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与城市文化的关系日趋紧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文学也迎来了新的生机。它承载了中国古典文学书写城市的传统，衔接了现当代文学城市叙事工业化想象的言说路径，同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展现出独特的风貌。尤其是，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文学通过对现代化叙事的持续探索，将社会变革的能量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艺术更新的动力，获得了多向成长的机遇。
论及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学术界多从乡村变迁入手，而围绕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研究规模较为有限，且多集中在对个体作家或是某一时段文学的散点论述上，缺乏整体性、历时性的学术视野。即使触及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对“现代化”本身的诠释层次也较为单一，尚未充分展开对其运行逻辑和文化特质的深层探究，未能获得全面、深入、立体的认识。实际上，从现代化叙事的角度进入城市文学，梳理城市文学与现代化历程的关系，总结城市文学中现代化叙事的形态、主题、伦理及其联动机制，把握现代化叙事的发展脉络，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城市形象塑造、精神主体成长、城市文化建构等问题的理解，更全面、更辩证地认识城市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常见的城乡空间叙事、不同群体特征、城市文化书写、城市生态想象等重要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化力量。
一、“城市文学”与“现代化叙事”的基本内涵
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彼此呼应，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史的基本观点。不过，“城市文学”和“现代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歇。对“城市文学”的界定，在新时期之初已集中展开。1983年，城市文学理论笔会在北戴河召开，会上对城市文学作了初步的定义：“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之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都可以称做城市文学。”所谓城市人、城市生活、城市风味与意识，基本涵盖了城市书写的主要角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界和研究界更加关注城市文本，逐渐确立了“器物层”与“人性层”两条观察通道。作家对城市物质符号、特定空间、文化代码的撷取和再现，构成了城市文学的“器物层”特质。当充分吸纳城市经验，形成了自身的城市态度之后，他们会生发出对城市生活状态的感受，即“城市观”或“都市感”，进而立足人性层面探问城市人的精神情感与心灵图景，揭示城市生活的多重面相，凝聚城市文学的“人性层”特质。它充当了城市文学的内容核心，也是城市文学走向纵深的保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发生背景，在文学作品中衍生出多种形态，对城市文学的评价标准也产生了变化。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城市文学不仅要写城市和城市人，还应体现出人对城市的价值判断，展示人与城市的心理联系。如陈晓明认为：“只有那些直接呈示城市的存在本身，建立城市的客体形象，并且表达作者对城市生活的明确反思，表现人物与城市的精神冲突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典型的城市文学。”近年来，沿着建构人与城市关系的思路，学术界又涌现出对“新城市文学”的讨论热潮，认为城市已经内化于现代人的精神时空，人们需要理解城市的肌理，还要“理解语言的肌理”，“找到足够有创造力的文体和语言，来形塑我城、你城、他城”，实现城市诗学与城市文化的同构。以这种观念为契机，城市文学的观照视野由城市对人的影响向人对城市的塑造转移，进一步凸显了人在城市诗学现场中的主体性地位。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命题，也是先进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宏远目标。在现代化的众多元素中，城市现代化是经济、科技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人文现代化的物质载体，是现代化思想在城市特定空间内的投影。城市现代化包含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布局调整、创新体系转型、文化交流与国际协作等要素。其中，社会生产力变革引起的农村人口、经济、空间和文化等要素向城市的转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构成基础和前提，也是判识现代化整体实现程度的参照指标。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与之相对应，城市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也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
现代化进程是城市文学产生的背景和驱动力，城市文学是现代化叙事的主要载体。将现代化叙事置于城市文学的语境中考察，可以透过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主题及叙述方式，对城市现代化进行具象化、艺术化的呈现与阐释。基于城市文学和现代化叙事之间互动统一的关系，本文认为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指的是，写作主体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现实，以城市作为承载现代化意识的主体空间，书写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变迁，探索城市与其他文化空间的新型关系，并以表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要义，彰显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凭借其与现代化进程的同步对位、与当代文化现场的密切关联、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精神的深度联系，在当代文学中演绎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城市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的同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学的现代化想象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郭沫若的诗歌《颂北京》那样，以坦荡、巍峨等指涉宏大气象的词语歌颂城市的新兴风貌，文本洋溢着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蓬勃朝气。二是适应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需要，将现代化想象的重心聚焦在工业化层面，使城市文学定位于“工业题材文学”。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等作品，都将城市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城市风景多为工业场景，蕴含了强烈的集体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在工业化的赞歌声中，城市文学侧重指向工业战线上轰轰烈烈展开的生产活动与斗争，塑造社会主义工人新形象。
