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别名宾门、宾桹、仁榔、仁频、洗瘴丹。自秦末汉初进入华夏先民的视野，始于陌生的异域物产，显于盛行南越的“洗瘴丹”，为四大南药之一，槟榔是一枚有故事的果子。
南粤奇树
迄今考古发现，公元前2600年新石器时代，菲律宾巴拉望岛的都扬洞人类已经在嚼食槟榔，出土的人类牙齿上有槟榔染色的痕迹。
槟榔进入中原人的视野是在西汉。公元前203年，原本在秦朝任职的南海尉赵佗，以今广州为首都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与汉朝对峙近百年。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南征，一举攻灭南越国，班师带回了大量在南越国才有的热带植物，如槟榔、棕榈、荔枝等，并将其种植在长安附近的扶荔宫。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里有最早对槟榔的文献记载：“留落胥邪，仁频并闾。”唐人李善在《文选·上林赋》注曰：“仁频即宾桹也。”仁频可能来自爪哇语的Jambi，槟榔可能来自马来语的Pinang。
岭南出身的东汉学者杨孚在《异物志》中首次使用槟榔二字来命名这种植物，槟榔之名传承至今。
驱瘴佳果
《异物志》记载：“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意思是：将槟榔剖开并煮熟，再将扶留藤和牡蛎灰与其搭配食用，不仅味道更加甘美，还有“下气及宿食，消谷”的作用。
晋代嵇含撰《南方草木状》亦有嚼食槟榔的记载。南越嚼食槟榔的习惯，跟南越的气候地理条件有很深的渊源。“瘴”是东汉才有的概念，从东汉马援平定交趾地区的二征起义的相关记载中略知一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
隋代《诸病源候论》载“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隋书》记载，隋时千余人因犯错从贝州（今河北清河）发配去防守岭南，“亲戚相送，哭泣之声遍于州境。至岭南，遇瘴疠死者十八九”。对于古人来讲，岭南的瘴气实乃恐怖至极，此地嚼食槟榔的习俗逐步进入世人的视野。
唐代《岭南录异》曰：“交州地温，不食此无以祛其瘴疠。广州亦啖槟榔，然不甚于安南也。”在唐代中后期，医家逐渐建立了“槟榔除瘴”的理念。唐代名医侯宁极在《药谱》中将槟榔直接称名“洗瘴丹”。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以亲身经验支持食槟榔御瘴的人是宋代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中说：“岭南人以槟榔代茶，且谓可以御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他总结槟榔有大作用：一曰醒能使之醉，二曰醉能使之醒，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能使之饥。可以提神、助消化，有益身体。
中原人曾笑话南方人不停嚼食槟榔，“路上行人口似羊”，咀嚼后如李煜言“烂嚼红茸”，所吐津到地如血，唇齿颊舌皆红，甚是骇人，谓之“天蛮不下雪，地蛮不落叶，人蛮日吐血”。但这些都不妨碍槟榔的流行，对槟榔药效的研究和使用也愈加深入。
治疫良药
东汉末年，华佗首次将槟榔纳入药方，用于治疗头昏目眩、胸中或胃脘部胀满不适，多痰，呕吐短气的痞证。
医圣张仲景在治疗“退五脏虚热”的“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中使用了大腹槟榔4枚。
东晋葛洪的《肘后方》中有4个药方使用到槟榔并且强调，医者经常备用的药物中要有“槟榔五十枚”。
南朝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对槟榔的药性和功效加以介绍。槟榔的医疗功用逐渐受到重视，常被用作应对瘟疫的药物。
明末吴又可在明清迭代之际大疫的背景下，始创瘟疫学说，著《温疫论》，其名方“达原饮”“三消饮”以槟榔为首选用药。
即便至今，槟榔仍为对抗瘟疫、消食化积的要药。四磨汤口服液、小儿消积驱虫散等含槟榔的中成药，疗效确凿，在临床长期使用。
岭外土风
槟榔的除瘴功用，令它在岭南有较高的民间地位，进入礼的范畴，用于婚嫁和人际来往等社交活动中，赋予槟榔文化内涵。
晋代《南方草木状》记载：“交广人凡贵胜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
作为婚俗中的“礼果”，槟榔最初是用来招待婚族中的贵客，逐渐形成了“礼果”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槟榔聘礼的多少往往是婚礼中衡量富者与贫者的标准，也成为男方是否对女方看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南方方言“槟榔”与“宾郎”谐音，槟榔象征着婚姻中的男子，女子如接受了男方家送的槟榔，就表示接受了提亲的男子，要“终身弗贰”。盛槟榔也有讲究，婚礼上新郎新娘手捧着槟榔盒，“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依次敬奉双亲长辈，在20世纪初广东东莞婚礼上还有类似习俗。
槟榔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为一级致癌物，这与长期大量嚼食槟榔导致的对口腔的化学和物理刺激，引发口腔癌的发病率增高有关，但槟榔除瘴气抗疫病的功用不可忽略。
《本草新编》中有一段文字对于槟榔除瘴气做出了有趣的解释：“岭南烟瘴之地，其蛇虫毒瓦斯，借炎蒸势氛，吞吐于山巅水溪，而山岚水瘴之气，合而侵人，有立时而饱闷晕眩者。非槟榔口噬，又何以迅解乎。天地之道，有一毒，必生一物以相救。槟榔感天地至正之气，即生于两粤之间，原所以救两粤之人也。”
正是因为瘴疟，槟榔才有了用武之地。
作者：王一帆
本期编辑：李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