”的治史理念,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历史叙事的艺术表达。其后,法国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将兰克学派的方法用于法国史研究,主张史学研究要重学术轻文学、重史实轻形式、实现专业化等。由于史料丰富、立论严谨,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在近代西方史学中独占鳌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乃至其后。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强调“信史”概念,将恢复历史真相作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强调史料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基础,主张治史者应保持客观态度,由此形成了以史料为唯一依据、以历史叙事为主导的史学研究范式。然而,虽然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巨大,但始终存在以政治史为研究中心、以社会精英为叙事中心、不注重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具体事件代替整体历史、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把握等问题。这些不足制约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视野,为新史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以“鼎新”带动“革故”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予以质疑和批评,提出了一系列新史学理念和研究模式。以兰普雷希特的结构史概念、鲁滨逊新史学派、欧美计量史学、法国年鉴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为标志,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

  19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针对兰克史学只注重个别和具体事件、只从政治与法律角度研究历史的范式缺陷,提出将“事件历史”转向“文化历史”,以结构化研究突出文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在人类历史中的持久功用。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也强调人类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使用跨学科的综合历史方法。19世纪末,计量史学孕育而生。计量史学认为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虽力求精确,但其定性研究始终存在模糊性。因此,计量史学主张以统计学方法测算历史资料,以此展示历史事件之间的数量关系,以确保史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

  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发表《新史学》,针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静态化、孤立化、个别化倾向和单一史料依赖等问题,提出了以动态研究代替静态研究、以综合研究代替孤立研究、以整体研究代替个别研究、以多元史料代替单一史料的新范式。这些主张得到美国史学界普遍认同,形成了以鲁滨逊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新史学派。

  20世纪20—30年代,法国年鉴史学逐渐酝酿形成,并且在战后全面发展。以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等人为代表,年鉴史学倡导整体史研究,强调“问题历史”的研究导向,重视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注重地理环境、生态和心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以事件时间、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为标准的长时段理论,强调史学研究的体系性与科学性。

  20世纪30—4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美等国酝酿产生,战后走向兴盛,60—70年代走向高潮。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理念,重视对下层民众的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重在经济史学以外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心态史等领域的研究,强调历史规律与或然性研究。

  新史学的学术共识及其表现

  新史学突破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局限,在史学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的方向、领域和主题,提出了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以及整理并运用史料的新理念。新史学虽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但在整体上表现出许多共性。

  新史学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新史学认为,人类历史千变万化,从单一角度无法做出完整诠释,必须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方法,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形成一个具有多种角度、着力揭示历史全貌的新解释体系。该体系既强调历史叙事,也强调理性分析,即通过实证和分析双向结合,再现历史及其变化规律。

  新史学强调自下而上看待历史。新史学认为,历史并非完全由社会精英创立,民众亦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史学研究既要关注社会上层,更应关注社会下层,从民众而非精英的视角审视历史。新史学强调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多角度重新构建历史解释体系,使用能反映民众真实生活的各种实物、音像、口述史料等,而不能局限于仅使用政府档案和个人信件等。

  新史学呼吁扩大史学研究范围。新史学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人类文明所涉及的全部领域和活动都应被纳入研究范畴;史学研究既要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传统领域,也要关注心理、情感、道德、性别、医疗、气候、生态等新领域。为此,新史学催生了心理史、环境史、女性史、劳工史、家庭史等史学分支学科,弥补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空白。

  新史学强调史学研究应有现实关注。新史学继承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诸多传统,注重史学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史学家要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活动。新史学的许多研究主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注重发挥社会教育或启示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例,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人既是该学派的学术巨擘,又都亲身参与美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度和知名度。

  新史学的学术特征与特性

  新史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酝酿与发展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涉及方向多,既兼具多种学科方法,又有强烈的现代内涵,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特征。

  首先,新史学拥有庞大的学术体系,但内部并不统一,整体上相对松散。在新史学中,各学派崇尚科学主义、理性分析、结构主义等,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各学派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持批评态度,在学术理念、立场、方法上有交集,但它们也有诸多不同,在学术表达上亦有相对独立的概念、逻辑和理论。例如,年鉴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等均拥有各自的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多元化学术表征极为明显。

  其次,新史学各学派均立足于现代,但各自的发展时间并非整齐划一,各学派并无严格的时段界限,各自的周期不同,或早或晚、或短或长。由于新史学各学派发展历程不同步,彼此存在一定关联和交互影响。例如,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路径、整体史等概念均受到年鉴史学的影响,其“问题史学”的意识也受到“结构史学”的影响。同样,年鉴史学也深受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两者都强调跨学科史学研究等。

  最后,新史学拥有多元化学术特征,这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迥然不同。新史学的这一特性直接表现为史学研究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即运用多学科方法、体现现代精神。例如,年鉴史学创立总体史范式,强调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人口与社会经济形态等对历史变迁的整体影响;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尝试重构世界历史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文化转向,注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计量史学则将历史视为一个动态体系,以度量、数学、统计等方法改变传统的经验分析模式,以数据模式重新解构历史等。这些学术理念和方法从多个维度拓展了新史学的内涵,构成新史学丰富多彩的学术特性。

  新史学面临挑战

  新史学在西方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嬗变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新史学在表达形式、研究技巧与角度上有新的拓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表现出反传统精神、忧患意识、自我主义、个性主义等倾向,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发展,但自身同样存在难以避免的短板。

  首先,虽然新史学指出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弊端,但并未提出解决问题的理想范式。新史学研究要么过于宏大而忽略细节,以历史必然性代替偶然性;要么过于宣扬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历史;要么过分注重个体意识而忽略历史整体性。例如,计量史学推崇以数学逻辑研究历史,这种研究范式只关注到史学的科学属性,却忽略了其人文属性以及历史个体的差异性,甚至将线性逻辑和非线性逻辑混为一谈。年鉴史学虽然提出了文化心态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等模式以及长时段理论,但其结论难免落入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窠臼。

  其次,新史学涵盖了太多内容,涉及太多领域。这虽然有助于拓展史学研究的外延,但也造成史学研究的内涵空洞。新史学排斥具体、个案和孤立的史学研究,强调整体史、综合史和总体史研究。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太多的历史故事纳入其学术视野,导致所有研究范式都不可能抵近考察历史,进而造成史学研究中历史实证与理性分析相对不足。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例,该学派涉猎国际关系史、经济史、宪政史、劳工史、宗教史、文明史等多个研究方向,其内容之繁复、史料之多样导致研究难度远超以往。

  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史学开启后现代转向,语言开始成为后现代史学的主要叙事工具。从70年代起,微观史研究乘势而上。从80年代开始,口述史学孕育而生。后现代史学强势崛起,直接导致新史学出现寥落之势。就此而言,后现代史学或者新“新史学”的兴起,不失为对新史学短板的一种补正。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许海云

       本期编辑:申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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