从比重上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大都源于农村的价值体系和民族（大众）文化语境，涉及农村题材的文本构成了现代化叙事的主流。文学中的城市性并不突出，城市文学在介入视角、表现内容和叙事模式上日益“窄化”，影响了其艺术性的发挥。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思想解放促成文学观念的变化，也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以城市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表征，围绕呼唤现代化的主题进行写作。如王蒙的小说《春之声》、刘心武的小说《立体交叉桥》等作品，都描画了大量的城市物质符号，表达了国人急于摆脱历史牵绊、渴望快速奔向现代化的文化心理。《春之声》中，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回乡探亲，在密不透风的闷罐子车里，他的意识不断流动、闪现。作品中蕴含了两类意象群组：一是在车站、自由市场、百货商店、旅游景点奔涌的“人群”，二是奔驰汽车的制造车间、莱茵河的高速公路、汉堡的街道等具有现代化表征的异国城市符号。在貌似无规则的意识流动中，作家的观念始终萦绕着“一种对现代化的热情想象”。出行、购物的人群，昭示了社会氛围的宽松；域外城市物象的出场，意味着知识分子将科技与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作为城市现代化的参照谱系和赶超目标。小说寄托着作家对实现现代化的愿景，蕴含其间的冲动与期待、焦虑和渴求，成为时代文化情绪的表征。此外，主人公乘火车“由城入乡”的行程，与他精神上期待中国迅速“由乡入城”的时间焦虑相对应。火车的铁轮声，飞驰的速度感，为“时间”赋予了浓重的社会化特征，进而凝聚为新时期文学关于现代化的集体想象，形成了城市文学通用的话语模式。
像王蒙一样，新时期之初的作家普遍带有一种追求现代化的时间焦虑感，他们把实现现代化看作具有伟大意义的时间节点，不断在作品中复述乃至强化工业现代化的目标和“小康生活”“共同富裕”的理想。作家往往乐于为文学中的城市注入各类“催化剂”，使其获得快速生长的机会。正如改革者陈抱帖立下的豪言壮语：城市“必须在一年之内就叫它有变化”。一时间，渴求现代化与指涉时间的意象符号频繁登场，成为常规化的组合方式。作家与他们笔下的人物也达成了心理同构，并和这一时代文学对现代化的吁求结为一体。这种思维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接续了现代作家追求国家进步的集体意识，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积极改造城市的声音发生共鸣。因此，新时期初期的城市文学吸收了现代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精神特质，内含革命叙事的话语姿态，同时还把现代化的动力源从革命实践层面扩展到涵盖经济、社会等多重要素的综合层面，具有遥指未来的创建性意义。
除去对城市的物质化想象，描绘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是新时期初期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又一特点。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明显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诸多作家感受到了这些变化，他们试图从市井风俗和市民文化的角度建构城市文学，逐渐恢复了对城市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休闲生活的多样态表述。陆文夫的《美食家》便由朱自冶的“好吃”入手，写“美食”从被改造、消灭到回归的命运，反映苏州城与人的生命变迁。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席面、名贵的当地食材、高超的烹调技法、奇妙的餐饮文化，彰显了地域美食的魅力，拓展了城市文学的文化书写思路。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作家不再将城市人的生活纳入规范化、集体化的伦理体系之中，把世俗的物质欲望看作妨碍现代化建设的对立面，而是承认了它的合理性。由此，“物”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支撑了新时期文学重新发现人、发掘人之主体性的话语，也契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发展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说，市井风俗小说不仅向文学传统复归，其内里还潜藏着一条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造城市，到新时期注重唤醒城市生机、重现城市活力的思想线索。立足于城市文学的层面观察，像《美食家》这样的作品在城市公共空间内部给予“民间价值”生长的可能，既“标志着‘城市文学’的复活，也预示着城市本身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前期，现代化的主体目标围绕经济建设展开，以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的工业科技化改造为方向。随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中国城市经济转轨、文化转型提供了内驱力，城市现代化进入跨越式发展期。对应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城市文学的体量大幅增加，在现代化叙事的方向上产生了三类显著的变化。
一是作家关注第三产业等孕育出的新型职业和社会群体，扫描这类“新经济人群”的生存本相。如钟道新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李其纲的《股潮》写到新兴的“股民”群体，曹谦、王海玲叙说“下海”女性在特区的奋斗生涯，张欣描摹都市“白领丽人”的生活情状，何顿为初入商海的“个体户”做出人物特写。作家不仅捕捉到经济领域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新特点，而且注意呈现人在社会转型期的情绪和意识，反思经济、文化对社会群体义利观、竞争观、诚信观的影响，因而作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与现场感。其中，邱华栋敏锐地观察那些带有浓郁经济气息的“新职业人”，以《时装人》《直销人》《公关人》等作品串联起一个个带有“原型”意义的形象序列，既写出了时代和人物之“新”，也觉察到“现代都市生活、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对人的侵袭、控制和异化”等问题，为城市人如何维护自身的主体性铺设了思考的阶梯。
二是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叙事框架内深入掘进。自新文化运动始，城乡之间的文化关联便成为作家构想新文学的发力点，其间包括了乡村文化的现代变迁、城乡在生产消费等方面的差异、城乡资本流动和人员迁移。特别是“由乡入城”和“在城望乡”，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个体生命联系最为广泛的命题。当代作家们也积极介入这一命题，他们将城乡视为彼此的参照物，多以“入城”视角体察社会转型，谋求两个文化空间的交流互动。1982年，以路遥的《人生》为代表，当代文学已启动对“城市中的乡村人”主题的思考。尽管高加林最终离城返乡，但“县城”始终寄托了他“对八十年代‘现代化’的最美好的想象”，只不过，“八十年代的现代化还没有准备好为这位雄心勃勃的乡村青年提供更理想的人生出路，直到十年后，这一出路才由获得制度环境支持并大力提倡的‘进城务工’，而被历史正式命名”。20世纪90年代，城乡要素流动的提速，为乡村叙事的转变夯实了现实基础。无论城市文学还是乡村文学，其主题的演进和情感空间的形成常常伴随着精神主体与乡村经验的疏离。一系列书写进城务工人员经历的作品相继问世，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社会结构变化在农村和城市中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作家着重探析现代化语境下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立足于城市反观乡村的经济形态和伦理文化，并深度凝视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灵世界，摸索人物对社会发展的心理认同及其与城市精神文化相通的内在渠道。
