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它始于孔子，是先秦百家争鸣的前导，是中国封建文化与古代哲学的基石。儒学思想，经过2000多年的潜移默化，不但影响了我国许多自然科学的发展，部分还成为我国人民潜在的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传统习惯的准则。
中医学是在我们民族特有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祖国医学方法论》)。这种自然哲学的理论与方法，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未曾经过分析时代的过程，没有对于人体结构的微观认识，没有达到生物医学模式那与现代科学息息相关的较高层次。所以必然带有相当程度的猜测性、主观性和朴素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保留着整体系统的辨证优点，避免了“细胞联邦论”、“还原论”等等现代医学中形而上学的观点。所以中国医学非常接近另一个更高层次的医学模式，即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历来，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封建伦理学对中医学的负影响，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封建社会阻碍了中医的发展，而作为这个社会的伦理思想对中医学发展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但传统儒学对中医学的正向影响我们的探讨比较少，笔者认为不了解这种影响，要深刻的认识中医理论体系是很困难的。本文准备从四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1 “仁”“爱”思想是中医道德规范的基本准则
研究儒学，首先要遇到“仁”的问题。《论语》中有58章谈“仁”,与“仁”有密切关系的语意和思想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仁”是儒学思想最核心的问题，是孔子许多主张的立足点，是孔子道德标准的最高境界。但儒学“仁”的涵义究竟是什么?郭沫若先生说：“仁是牺牲自己而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十批判书》)。高赞非教授说：“仁的思想一般意义是爱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教人。”(《孟子·娄下》)孔子曾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弟子入者孝，出者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个“仁”是一种博爱的思想，是封建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中，“仁”的思想，在孔子以前没有。郭沫若先生考证说：“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的古书里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十批判书》)“仁”始于孔子而且成为孔子的思想核心部分。当然从孔子全部思想来看，“仁”的思想内容远远超出了仁者爱人这一封建人道主义的范围。
作为封建人道主义思想的“仁”“爱”几乎全盘地为中医学继承弘扬。在孔子之前，古传说中医者多是部落首领。比如《帝王世纪》中说：“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化八卦道神明知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又提到神农氏：“尝味百草，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黄帝内经》直至《左传》记述的名医，如医缓、医和的故事，都未提到有关医生道德问题，只提到医者的高超技艺。可见孔子的“仁爱”思想并未形成，医学领域中也无仁爱这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当儒学在我国思想界日渐正统以后，习儒者在挫折或在习医过程中将儒学的仁爱思想也带到了中医的道德规范中，并且逐步形成以仁爱为基础的封建人道主义的职业道德标准。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就将这种仁爱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论述。它批评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又说“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蒙蒙昧昧蠢若游魂”。隋唐孙思邈可以说是集中反映这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表。他在《大医精诚》中说到：“凡大医治病……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若恼，若己有之”。治疗病人要“勿避险巇，一心赴救”。而且“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可以说是我国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较之希氏更全面，更具人道主义精神。由此以降，朱丹溪的“执心以正，立身以诚，而孝友之行，实本乎天质”。(《丹溪翁传》)一瓢先生(薛雪)的“圣学莫如仁，以术仁其名，使无天扎，是既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与薛寿鱼书》中沈括的“医诚艺也”,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都说明仁爱思想是我国古代人道主义的基石，“医者仁术也”。
2 儒学“天人之际”观与中医学的整体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将儒学的中心问题即天和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成是天人感应论，建立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对先秦提出的天人之际的争论，做了简明直接的回答。上溯其源，在春秋后期，远古的天命论开始动摇，天作为主宰自然和社会的神的偶象被打碎了。子产就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将天道与人道予以了区别对待，否认了天的神的作用。战国时期，荀子就明确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也。”(《天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也是天人相分的观点。孔子修正了传统的天命观，但不同意天人相分的观点，承认天命的作用，并认为人的德是天赋予的，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孟子发挥了这种思想，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认为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体，明确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此后宋代程颢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和”。(《二程全书》)。朱熹也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语类》)。