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娜、李雅岚｜智媒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认知革新与生态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挑战，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继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系统性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相关知识网络，有助于理解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带来的我国对外传播的新挑战；宏观把握研究图景，有助于发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探索未来研究革新进路和优化空间，从而为各层面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目前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的研究多为对概念的辨析、案例的深度解读或某一具体议题、具体路径的思考。在文献分析方面，已有成果多为单一关键词或术语的思辨、解读、应用，缺乏对研究产生、发展、流动过程系统性关注，缺乏宏观梳理、描绘和反思。站在对学科领域文献总体性、全局式的把握角度，借助CiteSpace、Python技术、R语言等多种现代计量和分析工具的辅助是明晰知识生产的比较客观、成熟、便捷的手段，有助于从关键词与文献主题、引文、作者等多维度信息切入，让进一步认识学术研究网络内部规律、特点成为可能。

本文试图以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为基础探讨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现状，结合对总体趋势、研究热点、学科背景、范式转移和国际影响力等的分析发现当前的研究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由于CSSCI数据除了可用于作者、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及关键词共现分析外，还可以进行共被引分析，提供了较多的数据描述维度且收录的文献具有很好的规范性和代表性，因而本文以CSSCI数据为研究数据来源。结合文献样本规模、代表性和计量分析可行性等方面的情况综合考虑，本文以“对外传播”为主题在CSSCI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采集2012—2022年间的论文成果，共获得354篇文献。用Python程序对检索出的文献信息进行合并、去重、清洗，最终构建出用于分析的样本。

（一）对外传播的概念和特点

对外传播一般指以国家为主体，以外国人和海外受众为对象，通过多种媒介途径，以利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宣传介绍本国文化、政策、路线等信息的传播，目的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进国际理解、提升国家软实力。丁柏铨认为“对外传播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进行对外传播，媒介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媒所进行的新闻传播”。沈苏儒指出“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是针对“外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内外有别”的传播，是应当重视传播“效果”的传播。由于关乎国家当前和长远利益，对外传播日益受到重视。与对外传播实践相对应，相关学术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国对外传播既有研究在国家形象塑造、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涉华舆论研究、对外报道研究、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一些传统，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

对外传播研究始于西方，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产物，自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入。长期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遭到误解和歪曲，对外传播正是要树立起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努力消除曲解，传递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中国的对外传播实践及相关研究在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抵御和抗衡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打破西方价值偏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概念上看，“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与“对外传播”关系十分密切，这些传播活动都强调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在新闻舆论、对外宣传、形象塑造等议题，以及广播电视、电影纪录片等研究领域交集甚广。在学术研究和官方表述中还时常可以看到“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的互换或替代使用。二者意涵颇为接近，不过仍有一些区别。一方面，在范围上，中国的对外传播与狭义的国际传播的研究范畴更为相近，指“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国家意识主导情况较多，而广义上的国际传播还包括跨越国界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另一方面，国际传播的目的、态度和相关表述更为中立，而“对外传播自诞生之日起，便含有内在的价值取向，所谓完全脱离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不存在的”。

第二，热点与研究路径。目前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已形成了若干比较明显的研究路径，文化研究、传播研究、官方话语热点下的综合性研究是其中三条主要路径。（1）文化研究出现时间早、基础性好、渗透性强、影响面广，具体体现为“中国∕中华文化”、“文化自信”、文学和各类艺术作品研究，以及文化交往理论等方面的研究。（2）围绕“国家形象”塑造等展开的研究比较集中，突出特点是重视媒介或媒体作用，关注“传播”本身，探讨了传播方式、技巧和效果，具体包括“传播策略”、“传播环境”、“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等，这类研究出现较早，与媒介使用、媒体融合发展、新媒体技术等联系密切。（3）以“中国梦”为代表的来自重要会议精神、国家政策文件或领导人讲话的“官方话语”直接成为热点，带动了一批综合性研究。这类热点词包括“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方案”等。由于这类话语热度高且包容性好，因而该路线下的研究不拘于某一具体问题，而是涵盖复合型议题，与其他路径的研究广泛联系。

第三，学科背景。从学科背景上看，中国对外传播研究主要来自新闻与传播、文学与翻译、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正以多学科并进的模式向前发展。对外传播的议题不断增加，接入的理论资源明显扩展。