三是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学迎来结构更新。既有刘心武书写的北京、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张欣作品中的广州、迟子建展现的哈尔滨、贾平凹刻画的西安、池莉描绘的武汉等“点”的突破，又有上海的“城市人”诗群、深圳《特区文学》推出的“新都市文学”、《上海文学》提出的“新市民文学”及新生代作家群的城市书写等“面”的延伸。作家们秉持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汲取现代主义的合理元素，拓展城市文学的美学特质，还发掘城市生活新奇而丰富的质感，传递城市人的新观念和新情绪。如王朔长于使用调侃式的“京味儿”语言，从民间立场进入“大院”“胡同”等城市空间，言说青年人对社会潮流文化的认知态度及其在新消费环境中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的复杂变迁。文学生产流通机制的商业化转变，使得作家们普遍以人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为审美主题，通过对城市人获得感的肯定、对身体在场感的营造和对抒情主体情感体验的想象，激活了潜藏在城市物质文化特征背后的“人”的命题；同时，作家们不断寻求精神内现场与物质外现场的平衡，还原城市与人的历史经验、生命经验相纠葛的别样景观，为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开启新一轮的探索。
21世纪以来，以服务、消费体验为特征的体验经济为个体提供了多向度满足需求的环境，也更新了文学想象的审美生态和诗意空间。一些作家意识到，城市文学即将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国际交流语境，还有消费文化影响下的新型生存体验。既然城市现代化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聚焦于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等新型模式，那么城市文学也应该调整想象视域，找寻叙写现代化经验的合适角度，拟现“生态城市”等理想城市的应然形象。在“70后”作家徐则臣、鲁敏、乔叶、张楚、魏微等人笔下，“小城镇”构成联结城乡空间、沟通城乡意识的微观通道，契合了现代化发展新格局。还有一些作家从“城市群”意识和“城市史”观念出发，或是自觉梳理东北、江浙沪、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方性维度的现代化经验，集中打造新时代城市文学中的“城市群”与“都市圈”；或是借助城市传记、小说、长诗等文体，观照城市文明的时空流变，洞察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根脉，烛照城市人的命运变迁。如叶辛的《华都》、滕肖澜的《城里的月光》、夏商的《东岸纪事》等小说，沿用了《子夜》《上海的早晨》开拓的城市史诗性书写策略；还有梁平的《重庆书》、赵丽宏的《沧桑之城》等抒情长诗，均熔铸人的成长史与城市现代化的编年史，达成了宏大的叙事效果，推进了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历史建构。
综合归纳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现代化叙事的演进与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基本吻合。关于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政策、方针、战略，都影响了城市文学叙事主题和思想特质的生成，而城市文学力图透过艺术创作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有机交融，推动对现代化问题的文化思考，促成了两者之间的对位互动。其次，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转向。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经济、文化环境变化引发的“商业叙事”“进城叙事”等创作现象，引领城市文学形成新的叙事焦点；二是新时代以来，现代化叙事完成了从城市优先向城乡现代化协同发展的话语转向。既往文学中常见的人与城抑或城与乡的“对立式”叙事，转变为城与乡的融合、人与城的对话、城市的当下同未来的衔接，呈现出显著的“对话性”特征。最后，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始终以表现“城市人”为主旨，关注城市各阶层人群的生存际遇、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正是在追求“人的现代化”与“城的现代化”的双向贯通中，逐渐树立起主体性形象。
三、城的现代化：现代化叙事的主要维度
城市现代化涵盖了城市的形象和功能、基础设施、经济形态及城市生活、城市观念等多重元素。城市在现代化历程中经历了什么？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经由何种途径来触发？为此，作家不断对城的现代化进行想象性的探索。他们组合各类物象符号，解读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进而阐释物质空间中城市的功能更新、历史空间内城市的文化身份再造、经济空间里城市的体制改革及城乡空间视域下的城乡融合趋势。多层空间交错串联，支撑起叙事的主题框架。从逻辑上分析，城市形象和文化身份关联了作家对城市理想形态及人与城市关系的想象，而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关系重塑既是达成理想城市建设目标的必要途径，也沟通了城市以外的其他现代化文化样态，使之依托彼此之间的多向交流，实现协调共进。
（一）塑造城市的现代形象与文化身份
新时期初期，作家摹写城市风景时，延续了现代文学的想象范式。“五四”一代作家内在的科学精神转化为当代作家外在的时间焦虑，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用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等具有现代化表征且易于辨认的物质符号，再现城市现代化的“有形”姿态。经过有步骤的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业态布局，城市的功能日趋完善，特别是商业系统规模的持续扩张，构成城市现代化形象的物质载体。诸多新生代作家便广泛运用商业文化符号，书写各阶层人物眼中的城市形象，忠实记录都市带给人的“震惊”体验。这些作家惯于让不同的空间场景急速转换、交替登场，与都市人频繁变动的内心状态互喻。在他们看来，城市的现代化形象是社会进步的外在标志，更是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外化”形态，不同人群对城市的意象化认知，为城市的现代化形象赋予细致、独特的呈现可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家对城市现代化形象的书写显露出由表层化到具象化、心理化的流动轨迹。现代化景观与城市社会的深层结构、城市人的生活经验相互嵌套，形成富含诸类关联性要素的结构体。作家多以真实的地标符号作为城市物质想象的基础，目光聚焦于和乡村景观迥异的“新城”。“新城”“新区”的大量涌现，切实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化品质，却也在“千城一面”的功能分区与布局调整中消解了城市原有的文化特质。套用西方城市的发展经验，甚至全盘取法西方，既破坏了中国城市原有的风景，也削弱了人与城市生活记忆乃至城市历史的联系。面对城市的格局变迁与规模扩张，很多作家萌生出身份的游移感和历史的缺失感。他们尝试考量城市过往的历史，辨析城市的文化身份，依靠一种“彼岸/此岸、未来/过去、时间/空间的颠倒性书写”，表达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在“90年代的现代化（同时也是都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种震惊性和创伤性体验”。曾经作为现代化“改造”对象的旧城区、老街、小巷、城中村走上前台，“老城”空间里潜隐的城市历史信息，引发作家深入其中，追索、重构“老城”形象。利用散文的抒情手法，张洁、徐坤叙写了对北京胡同文化的精神依恋，贾平凹则回归盛唐时代的古典传统，找寻“老西安”的文化魂魄，还有陆文夫以白描技法绘制清淡深远、内敛宁静的苏州老城，叶兆言对南京旧城形象的怀想，等等。这些都是在“新城”空间内对“老城”的怀旧，作家的情感有着明确的现实经验依托。还有一些作家如王安忆那样向更为久远的时空追溯，在历史记忆的钩沉中参悟城市的文化形象，掀起了城市现代化形象的运思新变。
