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通于治道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国语·晋语》就提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理念。《吕氏春秋》则有“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的观点。《黄帝内经》也有“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夫治民与自治……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的记载。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则提炼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医有三品”说。后世医家将“治身”与“治国”相提并论者亦不少见，概因其认为两者基本理念一以贯之。兹以中医药文化中“身国同构”和“身国同治”思想细以述之。
身国互喻表达
古人认为，身体和国家结构相通，运行原理一致。“身国同构”是“身国同治”思想的前提。而身国互喻是中医“身国同构”的经典表达，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以官职比喻身体脏腑。
《黄帝内经》有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这里，古代医家用十二个官职来比喻说明身体十二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比如其将心比作一国之君，因为心是号令全身的“主心骨”，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都由此而出。肺，是相傅之官，因为左右两肺就如同左相和右相，一同辅佐着心这个君主，来调节脏腑、气血、营卫。肝，则像将军一样勇武，谋略由此而出。胆是中正之官，主决断作用，不偏不倚，公正果敢等等。
第二，以身体机能比喻国家组织运作。
《黄帝内经》言：“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人的身体与国家的结构非常相似，胸腹是脏腑所在之处，如同包围其国家府库的城郭；心主神明，为一身之主，膻中就如同君主所居住的宫城；胃是腐熟水谷精微之地，如同储存粮食的太仓；咽喉小肠，是传输等等。
晋代葛洪《抱朴子》也有类似描述，其曰：“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一个人的身体运作就好像一个国家的组织运行。所以，知道怎样治理身体，也就能知道怎样治理国家了。
可见，身国互喻是中医“身国同构”的经典表达，它是中医“身国同治”思想的前提。
“身国同治”思想
古代医家在“身国同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身国同治”思想，其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提出治身为治国之本。
《列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原文，曰：“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可见，楚庄王和詹何都认为身是本，都认可治身为治国之本。身乱则国乱，身治则国治。
第二，提出用治身的方法去治国。
东汉崔寔在《政论》一书中指出:“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治理身体的方法，平时重在保养，有病时则要治疗。刑罚如同用来治病的药石，德教如同用来保养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治乱，就等于用美食佳肴来治疗疾病；而用刑罚治理安定的社会，就等于用药石来供养健康的身体。完全搞颠倒了，既治不好身，也理不好国。
第三，提出用治国方法去治身。
葛洪《抱朴子》有曰：“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於无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是国之本，所以君主要爱民养民，否则民散国亡。同样道理，气是身之本，因此治身要养气使体内真气充盈，否则气竭身亡。可见，不管是治国还是治身，都应秉持治未病思想，应注重防微杜渐、未病先防。
第四，将治国与治病作比类。
《黄帝内经》有言：“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无论治民还是治身，都必须顺应治理的对象。所谓顺，不仅仅是指医学上的阴阳、经脉、气血的顺，还指治理上的政通人和，指对待百姓时要尊重民心民意，不能独断专行。
可见，治身与治国道理相通，方法一致。在厘清了治身与治国的关系之后，可结合当代中国治理实际，深入发掘并凝练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治理精髓和治理基因，比如仁术与仁政、以人为本、标本兼治、治未病、整体观念、中和思想、辩证思维等，并以中医之道阐释治国理政方略，由此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谢朝丹
本期编辑：肖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