第四，研究视野与范式。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们早期关注文化产业、文化名人、文化机构的传播，后来增加了对软实力、国家形象、媒体作用的重视，继而又持续展开了对官方政策、领导人话语和国家战略的响应与研究。我国对外传播研究视野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宏观逐步聚焦再走向宏观的过程，即由关注广泛的文化对外影响到以“国家形象”、“媒体作用”和“话语权”为代表的传播研究，进而走向“文化自信”、“话语体系”、“文明形态”等道路和理念的探讨。

（三）“新时代”与“智能化”构建新传播生态

从时代背景构筑的生态语境上看，十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最突出的特点表征为“新时代”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要求和智能化技术对信息传播底层逻辑的重塑。

第一，“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提供新的阐释空间。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既一脉相承，又在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环境、外部条件等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新时代到来，提高对外传播能力、塑造中国话语体系成为国家战略。“进入新时代的政治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未来走向如何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传播实践和研究伴随国家发展的新阶段而不断深化。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密集出现的官方话语迅速获得国内外社会关注，其背后蕴藏着中国发展的战略指向，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开始呈现新的主题和特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会议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报告，此后中国对外传播的作用和意义得到继续巩固和深化，并进一步打开了“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视野。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会议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或者说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性目标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元叙事结构”，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知和共享”。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传播的总体目标提升到“人类文明”形态和影响力的高度，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格局认知和理念指引。总之，新时代以来我国对外传播语境发生变化，对外传播研究出现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尤其是涌现出的许多新词汇，不仅增加了我国对外传播新的话语维度，还极大拓展了对外传播的思想和阐释空间。

第二，新技术构建新传播生态、推进智媒传播趋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发展，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传播实力也比过去大大提高，然而无论从传媒产业总产值在全球占比还是从传媒产业与GDP的比值来看，中国传媒传播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握大势，始终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把中国命运同世界命运结合，积极进取，化解挑战，大大提升了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但是我国国家软实力落后的状况从根本上改善还需“假以时日”。在传媒产业力量对比之外，以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更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传播逻辑，使得整个人类传播生态发生了改变。技术是双刃剑，既能提供便利也可能带来危害，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对技术的认识、应用和改良，研究者无法回避当前互联网等技术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深刻改变。如理查德·约翰所秉持的观点，我们并非要对传播系统做“中心化”的处理，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各种社会力量交缠、冲突的领域”。类似地，对外传播活动是复杂的综合实践，它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关系空间，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革新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其发展。既然技术从未置身于历史与政治之外，我们有必要理解新的技术逻辑，以对技术生态体的有效利用来助力对外传播的研究和实践。

如上所述，中国的对外传播研究是伴随国家发展和历史阶段的推进而不断深化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加，研究议题在不断丰富，研究的视野也在不断开阔，而面对新兴技术快速发展，新国际形势、新世界格局不断酝酿和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研究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笔者以文献关键词等维度的信息计量为基础，借助工具软件，对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知识生产的图景展开回顾，在梳理回顾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发现了当前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存在追赶热点式研究而机理探讨不够深入，照搬政策话语而未深入理解内涵；对新的技术要素影响及智能化传播生态下的传播特点把握不足；官方话语和政策驱动成为研究主要动力，相较而言学术对政策的“反哺”力度不足；近十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学术成果丰硕但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等等。

（一）机理探索有待深入

梳理回顾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的既有文献，笔者首先对研究关键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热词”频出且主要集中在三个来源—文化、传播与官方话语。对外传播与文化、传媒和政策相关联，这是十分自然的，但热词的频繁、扎堆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应和式”、“追赶热点式”研究的存在。

以关键词出现次数的多少为依据，本文提取了频次最高的30个关键词，结果如表1。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丰富的议题，“国家形象”、“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传播策略”、“中国梦”、“文化自信”等受到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也不乏基于传播实践展开的观察与分析。

表1中的关键词大致可以归入三类：第一类与“文化”相关，如“中国文化”、“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等，总体出现时间最早。第二类与“传播”相关，如“二次传播”、“国际传播”、“传播效果”、“传播策略”、“传播力”等，这几个关键词也属于出现较早的一类关键词。第三类与“官方话语”相关，如“中国梦”、“文化自信”、“一带一路”、“习近平”、“走出去”等等，数量很多，出现时间较晚，多在2014年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上述第三类关键词又各自形成了密集的、大量的研究，尤其是“一带一路”、“中国梦”、“文化自信”等一段时间以来为多学科研究者所共同关注。这一现象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话语中出现的诸多政策、议题、战略已成为我国对外传播领域不可忽视的研究“热土”。