1995年，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发表。作品描写了“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使城与人的历史形成同构。小说的开篇颇具意味,从高点俯瞰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作家选取民间视角重新发现“弄堂”，以之承载老上海人的世俗精神和时尚趣味。赓续《海上花列传》刻画上海繁华景象与民间世情的文脉，王安忆对老上海的精神怀旧，本质上是建构城市文化身份的独特尝试，也是在历史层面对城市现代化形象表述空间的有效增容。从新旧世纪之交至今，作家们纷纷潜入城市的过往历史中，把他们对当代时尚文化和国际化城市的理解植入历史，呈现城市现代化想象的另一种形态。诸如程乃珊的《上海探戈》、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等文本，以“博物志”笔法标记出上海时尚、开放、前卫的“摩登”面影，紧密对应了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大城市扩建热潮，同时暗合了重构城市文化身份的趋向。他们将理想城市“移情设计”至怀旧的历史空间，期待从城市往昔的商业格调和生活品位中找寻线索，以此缅想城市的未来形象。这种对城市形象某一特质（如“异国情调”或“全球性城市”）的憧憬，打造出了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特殊形态。不过，这其中也出现了沉迷于描述消费符号、片面追求虚拟的文化想象、简化和遮蔽城市复杂形象等问题。
追踪“怀旧书写”在近期文学中的衍变，作家们开始扬弃将城市过度传奇化或虚化的做法，他们力求扎进城市文化的根系，维持虚构性与纪实性的话语平衡。其中，近年来兴起的“城市传记”写作风潮值得关注。如《北京传》《南京传》《广州传》等，均将城市看作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生命体。邱华栋的《北京传》便宏观展示了北京的“三千年城邑史，八百年首都史”，作家通过人的迁徙和繁衍、政治的更迭与传承架设起北京城的时空结构，并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史志，理性爬梳城市的兴衰轨迹。他还从日常生活层面回望城市与人的关系变迁，合理推想历史事件，为城市传记注入了个人化的想象基因，使文本的非虚构性和审美性相得益彰。这类写作衔接了世界文学城市传记的书写脉络，它的兴起动因还离不开中国史传文化传统的绵延影响、城市现代化发展现实对作家产生的精神召唤，以及城市文学“地方性”建构的内在要求。以这些作品为代表，“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历史”之间的“文史互证”愈加频繁，使文学“怀旧”有了坚实的历史支撑。这些创作一方面复原了城市现代化的“前史”形象，理顺了现代化历史的逻辑链条；另一方面则利用跨时空叙事的自由维度，使城市的现代化形象得到多方位的揭示和展开。
（二）书写城市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现象
城市改革步伐的加快，引发作家及时捕捉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反映时代发展中的改革现象。从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开始，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焦祖尧的《跋涉者》、张锲的《改革者》等作品，均强势回应了走向经济与工业现代化的问题，形成了比较类似的写作思路。在时代变革的紧迫性面前，“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作家们以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处理国企改革中暴露的“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等矛盾，从科学生产方式和现代管理制度入手，致力于表达“新与旧”的更替。在蒋子龙的作品里，“现代化的工厂”“均衡生产”“标准化”等术语不断出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也期待引入“质量管理”体系以促进产能。尽管叙述者的言说方向各异，但文本的逻辑起点都始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凸显科学管理在改革中的方法论意义。在先进技术的导引下，企业技术与管理模式的革新最终得以实现，这就形成了改革小说的叙事路径，也从“车间”“厂房”“流水线”等空间维度拓宽了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空间。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改革文学对现代化语境和文学现场作出了双向回应。改革文学对科学技术与科学化管理的渲染、再现，呼应了国家层面的改革战略，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就“必须大大提高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水平，管理也要现代化”。在改革文学叙事中，思想新锐、处事果断、敢于担当的改革者，或者说通晓生产运作原理的“强人”，往往成为作家笔下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代表。正如黄平所说：“‘乔厂长管理模式’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义了‘新人’，将‘人性’塑形为‘竞争状态下的技术化个体’。”“行动型人物”或“技术化个体”的涌现，满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作家提出的新要求，提升了现代化叙事的主体性品格，也为城市文学输入了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发展理念，突出了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原则。
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城市文学着力聚焦三类现象，除了国有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升级，还有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再有便是国企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改制重组。新时期之初，文坛已出现《“雅马哈”鱼档》等映现城市个体私营经济形态、记录经营者生存状态的小说，为当代文学开辟了“个体户叙事”的空间。在早期的打工文学中，也有安子的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作品，赞美经济特区城市公平竞争、讲求信用的环境，写出了城市文化价值观中的拼搏、奋进精神对现代城市品格的滋养。这些文本肯定了民营经济的作用，展示了经济的繁荣景象。通过审视、追踪转型期社会经济变动对人物价值观、劳动观、职业观的深刻影响，城市文学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私营经济形态具象化、人性化，并以此为基点，对消费、物欲等话题展开持久反思。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国企改制重组等重要现象。文学对这一现象不可能忽视。邓刚的《阵痛》和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都道出了包产包工的新竞争机制对工人的影响。作家给那些“暂时”落后于时代的人保留了追赶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不过，在势必会出现淘汰的竞争体系中，个人的努力不见得能够立即取得相应的回报。纵览20世纪90年代被纳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破产》、李肇正的《女工》、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小说，都写到工人的下岗境遇。