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孕育出了众多的本土思想流派，同时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文化传统，在互学互鉴中不断创新，从先秦儒道互补、六朝玄佛合流到唐宋援佛入儒，百川汇流、胜意迭出，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洪流。儒释道作为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共同熔铸、形塑了传统文艺思想的品格。
奠定文化基因
三代“六艺”之学的兴盛、春秋以后诸子百家之学的蜂起，奠定了传统文艺思想发生期的基本特质。晚周以来，政教合一走向了政教分离，子学时代来临。诸子思想源于以“六艺”为核心的“王官之学”，是三代礼乐文明的产物。班固曾提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随着“礼坏乐崩”局面的加剧，“王官之学”逐渐散落为百家之学，因而围绕“六艺”的整理与阐释，构成了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儒家的阐发、墨家的攻击、道家的超越、阴阳家的比附、法家的融合，代表了中华思想文化发生期的杰出成就。思想家们在谈论政治、军事、历史、伦理等问题时，谈经论道、谈文论艺，旁及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诸多艺术领域，为传统文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基础。
诸子之学对立互补、相反相成，但殊途同归。在对立互补中弥合了不足与偏执，在相反相成中奠定了传统文艺思想的文化基因、价值取向与审美品格。其中所阐发、所讨论、所争辩的问题，对文艺思想发生期特征的形成有着根源性的影响。思想家们大都怀有对上古完美社会形态的历史想象，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景慕，韩非子对三代文明成就的认可等，均带有不同程度的复古色彩。
这种回望历史的思维定势助推了思想领域的复古风气，历代的文艺思想家大都以继承古代的思想、手法、风格和体例为天职。要么尊道统而复古，要么假复古之名行变革之实，无不借古人之名抒己心志。同时，在思想谱系与文化心态上，诸子塑造了上古帝王、圣人的伟大人格与传承谱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道统、治统、学统、文统的思想源头，构建了征圣、崇史、德治、教化传统的历史依据。三代以血缘、宗法、伦理为基础的思想体系，经由儒道为代表的百家之学的创造性阐释，根植了伦理道德优先、政治教化优先的文化基因，奠定了古代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主要内容以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格局，这是理解、阐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古代精神文化特质的关键所在。
促进体系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合流、三家并立，对传统文艺思想的鼎盛发展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历来被称为儒释道三家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态势初步形成。汉末的社会大动荡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裂变，西汉以来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学渐趋式微，多元的思想文化格局迅速形成。如牟子的佛学思想，何晏、王弼的引道入儒，嵇康、阮籍的亦儒亦道，孙绰的儒道佛混合以及道安、支遁等兼擅儒道，均体现出儒释道三家融合的鲜明特色。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玄学兴起、佛教传入以及玄佛合流。玄学是这一时期主流的哲学思想，经历了曹魏、西晋、东晋几个时期，出现了何晏、王弼、阮籍、郭象、张湛等杰出人物。玄学调和儒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由此也确立了道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长久影响力。与此相伴，便是佛教的传入。天竺佛国与华夏道阻且长、文化各异，如何使其真识妙谛为魏晋士人所接受乃佛教的首要任务。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复兴为佛教思想的融入提供了理论准备，加之同样有着遁世超俗理念，且以本末、有无、体用等玄远话题为探讨对象的玄学，亦为佛教传播提供了重要依凭。东晋竺法雅、释慧远等创“格义”之法，援引老庄训解佛理，佛教更呈现出鲜明的玄学化、老庄化倾向，而这一时期的玄佛合流也为玄学的发展引入了新的质素。六朝时期的思想文化大融合，催生了文艺自觉时期的体系建构与历史总结，为文艺创作和审美鉴赏的繁荣以及理论总结的鼎盛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玄学、佛学的议题旁及多领域、多学科，涉及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及语言学、哲学、伦理学等，许多都是前人未曾触及或者尚未深入剖析的话题。尤其是关于有与无、言与意、形与神、有情与无情、名教与自然等话题的探讨，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理论。
魏晋以后，借助于有无、言意、本末、体用等玄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批评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关注外在与内在、现象与本体、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区别，文艺批评得以全面深化，这对于六朝以及后世文艺理论批评深度和高度的拓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曹丕《典论·论文》的“文本同而末异”、嵇康《声无哀乐论》的“声无哀乐”、陆机《文赋》的“课虚无以责有”等，均有玄学的影子。在理论融合方面，宗炳《画山水序》的“澄怀味像”，僧肇《涅盘（槃）无名论》的“潜神玄默，与虚空合其德，是名涅槃矣”，王僧虔《笔意赞》的“神采为上，形质次之”，谢赫《古画品录》的“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多有玄佛合流的印记。
加之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汉译佛典，其中的经序，如释道安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释慧远的《阿毗昙心序》《三法度经序》、康法邃的《譬喻经序》等，探讨佛经翻译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也触及文艺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释道思想融合，为佛教文艺思想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及其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提供理论资源
唐宋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理学兴盛，对传统文艺思想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的儒释道经过激烈的辩论与斗争，在吸收对方之长的同时，补齐自身之短，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身的格局。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化之后，在隋唐时期进入了中国化的新阶段。佛教思想弥补了中国原生哲学的不足，助推了宋代理学的兴起。这一时期产生了众多的佛教流派，诸如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密宗等，其中禅宗的中国化程度最深。禅宗一改印度佛教的修行方式与清规戒律，其“梵我合一”的世界观、“以心传心”的认识方法，特别契合玄道思想浸淫的士人心态。
唐宋以后的思想家出入儒释道，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以儒为宗、以佛道为用，在三者结合的基础上，建构了儒学的新形态——理学。以“北宋五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致力于“太极阴阳”“理一分殊”等理气问题、“未发已发”“道心人心”等心性问题、“格物致知”“涵养省察”等知行问题及“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等天人问题的探讨，从而弥补了传统儒学在形而上层面的缺失。他们在创立新学说体系的同时，也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文艺、道德、审美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理学作为主导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数百年的学术思潮和社会意识，对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儒释道的深度融合，为传统文艺思想的多维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之典范，形成了以悟性为本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艺术思维理论的发展。皎然的“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的“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等，皆是禅宗思维方式影响下的产物。佛教中国化与理学兴盛，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古典美学的概念范畴体系。诸如禅宗之妙悟、熟参、活法、禅趣，理学之道器、神化、体用、性命等范畴，后来均被广泛运用于文艺批评活动之中。禅宗、理学之于传统文艺思想的贡献，除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外，还有禅宗、理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与审美追求。禅宗提倡“本心即佛”，追求摆脱一切外在羁绊的自我解脱，这种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适意生活方式极具审美趣味。理学家则认为，人生和艺术乃即体即用、全体大用的关系。“文”不应只是著于简册的文章诗赋，凡人生一切可得而见的语默动静，皆是文章。禅宗、理学所倡导、践行的精神境界与审美追求，对宋元以后的文艺创作与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传统文艺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烙下了儒释道融合的深刻印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象喻’批评研究”（23AZ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夏静
编辑：申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