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可以反映其受关注程度，通过关键词间的关系和总体分布则可以进一步洞察其中的“枢纽”和内在联系。从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2）可以发现：第 一，毫无疑问，作为本文检索核心语汇的“对外传播”居于图像中心且标签最为醒目。第二，其他关键词呈现不同“可见度”，不同的醒目程度、距中心的不同远近决定了其重要性。例如“文化自信”、“中国梦”等比较突出，而“文化产业”、“机制构建”、“数字技术”、“翻译”等关键词标签相对较小，位置相对偏远。第三，“中国文化”、“国家形象”、“传播策略”、“东盟”、“中国梦”等关键词直接与中心相连接，可以看作对外传播研究的直接论题或具体角度。第四，“文化自信”周围的连线密集，它沟通起“中国经验”、“中国文学”、“莫言”等其他关键词，具有较高的中介性。第五，“中华文化”和“国际传播”、“中国梦”与“国家形象”、“习近平”与“文化自信”等关键词之间具有相似性或内在关联，往往在对外传播研究中被同时提及和讨论。

关键词共现图谱将研究关键词间的关系具象化，通过图像可以发现居于图谱中心位置的、突出显示的关键词标签已经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关注和研究，而居于图像边缘位置的关键词标签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相较而言，“文化自信”、“国家形象”与“中国梦”等关键词最为突出，是研究对外传播的直接“落点”和重要视角。不过，从目前的图谱来看，有关“话语体系”、“媒体作用”等的研究还较少，已有的“传播策略”、“话语权”、“数字技术”、“机制构建”等方面的研究也不够充分。

总之，从关键词频率上看，部分研究存在跟随式、追逐热点式嫌疑。虽有“中国梦”、“文化自信”、“国家形象”等多方位诠释，但基本属于政策话语延伸。关键词共现分析也提示目前与“话语体系”、“媒体作用”相关的研究还不多见，“传播策略”、“话语权”、“数字技术”、“机制构建”等方面的研究需要得到进一步拓展。总之，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还需要更多机理探讨，对政策本身所涵盖的深刻内涵也要加强把握。

（ 二）对新传播生态与逻辑认识不足

在上文文献关键词词频和共现分析基础上，我们继续做聚类分析。所谓聚类是通过计算检测对象的相似性，并将其分组为多个相对集中的集合。通过关键词聚类，可以进一步挖掘信息间的关联，将分散的关键词进行整合，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研究路径和方法。文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目前有四个主要聚类，分别是“#0中国梦”、“#1文化自信”、“#2国家形象”和“#3中华文化”。

解析聚类具体信息（表2）发现：第一，规模最大的是0号聚类“中国梦”。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官方话语之下，形成了密集、相似度很高的一类研究，其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具体议题，既有对“中国梦”核心概念的探讨，也有对“一带一路”、“国家形象”、“中国当代外交话语”、“中国文化”等关联性议题的论述，还不乏“社交媒体”、“传播策略”、“建构主义”等的具体研究。第二，“文化”路径下的聚类占总体的一半。文化研究基础广泛且渗透性强，是对外传播研究的基础与内核。其中，聚类“文化自信”的规模较大，包含“中国文学”、“文学传播”、“个性表达”、“中国经验”和“力量之源”等具体内容，而“中华文化”的规模较小，包含了更多宏观视角下文化传播方式的讨论，如“柔性传播”、“强势传播”、“韧性传播”、“间歇传播”等。实际上，基于“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还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表格中未及列出的部分还有对文化亲缘、文化创新与创意、文化品牌、文化导向、文化差异、文化叙事等的理论阐述，也包括对中国文学、中国电影和电视剧、中国戏剧、中国画、中国书法等艺术形式以及传统体育、儒家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莫言文学作品等的具体分析。第三，“国家形象”也是一个重要聚类，其内部包含着“对外传播力”、“地方媒体”、“文化输出”、“东西方关系”等若干术语。相较于“中国梦”的复合式内涵，“国家形象”的研究视角更加集中；相较于“文化”研究的广泛性和对传播主体及其关系的宏观探讨，“国家形象”研究更凸显了“媒体作用”、“传播环境”和“传播力量”的思考。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已形成了若干路径，文化研究是“底色”与“内核”，“中国梦”、“国家形象”、“文化自信”等从多方位共同阐发了对外传播内涵，共同构建了研究空间。不过，总体上看目前的对外传播研究路径还比较单一，学科倾向、思考模式和研究方法也相对统一，大量研究基于某几个热点议题展开，对外传播的技术思考和媒介思考还待增加。