文学一方面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追踪人物的命运，思考和探索他们如何转换思维、摆脱困境、发现自我价值，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一些城市文学作品集中反思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考察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劳动者和多重经济样态结成的复合式关系，抒发对中国制造跃升到中国创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期待。其中，黄秀萍的《中国智造》突出了青年创业群体与科技创新环境的紧密联系，不仅写出国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使命担当、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下同民营经济的联动推进，还通过彰显成长起来的青年创业者的民族情结、创新观念和全球合作意识，弘扬了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写作思路为城市劳动者确立经济身份意识、认知市场文化语境、感受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和统一提供了方案，也使城市文学对经济现代化的表现视野愈发开阔。
（三）揭示融合发展中的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在现代文学中，作家几乎都是从“城乡对立”的立场出发，书写当时乡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以及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求生活的行为过程。城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结构差异，也影响了当代作家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在路遥的《人生》、铁凝的《哦，香雪》等作品中，城市既是物质文明的象征，还被想象成一种理想的文化空间，对农村青年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人口来到城市，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类现象使作家对城乡关系的想象有了更加具体的现实支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日益凸显，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近年来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重点方向。
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很多作家秉持客观辩证的分析态度，从空间交互的层面精细梳理城乡关系演变的影响要素，洞察“入城”“在城”“返乡”等现象背后的意义变迁，并沿着城乡互动的新思路，推动了传统城乡关系书写在文学中的重置。纯粹逃离式的“返乡”书写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返乡”，以及“都市中的乡土”之营造。如关仁山的《金谷银山》、王松的《暖夏》等小说，都为进城者的“入城—返乡”之旅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主人公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思维带回家乡，使城市现代观念同乡村传统观念交融渗透，形成思维与价值互补共生的关系体，打通了一条贯穿城乡文化空间的精神通路。作家见证了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体验到传统与当下、时间与空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分裂的痛楚，作出了具有思辨性的回应。在他们看来，城乡差异更多取决于经济分工的不同，而非文化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一个人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都能获得成长的机会。因此，“由城返乡”便不再是对城市的拒斥与逃离，而是在城乡共同经历的现代化背景下，由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文化流动和意义融合，也是文学中的城市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同构式的协调互动。
也有一些作家选择在城市反哺乡村的“以城带乡”叙事模式之外，开辟“都市中的乡土”的叙事路径。他们试图在都市中召唤乡村经验，将乡村背景化、意象化为含有明显象征意味的精神喻体，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生态的有益补充。在王华的小说《在天上种玉米》里，不必躬身劳作的农民反而不习惯新的生活状态，突发奇想要在高楼的屋顶上种玉米。“天上”隐喻城市物质空间，“玉米”则意味着农耕生活方式，在天上种玉米的举动是城市与乡村的价值碰撞，也意味着两种空间文化的融合再生。从表象上看，王华的关注点在于农民移居城市后的精神空虚，但作家借助文学性的浪漫想象，潜在地传达出对生态城市发展理念和城市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呼唤，表现了城市与自然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由这部作品管中窥豹，可见城市文学正以“城乡交互型”的想象语态，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壁垒。作家用生态美学点亮城市的现代空间，与“返乡”书写建立起对照互补的联系，既强调了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也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维系城乡生态平衡中的主体作用。
此外，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立足自身的实感体验，以“城镇”或“小城”作为现代化叙事的微观角度，在中心城市与乡村世界的空间结合部精修细作。这一写作向度破解了城乡的二元结构，有利于从空间融合的视角对接乡村伦理和城市文明。如徐则臣的“花街”、张楚的“桃源镇”、鲁敏的“东坝”、魏微的“微湖闸”、朱山坡的“蛋镇”等，都将小城镇视为联系城乡的重要空间媒介。作家们或是以“牧歌”“悲歌”的浪漫情调，勾绘安谧美好的自然风光；或是展现商业要素对相对静态的城镇文明的渗透，凸显“熟人社会”的变化。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更是将小城镇设置为联系城市与乡村、故乡与远方、记忆与未来、本土与异域的情感通道，以浓重的抒情意味和文化隐喻，写出了返乡个体复杂多样的文化体验。作为城乡在空间上的聚合点，小城镇以兼具双重文化要素的特质属性，使得多种流动性因子于此汇集，杂糅碰撞。作家对这一空间内部各类关系的观照与书写，拓宽了城乡融合的表现视域。
四、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叙事的伦理核心
从器物现代化到技能现代化，从工业、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均内嵌着“人的现代化”的发展命题。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城市现代化当以“人的现代化”为伦理核心。城市文学叙写现代化的焦点，也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在这一问题的统摄下，作家们纷纷尝试描述现代化变迁给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态度、知识技能、生活方式、道德品质带来的正向变化，着重挖掘人在参与现代化建设、接受其思想洗礼过程中如何培养现代化的精神品格，维护人和城市之间的文化关系。
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主要从两个向度考量人与城市的联系：一是关注个体在城市中的世俗性生活需求，体察城市平民的凡俗人生，用真实的笔调勾勒平民世界的生活情态；二是反思城市现代化给人类精神带来的影响。诸如《烦恼人生》《生活秀》（池莉）、《一地鸡毛》（刘震云）、《爱又如何》（张欣）、《一个礼拜天的早晨》（苏童）、《哈尔滨故事》（阿成）、《城市生活》（李肇正）等作品，都采用了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笔法。作家将经验直接联结世俗生活，舒缓克制地展现城市小人物渐进而生的现代化体验。此类作品的写作策略，增强了城市原生态的烟火气息，让人在一个个“印家厚”或“来双扬”那里窥见平民世界的烦恼人生，当然也有安然恬静的生活暖色。不过，这种书写模式并不能真切显露城市对市民性格的塑造。我们从类似的作品里读出的“小富即安”“安贫乐道”“安于现状”等精神特性，非城市人所独有，也不完全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因此，城市文学要想立体写出“人的现代化”，至少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人物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品格，与以往相比具有文化先进性；二是这些品格应是人物在汲取城市文明的营养之后才能获得的，是城市对他们精神形塑的结果。
既往的城市文学考察市民生活和市民伦理时，或许更看重人物对日常生活的执着与坚韧，透过日常化的言说渠道，市民生活庸常繁复的一面得以显现。深入作品中的世俗化情境可以发现，作家无论侧重表现城市人的何种品德，大都处理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反映的是人面对城市物质文化的态度，尤其是他们与商业文明乃至消费文化的精神联系，构成了城市文学的要旨。如李洁非所说：“在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物质条件的进步、商业环境的改善，是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也是城市人精神现代化的前提与保证，使得作家的城市想象有了坚实的物质根基。在匡满的《我歌唱在十二层楼》、王辽生的《新居》等诗歌中，抒情者都清楚大胆地表达出对拥有私人居所或是独立生存空间的渴望。在王海玲的中篇小说《在特区掘第一桶金》里，女主人公蓝黛也不断宣扬着要“搏出一间自己的公司，搏出一套自己的房，搏出一辆自己的车”。女性的自信自强意识、市场竞争语境下的拼搏精神相互贯通，凸显了物质文明对城市精神主体获得独立、尊严和幸福感的激发作用。
为了进一步肯定个人享受社会物质文化成果的权利，诸多作家开始把都市生存解释为欲望化的人的生存。他们认可世俗化的生活，重视城市人的物质追求。如同朱文颖的《高跟鞋》中所表现的，“高跟鞋”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女性却异常热烈地追逐它，从而映现出城市人消费心理的变化。作家广泛透视人物的自然欲求，并紧扣消费文化的物质可感性特征，将现代化的物质奇观引入了城市人的日常生活，“让普通百姓对‘现代’一词有了具体的印象和理解，同时伴随物质生活改变而来的是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事物对人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审美观念等方面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凭借对“物”的消费与占有，现代人获得了标示主体存在的话语资源，也直观呈现了货币哲学对城市人价值观念的浸染。从物质欲望的角度入手，当代作家透析了城市居民和外来者的精神百态，也以物质需求为原点，确立了城市文学构建人与城市关系的又一重要维度。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尚未养成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他们滋生出过度的欲求，以至沉迷于奢侈的物质享乐。面对此种情况，作家们在肯定人们追求物质需求合理性的基础上，往往会通过人物形象冷静地揭示由物欲膨胀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借此表明人只有理智地对待欲望，在适度的空间内寻求物质需求的满足，才符合城市的价值理性和文化秩序。
人与物质欲望的话题牵涉了个人的道德价值和金钱观念，还与城市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很多作家谈到城市时，常以宏观视角把城市看作巨型的物质化景观，进而将它视若充满隐喻特质的寓言化情境，从多个向度窥视人类的“物质化生存”图景。毕飞宇《遥控》中的“我”希望被现代化的技术“遥控”，避免过多的选择和思考，最终却成为城市里的“行尸走肉”，失去了对生活的感知力。作家采用了荒诞的叙事方式，反讽物质对个体精神的规训。他不断昭示人们：建造城市的人反而成了城市的囚徒，或者马尔库塞言及的“单向度的人”。人类创造了高度物质化、规范化的城市，也终于获得了私人的空间，却被它们束缚于其中，这正是城市人的生存悖论。利用极端化的想象场景，作家抽离了现实的具象，他们把常态的生活微缩成荒诞的图式，呈现城市人生存的原型结构，并从中撷取荒诞美学所注重的“反常”要素，对其进行诗意沉淀和智性加工，使之生发出凝重的精神价值。
“城市已经彻底地改变与毁坏了我们”，这是邱华栋在《环境戏剧人》中对城市发出的哀叹。人们在物质的包围中丧失了个性，甚至染上了现代都市的各种“病症”，无法返回乡村田园，也无法在城市中得到疗治。这种判断在很多作家心中达成了潜在的共识。他们认为人的悲剧性体验是城市文明所赋予的，如果没有进入城市，大概也就不会陷于痛苦之中。于是我们看到，部分作家考量人在城市中的状态、构筑城市人的伦理时，并不是以“人如何融入城市”作为主旨，而是更习惯于描述进城者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们“挣扎”在城市话语空间的外部，以“人无法融入城市”作为人与城市伦理关系失衡的明证。陈仓的“进城”系列、孙惠芬的《民工》、范小青的《城市之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盛可以的《北妹》、陈应松的《夜深沉》、荆永鸣的《北京候鸟》等小说文本，或是反映进城人员生存的艰辛窘境，或是展现欲望与道德之间的激烈博弈。面对“他者化”的城市，精神主体陷入心灵漂泊的“无根”状态。在具有打工经历的诗人如郑小琼、柳冬妩、谢湘南那里，漂泊体验得到了更为细腻的阐发。他们以“走在城市与乡村的线上”定位自己的文化处境，时常表达一种被物质和精神双重围困的苦难意识，渴望城市文明却又寻求“归乡”。这显示出其观念的矛盾与复杂性。
为了疏解人物的精神痛楚，作家不时安排主体从城市生活中逃逸，或是城里人归向田野，在诗意化的自然中重拾自我；或是打工者回到自己的故乡，在城市之外营造新的生活。不过，这里又存在一些悖论，既然人在城市中生活艰难，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对其心向往之？毕竟，“入城”“在城”的内在驱动力大多出自人们对城市的主动向往。即使不断遭受“物”的挤压，但同乡村生活相比，他们切实感受到了文化视野的拓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算无法完全认同城市，他们的物质体验和精神世界较之以往，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们“即使吃苦受罪，哪怕是满城流浪，也不想再回到乡下去”。况且，单纯逃离城市，回到乡村，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出路。当他们再次遭遇乡村那种“物质匮乏，缺少文化氛围的生存煎熬”时，恐怕又会“陷入另一种逃离之中”。无论是林坚《别人的城市》中的段志、王十月《寻根团》中的王六一，还是盛可以《北妹》中的钱小红，他们都离开了使之受挫的城市回到乡下，却无法适应乡土生活的节奏，最终只能又一次离乡入城。这些人物的经历恰恰说明，不管是否获得了充分的融入感，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吸纳了城市文明，对城市形成了心理上的依存意识。实际上，城乡人员的频繁流动、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城市生活保障体系的完善，带来的结果便是城市不那么难于立足，乡村也不再难以返回。21世纪以来，很多作家注意到了城市现实的变化，他们走出了以欲望、苦难等单一视角读解城市的窠臼，主动融入城市发展的新格局，将人物个体的成长与现代化进程融合，使城市文学对“人的现代化”的探索步入了意义结构优化的新阶段，由此在三个层面上对人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突破。