对外传播是广义传播活动的分支或“真子集”，从信息扩散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传播都无法逃离时代背景，都无法不遵循其所处的媒介环境。近年来，5G、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元宇宙和AIGC等颠覆性变革不断显现并有加速之势。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新兴技术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底层力量，从根本上颠覆了信息传播的逻辑，重塑了信息规则，并进而改写了经济规则、商业规则，重塑了传播生态。正如尼尔·波兹曼所指出的：“技术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一种新技术并非仅仅是追加什么东西，而是改变一切。”技术是媒介变革的基础性力量，智能化是社会运行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有理由认为所有信息的传播活动都应当深入理解并适应新的媒介环境，而当前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在媒介发展层面的思考还相对较少，从传播活动本身规律出发考量对外传播的动力因素、传播模式的还不多见。

（三）政策驱动与学术研究互促互鉴尚不平衡

根据上文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官方话语”直接“提供”或成为对外传播的研究热点。围绕“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出自国家官方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的官方话语形成了大量的、密集的成果，尤其是“一带一路”、“中国梦”、“文化自信”长期为多学科研究者所关注。这一现象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话语中出现的诸多政策、题议、战略成为我国对外传播领域不可忽视的研究“热土”。不仅如此，学术成果的多寡与国家话语导向的强弱似乎也具有一定相关性，由此可以推断新时代国家战略的推动及官方话语的引导是我国对外传播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为了考察这一推论，本文进一步将采自CSSCI数据库的文献信息与采自国家权威信息平台的信息内容进行对比。采用Python爬虫技术抓取数据，并引入时间序列因果分析工具Causallmpact对数据进行检验。

中国政府网（www.gov.cn）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由国务院办公厅主办，由中国政府网运行中心负责运行维护，是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政府信息和提供在线服务的平台。人民网（people.cn）是中国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也是互联网上最大的中文和多语种新闻网站之一，该网站作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网上的人民日报”，在网络舆论生态中努力发挥着“领航者”、“排头兵”和“中流砥柱、定海神针”的作用。上述两个网站均可作为采集中国国家官方话语的可靠来源。通过Python抓取到中国政府网与“对外传播”相关的文章1210篇、人民网841篇。将官方话语的“发声”趋势与学术研究的产出趋势进行比对，可以检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乃至因果关系。

相关分析就是对总体中确实具有联系的标志进行分析，其主体是对总体中具有因果关系标志的分析。它是描述客观事物相互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并用适当的统计指标表示出来的过程。因果推断是计量经济学和市场营销等领域常见的重要的研究内容，把握因果关系有助于预测和优化干预手段。谷歌的两位数据科学家在工作中使用了贝叶斯结构化时间按序列（BSTS）方法来解决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变量筛选问题，Causallmpact就是该算法在R语言上的具体实现。

图3（a）和图3（b）分别呈现了中国政府网和人民网与对外传播相关的文章数据与CSSCI数据库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文献数据之间的分析结果。通过Casallmpact分析，两项对比各项数据均支持上文关于相关性的推论。因果分析的报告显示，以中国政府网和人民网数据为参照的分析中，“从相对数来看，响应变量分别呈现出+728%和+734%的增长”，“干预似乎造成了积极的影响”，但“并不显著”。通过以上分析没有得到国家话语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因果性支持，但得到了相关性的肯定，一定程度上解析了政策导向对研究工作的影响。毫无疑问，对外传播研究的动力因素是多元的，但上文的初步探索性分析说明国家战略和政治议题不仅以“官方话语”的形式为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直接提供了大量“热点”和“关键词”，还成为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

学术研究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学术传统、研究思潮、新技术和新事物的出现都可能引发或推动学术探索。上文分析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官方话语、政策引导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具体而言，首先，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最重要的关键词本身多来源于官方表述，“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热点均出自官方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其次，从十八大、十九大到二十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举措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引，也为我国对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遵循。如上文研究趋势中所提到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召开往往带来对外传播研究量和质的突破性进展。最后，前文借助分析工具初步检验了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和官方话语表达的相关性，通过比对中国政府网、人民网对外传播的相关文章数据与CSSCI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文献数据，获得了二者相关性的正向支持。

从动力影响上看，强有力的顶层推动大大提升了研究的活跃度，学界成果也为政策制定所借鉴，不过目前这种互促互鉴还存在比例失调、力量失衡的情况。官方话语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遵循和方向，提供了研究前沿和热点，但也催生出了大量“跟随性”、“依附性”、“重复性”研究。学术研究应当有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从长远看，脱离学科根基和持续性投入的研究很难产生深刻洞见，一味捕捉政治热点未必能有效指导对外传播实践，若能不断推进创新性探索，积极展开国际交流，或能更好“反哺”国家政策制定，真正服务国家发展。

（四）学术共同体建设有待加强

关键词为我们提供了探究对外传播领域研究图景的切入点，而引文和作者等维度的文献信息对于我们透视和把握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面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CSSCI数据，笔者对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分析。如表3所示，这些论文是该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些来自新闻与传播、文学与翻译、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

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史安斌、张昆、刘小燕、赵新利、程曼丽、张毓强等学者的发文量超过两位数，郭镇之、张志安、丁柏铨、胡正荣、姬德强等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然而在我国对外传播的整个领域，大多数研究主体未表现出持续的研究定性或持续的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产出。对研究机构的分析发现，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机构间连线少，合作研究不多见。对照高被引作者和突发检测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得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领域有广泛号召力、深刻影响力的研究主体几乎没有出现，换言之，尚未有作者或机构实现发文量、被引量、研究持续时间、成果更新频次等指标的同时占有。

我们再对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是全球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平台，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领域的信息，涵盖了来自全世界最负盛名的高影响力研究期刊及学术会议等内容。与WOS数据对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探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对该数据库中对外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计量发现：第一，国际学术界对外传播研究的学科分布十分广泛，前十位为管理学、商学、公共环境与职业建康、传播学、环境研究、环境科学、健康护理科学服务、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教育与教育研究、卫生政策服务。此外，还有心理学、经济学、绿色可持续科技、护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相较而言，国内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比较局限，成果主要集中在人文和部分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心理学、公共卫生与保健、信息科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耕耘相对不足，跨学科研究较少。第二，从发文国家∕地区来看，美国的研究成果位居第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英国第二，中国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占总量的8.719%，跻身前三，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紧随其后。然而若以机构或个人为单位进行比较，则中国学者的影响力较弱。另外，新时代以来国内的对外传播研究获得了较大基金支持力度，相关基金支持下的成果数仅低于美国而高于德国、澳大利亚、欧盟和日本等。

上述分析说明，在国际学术界的对外传播研究中，中国学者的知识生产总体产能较高，但高水平、核心作者群体需要扩展。一方面，基金支持力度、发文总数的相对领先同研究者个人影响力不足、机构影响力不足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主体间尚未形成普遍、稳定的合作，研究成果相对分散，学术共同体建设亟需加强。另外，除了开展以国家、政党为主体的对外传播研究，各国学者还展开了大量以企业、组织、群体乃至个人为主体的传播研究，相较而言，其“对外传播”的边界更广，与“国际传播”的意涵更为接近。上述数据比对还比较粗糙，但能够说明我国的对外传播研究不仅应在国内积极推进，还要在国际上进一步掌握话语权。

研究上的困境往往反映出准备和认识不足，针对上文发现的现实困境，笔者认为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中国的对外传播研究的意识突围。首先，加强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机理探索，在回应政策需要的同时，就中国对外传播的对象、特点、模式、动力机制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力图廓清概念上的混淆、理清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思路、打开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空间。其次，跳出具体的对外传播议题，以更加开放宏观的视野重新审视智能化背景下传播活动的底层逻辑，增强对节点性、个性化、互动性、情感性传播需求的理解和认识，积极提升对技术渗透下的传播生态与规则的认识。再次，超越既有对外传播及其研究的某些惯性，关注“观念政治”，构建全球格局。最后，增加学术交流，打造学术共同体，在量的基础上重视研究的可持续性及引领性，推进符合中国语境和独特道路的高质量学术探索。

（一）加强问题意识，深化机理探索

从上文对研究关键词词频分析可知，近十年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热词”频出且主要集中在文化、传播与官方话语三个方面，尤其围绕“中国梦”、“文化自信”、“一带一路”、“习近平”、“走出去”等官方话语出现了活跃的学术研究；对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分析表明，“文化自信”、“国家形象”与“中国梦”等已经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关注，而有关“话语体系”、“媒体作用”等的研究还较少，关于“传播策略”、“话语权”、“数字技术”、“机制构建”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对国际国内学术研究数据对比可知，国际学术界对外传播研究的学科分布十分广泛，而国内研究成果的学科土壤面积相对狭窄。总之，对中国对外传播学术研究的文献分析表明，当前的响应式研究较为常见而机理研究存在不足，有关中国对外传播的对象、机制、技术、模式方面的探讨还有很大推进空间。实际上，即便在某些概念的使用上也存在模糊和争议，对研究的背景环境和一些关键问题也存在认识不清的情况。