首先，以“人的现代化”作为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价值内核，动态捕捉社会各阶层切实体验到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往很多作家写到城市人为生活打拼时，经常会把“小人物”视为承受苦难的、被压抑的对象，偏重诉说他们在城市中遭受的种种磨难，借此批判城市文明“非道德化”的一面，使城市文学叙事被简化为人道主义视域下的“苦难”或“悲情”叙事，造成对苦难本质的悬置。21世纪城市文学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此类模式化的写作倾向，在描写人物艰辛的同时，作家们也客观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给予人们的获得感，尤其是人的现代思想意识的成长。梁晓声的《人世间》便切入了“A城”平民的生活世界，作家以周秉昆的命运兴衰为主线，探析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切身体验。身为工人子弟，周秉昆坚持“讲义气”的民间道义，又通过阅读书籍反思工人的物质文化处境，完成了自我层面的思想启蒙。从普通工人、文化干部到饭店经理的职业更替，既是他能力的体现，也彰显出个体奋斗与城市变迁相结合带给人的获得感。尽管历经坎坷、命运沉浮，但从社会进步的脉络上看，周秉昆和家人的生活质量及幸福指数依然获得了稳步的提升，折射出城市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联系。作为“小老百姓”，周秉昆始终没有放弃自我的道德提升，并保持着对国家现代化等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因此，他具有城市人的思维。梁晓声的作品正是从这一点入手，增强了“人的现代化”表达的思想深度。再看王安忆的《富萍》《民工刘建华》《骄傲的皮匠》等作品，作家勾连起一部部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打拼史。无论富萍、刘建华还是根海，他们都依赖娴熟的劳动技能站稳了脚跟，进入了城市人的生活模式，并从“诚实劳动”的维度对接城市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体验到了踏实和自足。这一点生动体现出城市人追求幸福生活所带来的精神之变。相比较而言，乡村文学则更多凸显现代观念冲击下人的不变和坚守，比如坚持在家族、乡邻等关系影响下长久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文化，乡村朴实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宝贵的文化传统也会影响城市人特别是进城者的精神品格，使他们带有乡村社会的生活习俗、手工技艺、伦理观念和精神特征。但整体来看，城市文学更着意于突出人物主动跳脱旧的家族和伦理关系的努力，表现他们积极介入城市各类新空间，在城市与不同人群重新建立各种人际关系，并通过身份、职业、生活、精神等的改变，在城市打拼中获得幸福和尊严，从而显现出一种自尊自信的主体性人格，为“进城者”向“新市民”转换预留了可能。像这样“从劳动价值出发”，搭建城市新人的生命价值体系，追求认同感，实现价值感，正是“改革时代呼唤的市民精神”。它引领“人的现代化”进入新的层次，也证明精神领域的提升才是城市人现代化的核心推动力。
其次，为人们适应城市节奏、正确认识城市的竞争型品格拓宽渠道。城市文学表达人对城市文化的不适感时，一般有两类写作模式：一是认为人的“不适”来源于城市的生活速度与商业节奏，二是将其归结于经济伦理和竞争性关系。前者认定城市是一条没有停歇的快车道，所有人都被它的速度裹挟其间，与静谧诗意的生活节奏渐行渐远。作家唯有选取“减速”的方式，注重维护心灵空间的独立性，甚至采用超现实的书写，才有可能找到专属的节奏，不至于落入平面化的陷阱。后者则从物质欲望层面及商业经济角度强化了人和城市的对立性，将物欲视为压迫性的力量。事实上，物质文明的发展对人的思想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物自身时空、心理感觉的影响和改变，也是乡村文学探究“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叙事维度。不少乡村文学作品多从人对土地的依恋出发来展开现代化叙事，书写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和融合，表现乡村人物在这一过程中的命运遭际和复杂心态，其情感基调往往倾向于追求回归土地的宁静感和田园诗意，或者在淳朴温暖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心灵慰藉。城市文学则不同，生存、竞争、风险是其叙事的关键词，这是由城市文化的竞争性品格决定的。作家们致力于反映人与新型生产要素、经济观念相遇之后，在思想领域产生的变化，发掘由快节奏的生活所激发的“竞争”“合作”意识。20世纪80年代，像《商界》（1988）、《大上海沉没》（1988）等小说，便已号召人们理性认知城市的竞争性品格，坦然应对扩张性的商业文化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冲击。如果说世俗欲望是人们闯荡城市最初的出发点和目标，那么敢于冒险、拼搏的进取型精神就是他们与城市文化同向而行并迈向个人成功的阶梯。特别是对由乡入城者来说，“主动出击”显得尤为可贵。毕竟，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勇于尝试、谋求创新才是城市人应有的文化品质。今天，在大部分“打工文学”作家笔下，打工者经历了城市文化的精神塑形，已经扬弃了与世无争、因循守旧等保守观念，他们不再将自己定义为“过客”“无根者”抑或“漂泊者”“边缘人”，而是“树立了与城市人共同的现代观念”，“参与到奋斗拼搏的竞争中去”，学会了运用城市的规则化解困境。这是人和城市伦理关系建构中的标志性环节，意味着“人的现代化”发展根基的稳固确立。
最后，对新时代语境下城市人现代化精神品格的期待。乡村文学多叙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或者抒发对生态失衡的忧思；城市文学则更强调人对“规则化”社会的适应，推崇社会理性准则，以奋斗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奉献意识等作为城市人现代化的综合面向。因此，城市文学应该让人物从城市的经济原则、竞争法则、交往规则中找到精神建设的对应点，使他们理解城市文化、提高文明素养并自觉探求城市精神。很多作家写到城市赋予人的正向精神品格时，往往习惯于在中华传统美德或自成体系的民间道德观中找寻伦理认同，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品德融通于城市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中，肯定市民踏实、内敛的生存态度，突出仁爱、义气、乐观、诚信等品格。也有一些作家自觉思考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伦理，为城市人文精神注入了新特质。王方晨的《老实街》便以济南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书写了“老实街”这一百年街巷的兴衰沉浮。老实街的居民多推崇儒家思想与民间道德，以“尊礼敬德”维系街区的伦理秩序。随着城市的更新，曾经稳定而又相对封闭的伦理体系走向弱化和消解，老实街的居民也在社会转型中流露出不同的精神需求与情感变化。作家道出了市民对老街区精神的眷恋和不舍，肯定了重义轻利、恪守本分的积极价值，也揭示出强调“循规意识”或“道德至善”的文化礼俗并不能全然应对城市社会的各种新变。源于知识分子建构现代市民伦理的普遍诉求，王方晨将老实街作为象征模型，以它的拆迁改造预示了“我们整个社会道德系统在新时代中的浴火重生”。客观地说，作家完成了对传统城市伦理特质的挖掘和反思，厘清了它与乡土道德文化的联系，而面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的要求时，他多是在讲述对这种要求的认同，尚未充分展开实质性的构想。为了全方位打造城市人的现代化精神品格，作家应该秉持多元视角，不仅从人自觉地感受、吸收城市精神的角度叙写“人的现代化”，还可进入人与城市深层的关系内部，把人物的命运熔铸于城市的文化生命之中。或者让人物主动激发城市传统文化的弹性和活力，多领域探寻城市的诗性元素；或者让他们尽可能地与城市保持互动，形成对其他文化空间的辐射效应。尤其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相较于乡村空间，城市已为现代化叙事预留了更加宽广的表现平台。作家只有细腻、精确地把握“人的现代化”与“城的现代化”之间的精神脉络，密切关注数字时代的发展现实，将信息文化的技术伦理引入“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努力探索培育城市人现代化精神品格的多重发展通道，才有可能创造出新时代的城市人文品格。