例如，部分研究者未能很好厘清“政府对外传播”与“党的对外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也不乏将“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简单等同混用的情况。又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响热烈，但对其内涵并不清楚，而在国内也一度存在混沌的思想认识，有将其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有急于为之辩护的，也有不吝溢美之词大加称颂的。面对关键概念、关键问题上可能存在的语义模糊、开放解读，国内各界或许需要更加积极地统一思想认识，对外传播研究应更准确地把握问题本质。除此之外，21世纪工人阶级、中产阶级、新兴群体三股社会经济力量联合推动了意识形态政治的转变，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走向了认同政治。做好对外传播研究必须不断打开研究的视野和格局，不断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又如对自身国情的认识不足。我国尚处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近年来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可知，我国近年来中等收入水平群体规模缩小，第二产业整体就业率降低，在经济增长动力产生复杂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国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十分紧迫。在这样的国情背景下，一味以意识形态输出为唯一目的，过早去工业化，并在自我认识中去除相关痕迹是不明智的。一方面，要看到我们在信息技术带来的颠覆式发展变革中拥有的机遇，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和各方面建设取得的辉煌成绩；另一方面，也要客观认识自我，避免过于急切地成为“焦点”。

面对上述问题，未来研究应当在回应政策需要的同时加强问题意识和机理探索，广泛汲取多学科营养，积极观照行业实践，就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概念、时代背景、对象特点、模式机制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尽力廓清概念上的模糊点和混淆处，尽力打开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思路，尽力拓展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前沿阵地和未来空间。

（二）增强媒介意识，提升传播实效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从不同角度梳理了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这一知识网络的研究概况，若要进一步了解其发展和转变，依靠静态信息还不够，有必要作历时性梳理，绘制关键词发展的时间线。图4描绘了2012年至2022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重要信息和节点关联情况，图中每一行对应一个关键词聚类的发展进程，线条颜色的深浅代表出现时间的远近，弧线连接了关联性议题。借助工具的“鱼眼视图”功能，时间线图可以被极大限度地拉伸展开，每一条时间线横向拉伸后会在局部呈现节点及其对应的关键术语；纵向观察则可以比对细节，探究各条时间线间的知识流动。

分析图像信息发现：1.从内容上看，对外传播研究从关注文学、文化产业转向媒体传播能力、传播方式与手段，再到关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学术研究的学科背景日渐多元、层次逐渐丰富。2.从理论上看，我国对外传播研究早期与“文化批判”、“文化霸权”等理论联系紧密；随着新媒体作用不断凸显，对外传播开始重视通过媒介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品牌和对外传播能力，借由宣传片、纪录片、电影等媒介艺术形式完成现代化、全球化传播，“平衡传播”、“过滤式传播”等理论进入研究者视野；新时代以来，“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官方话语或国家战略本身不断构筑理论资源，围绕“一带一路”等议题，“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投资引力模型”等经济学理论也接入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资源。3.官方话语“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关联，文化是其共同的重要关切，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涵上增加了“全球治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思想，将中国对外传播从实力、方法的层面进一步提升到了话语体系和发展道路的高度。

总的来说，我国的对外传播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迅速。中国对外传播的理论主要来自国际关系学、新闻学、传播学，属于国际传播研究的范畴，这个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对外传播，文化是整体基石，“中国/中华文化”、“国家形象”和“中国梦”等重大研究主题之间彼此嵌入，具体研究相互勾连。过去十年间文化范式的研究有序推进，传播学、政治学和哲学等范式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等范式的研究异军突起。研究“转向”与其说是方法上的，不如说是视野上的——从“文化—实力”，到“方法—效果”，再到“话语体系—道路”的视野变化，体现了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思想的不断开拓。

然而如图4所示，我们不难发现，整个对外传播学术研究的脉络中始终比较缺乏更加宏观的媒介环境观照，对技术变革塑造的新传播生态及其内在要求没有直接、深入、具体的思考。对身处的时代有所洞察的人都不难发现技术推动的一系列变革—当前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催生了基于云服务的新生态，在新的媒介生态中，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在不同尺度均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国内主流媒体经过三网融合、报网互动、数字化转型、移动端建设等过程已经迈入了智能化阶段。通过算法分发、机器写作、云端赋能等方式，智能化手段也已广泛应用到媒体内容生产和运营的各个环节。与此同时，新兴技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进行赋权，同时其发展也产生了分权效果；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靠近（或摆脱）对方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还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制造了一种递归关系，相互改造二者之间的互动。