结语
新时期以来，作家对现代化的想象大都被具体化为城市想象，现代化叙事的运思经历了从外在的物质形态观照到深层的心理经验感知，即由“地理”到“心理”的话语流变过程。紧扣“现代化”的叙事方向，城市文学孕育了体量充盈、内涵丰富的话语空间。它以现代化的城市形象、城市身份、城市发展、城乡关系为叙事主题，以胡同、老街、弄堂等老建筑和写字楼、商场、高层住宅等现代建筑作为重点叙事场景，以城市劳动者、改革者、寻梦者等形象组建起典型人物的序列，绘制出城市文学的靓丽图景。
同既往作品相比，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承续了现代城市文学的写作传统、启蒙文化意识和国家富强观念，又在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的演进中不断生发新意。进入新时代，作家们坚持以“人的现代化”作为城市文学的叙事基点，从多个维度入手，强化了对新时代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思考与美学表现。响应“城市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目标，还要追求生态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作家们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书写城市理想生态，在宏观上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探究城市的未来，构建人、城、自然之间相互支撑、彼此渗透、转化共生的和谐关系，并通过促进城乡之间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联动，为城乡关系叙事打开了新的格局。同时，一些作家踊跃深入“社区”这一城市现代化的微观单元，采写社区人文空间和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中那些“有温度”的故事。张夏的《社区公敌》、王占黑的《街道江湖》等小说，不再让人物直接面对抽象的城市文化整体，而是以鲜活的社区生活为蓝本，依托人与不同形态的社区空间及空间内部各阶层人群的关系谱系，为城市人的社区体验确立具体可感的心理坐标，编织城市人利益与情感的共同体。另外，城市现代化客观上使得城市文化对作家感觉结构施加的影响愈发明显。很多作家意识到城市空间已经嵌入了他们的成长史，一些青年作家如笛安、霍艳更是视城市为精神原乡，她们在心理上契合城市的生活节奏与精神情调，把成长经历巧妙地融进城市的当下历史，塑造了新时代人和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依存关系。经过多向度的努力，作家们将城市发展的新思路与个体的城市文化体验诗性融合，为现代化叙事演绎出一系列富有新时代特色的话题。
尽管取得了理想的实绩，但作家对城市文学现代化叙事的书写依然存在可提升的空间。在叙事维度上，一些作家过度沉溺在物质主义和感官体验之中，其书写大多止步于城市感觉的表层或局部，缺乏整体性的深入探索。还有的作家保持着相对刻板的写作姿态，将消费生态与物质追求认定为反道德的存在，认识显得简单化、片面化。在叙事空间上，部分作家滞留在文化怀旧的历史话语场深处，忽视了城市过往和当下现实的历史连接与空间组构；或者游移于高楼、咖啡厅、酒店、街道等符号空间，未能广泛涉猎城市空间的多元存在样态，从文学角度对其他空间进行意义勘定。在情节模式上，近年来的城市文学有两个倾向：一是极力渲染青年人在城市中理想受挫、迷失自我的故事，此类文本框架结构类似、情节设置雷同，人性展开的幅度较为狭小；二是过度书写城市主人公传奇化的人生经历，却超出了现实条件和历史逻辑的框定，经不起细致推敲。在叙事技法上，有的作家频繁调用猎奇的情节、玄奥的象征、神秘的隐喻，追求陌生化的表达效果，甚至盲目套用西方城市文学的技艺模板，使文本疏离于本土文学语境；或是过于重视作品的自然主义式的描写，强调人物群像和风俗百态的展示，结果在典型人物塑造方面发力不足。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应认真对待这些问题，紧紧抓住表现“人的现代化”这一主线，凝思聚力于描写体现时代精神特征的现代化人格，梳理现代化的内部逻辑及其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联系，思考通过城市文学创作表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艺术创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服务。由此，方能使城市文学成就大格局、开创新境界。
具体而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引下，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应推进“诗”与“思”的双重深化。“诗”指向叙事的美学层面，它自身蕴含着建设现代中国文艺的要求，构成了以文艺赋能现代化发展的显在力量。这就需要作家借助各自的城市经验和认识，充分调动、发挥创造力，全面激活现代化叙事的艺术张力，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学中的独特审美格调。一方面，作家要融会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多种手法，拓宽现代化叙事的艺术空间，建立起带有标识性的叙事美学。如张柠透过《三城记》组接不同“地方性”现代化叙事的经验，增强了叙事空间的流动性；魏微的《烟霞里》将编年体结构植入文本，虚构与非虚构元素并存，表现出创造形式的自觉；宁肯的散文集《北京：城与年》利用黑白照片和忆旧文字的穿插呼应，复刻了北京“南城”的文化旧迹。一些青年作家还善于运用寓言化方式解析城市生活，像甫跃辉以“动物”意象隐喻城市人的生存境遇，刻画了青年人对城市的某种认知体验。另一方面，作家可以在集中书写北京与上海的“双城记”格局之外，将经验和记忆深入区域中心城市或小城市。诸如双雪涛、郑执、班宇对东北工业城市的“在地性”书写、邓一光的深圳叙事以及葛亮的南京记忆营构等，都从地方性文化建构的角度入手，表达了新型的城市经验。为了构思与地域文学相对应的现代化想象的方法，一些作家从地方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如金宇澄、滕肖澜、颜歌等将方言纳入城市文本，融通、再造了地方文化空间，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找到了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这种传统和现实的结合、“地方”与“中心”的互补、“城市文本”和“文本城市”的叠加，为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增添了样态丰富的原创性艺术手法。
更为关键的是“思”的深化，即注重城市文学写作的现实指向性和对未来的价值引领作用，不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精神文化支持。在未来的探索中，作家们既要与世界城市文学对话，保持对其他城市空间的观照，还要扎根中国实践，立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以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目标，及时发现、关注新兴社会群体，营造理想的城市人文氛围，展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城市形象，塑造体现时代特征的城市文化精神。这是推动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城市文学创作的有效方式，是当代文学研究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对于从精神文化层面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注释内容略）
作者：卢桢
本期编辑：申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