技术要素是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事实上如果对领导人讲话、会议、文件等文本和话语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大量的相关论述也更能理解国家顶层设计的技术关注和媒介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3年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强调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重要能力，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将发挥更大促进作用”；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谈及了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指出“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2018年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契机，加强同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二十一世纪数字丝绸之路”；2019年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同时“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

总之，在互联网平台上按照自组织系统的连接、开放的逻辑进化发展后，在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沿着“新兴”、“趋近”、“共存”到“支配”的变革轨迹逐步成为人工智能传播系统，通过“在线化”、“数据化”、“平台化”、“智能化”四个台阶，实现资源重组，不断完成全面连接、数据赋能、商业模式构建、智能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信息传播、情感交流和社会交往。技术革新推动社会信息传播底层规律改变，促使媒体组织通过有效利用新技术提升媒体信息处理水平和总体效能。我国新型主流媒体正通过“数据驱动”、“平台生产”和“生态构建”的三重主要逻辑建设智媒体，对外传播的智能化趋势也是适应新传播语境、回应新传播需求的必然。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未来研究应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传播逻辑，站在媒介发展的角度重新关注传播的整体效果。具体说来，第一，可以加大对视频化传播的关注力度，进一步探讨可视、可听、可交互、可剪辑、可再传播的视频内容乃至AR、VR等新传播方式的影响；第二，关注内容生产方式的优化变革，尝试以技术助力下的智能平台化生产提升传播速度和覆盖面，减少人类机械重复劳动，解放人力投入创造性工作；第三，关注对外传播内容、渠道和产品运营，通过智能平台系统完成个性化推送与分发，提升信息的匹配度和影响力；此外，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社交媒体与对外传播的关系，结合实证或民族志研究研判在官方渠道之外，借力第三方平台的空间，以社交化、年轻化、个性化、趣味性方式展开信息流传播的可能性……总之，只有主动拥抱变革，有效利用新技术，才能更好适应未来对外传播的内在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增强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与影响力。

（三）建立全球意识，增强“观念政治”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投入了大量心力，但传播效果与预期仍有差距。例如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但事实上以官方倡议、官方话语概念为主导的传播活动还是受到了猜测和质疑。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中国模式屡受质疑和非议，也反映出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巨大困境。当前文明传播面临的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文明对话体系中立场不平等、价值不包容、模式不持续等现实注定了对外传播之路不会轻松平坦，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更要正视自身多方面的不足。

既往的传播实践告诉我们，从打造国家形象宣传片到投入巨资建设国际记者站，中国并非没有下大力气，然而“在国家形象建构中依然面临‘他塑’为主的被动局面，究其根本，技术革新掩盖下并不彻底的思维转换问题不可不谓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突出重围，最重要是完成全球意识与全球格局的突围。一方面，可以继续用国外受众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本土的故事，淡化“现实政治”（realpolitik）、增强“观念政治”（noopolitik）。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是为内政和外交的现实需要而服务的，一些传播实践轻内容、重形式，且不易被清晰、准确解读。而实际上，增加能够被主流国际社会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的支撑，避免关键概念在修辞上的开放性、多义性、模糊性解读，向世界传播清晰而一致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史安斌等曾指出，国内大力推行的“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等有时被外界误读，陷入了西方知识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严厉批判的“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的窠臼，且遭到了当下中国只注重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缺乏幸福感和人文关怀的质疑。而美国等近年来虽在外交实践层面上强调“现实政治”，但在对外传播中仍然坚持其核心价值观，善于用“媒介事件营销”的方式来输出其价值观。因而对外传播事业“不完全是‘现实政治’，更应当是一种‘观念政治’”，传播内容不仅要“入眼”，更要“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应当平衡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之间的张力，关注具有人类发展全球意义的议题并发出中国引领性的声音。这不仅是传播能力的要求，更是传播理念的要求。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念均站在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引领对外传播。面对国际思潮交流、交融、交锋，中国的对外传播研究也要力图突破塑造“民族—国家”形象的桎梏，以促进全球范围内信息的自由流通为宗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引，“致力于打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壁垒，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价值指南”，并走出一条“聚同化异、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

（四）增强合作意识，推动学术创新

第一，打造学术共同体，推动高质量研究。随着研究对象不断丰富和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拓展，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各学科学者在所属领域展开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例如，针对“政府对外传播”和“中共对外传播”的概念区别还不甚明晰，二者边界和关系存在模糊的现状，刘小燕等聚焦“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文章立足既有文献，从概念入手，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概念界定，指出由于传播实践和研究视域等变化，这一概念存在“拓展再缩紧”的迁移，认为应当认识到我国“政府对外传播”、“国家对外传播”和“中共对外传播”的差异；回顾了中共对外传播思想研究从“内外宣”一体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的演进和中共对外传播实践研究的不断拓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的五大未来取向。

金民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挑战及应对。作者从宏观上指出，从国际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主要面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叙事传统、文化规则和话语体系等方面的障碍”，在国内则存在“文化标准的单向性、所谓的意识形态中立偏好、严重的话语依赖和学术两面人现象”等阻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采用“打破话语依赖心理，确立并坚守理论自主性和文化标准权”、“打破受众依附思维，全面准确地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打破所谓的‘意识形态输出’的指责，理直气壮地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增强对外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担当、理论自觉和主体资质”等策略和路径。仲伟合与刘肖等学者关注文化的对外传播。仲伟合聚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分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概念和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内涵；讨论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并结合翻译专业教育探讨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队伍建设的问题和建议。刘肖和董子铭关注网络文学的产业融合发展，并从“一带一路”视野下对我国网络文学的对外传播展开了研究。研究者认为网络文学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其对外传播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并在“一带一路”倡议视野下，对网络文学对外传播进行了理论观照和实践分析。崔玉英、文建、赵启正等主要从外宣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崔玉英指出，“议题设置是对外宣传的核心和关键”，应当“努力把握大势，把握规律，把握时、度、效，着力提高议题设置能力”。文建围绕新思路、新理念、新目标、新策略、新方式、新任务、新手段等七个“新”，对习近平外宣工作的思路理念进行了探析，认为要把握国际话语权，有效传播中国声音。赵启正在为《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所作序言中指出，受历史因素、东西方差异以及残存的“冷战”思维影响，直至今天，外国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和国人精神面貌的了解不仅不够全面，甚至还有不少误解和曲解。这就需要我们继承与发展对外宣传事业，共同探索一个全新的“大外宣”的战略格局，向世界持之以恒地说明中国。

上述论文是被我国对外传播研究高频引用的部分代表文献，呈现出不同的学科背景、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上述研究均提出了较为鲜明的观点，从各自领域推动着对外传播研究的进展。然而如果从数量上看，同数以千计的总量相比，高质量文章占比还很小；并且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各学科领域间的“壁垒”似乎还比较坚实，跨学科研究尚不多见。结合前文分析，笔者认为应当提升研究主体的研究持续性，加强研究者个人和研究机构间的交流、合作，打造学术共同体；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壮大高水平核心作者群体；在关注以国家、政党为主导的宏观对外传播政策外，增加对以组织、企业、个人为主体的对外传播实践的关注，在既有学科领域基础上吸纳更多学科养分，不断丰富研究层次、细化研究粒度；要持续优化知识体系，不断优化研究方法，增强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推动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框架和方法拓新。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的理念、方式、手段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仍存在传播手段单一、传播方法滞后、传播效果不足等问题”。尽管从微观点位上看，“一带一路”等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经济学背景的探索，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方法，但总体上我们的研究方法、模式还缺少创新。国际学界围绕对外传播展开的多元研究中，管理、商业、环境、经济、传播等学科背景占比很大，政治学研究不足百分之二，国家意识和政策引领作用较小，更加注重实际效用。未来国内研究或可结合健康传播、信息技术、组织传播、网络与国家安全等问题继续拓展对外传播研究的空间，也可以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建立更为立体多元的对外传播研究体系。另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成为影响对外传播具体实践的关键性、基础性变革力量之一，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态不断加速对传播生态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交往的逻辑改变，未来可以进一步与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跨学科合作，对数字化尤其是智能化背景下的对外传播展开探索。除此之外，未来研究应积极调动更为多元的研究模型和工具，纳入民族志、大数据挖掘等多种可能的研究方法。

总之，研究者有必要不断更新完善自身知识体系，拓宽视野，积极关注国际对外传播的新成果和新动态。同时，研究者能否深刻理解国内外深刻复杂的形势变化，能否具有与时俱进的思维和视野，能否以“国际视野、中国话语”来阐释、交流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能否在研究中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决定了我们的对外传播研究能否真正发挥效用。随着越来越多学者参与到与时俱进的理念革新、战略谋划和策略机制层面的探索中，方法和视野也随着对外传播的研究实践不断走向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总体图景有望越来越细致、精美。

作者：刘娜（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雅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编辑：申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