可以看出，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天人之际的基本观点。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整体观的主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性，天人相应的观点。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界有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一切，如气候、季节、时辰、地域都与人体的生理现象、精神活动、病理表现有着统一性。“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这与儒学的“天能生物，地能载人”是完全一致的。中医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人体正常生理的变化。比如，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四季脉的变化是：“春弦、夏洪、秋浮、冬沉”。在一天的昼夜变化中，“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人体的病理变化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如四时发病的特点为，春温、夏泄、秋疟、冬寒。“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爱病风疟”。因为地域不同，所患疾病也各有不同，东一疽病，西—内伤，南一挛痹，北—寒满，等等。所以，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说：“此一时，彼一时，乃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另外，中医的七情致病也是人与社会与自然相感应的表现。当强烈长久的精神刺激出现就会超越人体的适应能力和耐受程度，使脏腑经络的功能紊乱，血液运行失常，人体的阴阳失去平衡协调，这时便会造成七情内伤，产生疾病。《淮南子·精神训》说：“人大怒破阴，大喜堕阳，大忧内崩，大怖生狂”。
祖国医学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思想与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形成来说，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可见都是受了先秦“天人之际”争鸣的思想影响，都受了孔子“天生德于予”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儒学与医学研究的客体不同，儒学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封建社会的落后保守以及反动性必然要从其中表现出来；而医学是研究人体与疾病的关系，它必然要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做为基础。所以，儒学的“天人合一”逐步走向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封建神学的死胡同。它追求由“人”“智”向“性”“天”的遥契。“知我者其天乎”“五十而知天命”这种超越的遥契，将孔子塑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超越者。儒学在历代统治阶级的鼓吹下，也变成了一种准宗教(所以我们常说儒、释、道三教)。
3 易与医
“易医相通”,“易医同源”,儒学和易有何关系呢?易是周易的简称，又称易经。一般认为成书在西周时期，后经孔子修编(晚年获易，韦编三绝),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儒学所指的六经，(亦称六学、六艺、六籍)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书·儒林传序》)现在人们常将八卦图、阴阳鱼认为是道学的内容，这是不正确的。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儒学的经典周易也列为“三玄”之一(老、庄、易)。玄学领袖何晏、王弼虽然推崇老子，但仍以孔子为最大圣人，说明玄说实为儒道之融合。应该说易是正宗的儒学内容，医易同源，主要是指医易之间具有共同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而古代医学理论的形成从开始就受到易传和易卦的影响。如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便是受《系辞》阴阳说的影响。系辞上篇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都说明了阴阳对立统一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道),运动变化的根源。历代医家在注释《黄帝内经》的工作中，也广泛地引用了易学的论点和内容，将易医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唐代王冰注内经“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时说：“阴阳之气，极过则亢，故各兼之……易之封，离中虚，坎中实，此其义象也”。“天元纪大论”又释“天有十日”说：“十者，天地之至数也，易辞曰天九地十，则其义也。”“六节脏象论”又在解释“中失生湿”说：“易义曰，阳止薄阴，阴能固之，然后湿而为雨，明湿生于固因之气也”。此是引汉唐易学中的卦气说来解释《内经》中的阴阳说。以上说明了易学与医学，特别是象数之学影响医学的历史十分悠久。自宋元以后由于象数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河图洛书说、先后二气说等等。一经出现，便很快在医学中形成了相对应的象数学派。明代大医张介宾当推其首。他说：“医之为道，身之易也”(《类经图翼·医易义》)。他系统的论述了易学与医学先后二天说。他将朱熹《周易本义》中的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文王八卦等图式都列于《类经附翼》之首。他对内经的注释，也广泛地运用了周易的内容。比如在注“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时说：“邵子曰动之始则阳生，动之极则阴生，静之始则柔生，静之极则刚生。此周易老变而少不变之义。如人伤于寒，则病为热，本寒而变热也，内热已极而反寒栗，本热而变寒也，故阴阳之理，极者必变”《类经·阴阳类》。景岳直接引用邵雍的易学来释医在类经中比比皆是。邵雍，北宋五子之一，字号安东先生，北宋著名理学家。他曾说：“道不远于人，乾坤之在身”(《击壤集乾坤吟》)，又说：“天地与身皆易地，己身殊不异疱牺”(《击壤集·先天吟》)。这是发挥了易词中“圣人观象，近取诸身”的观点。认为医易相通，理无二致，而以阴阳卦象和奇偶之数来解人体的结构和身心活动。如前所述，医易同源，易学在中医学范围内一直作为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以及指导临床实践的一种方法。不排除它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也终究没有使中医学走向易卜易筮的唯心主义道路上去。这也说明，中医学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为我而用的吸取了不少当时先进的有辩证思想的方法论，并且始终把握自己朴素的唯物主义方向。
4 中庸思想与阴阳和
《伤寒论》第58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精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尤在泾注：“阴阳自和者，不偏于阴不偏于阳也”。柯韵伯说：“欲阴阳自和，必先调其阴阳之所自，阴自亡血，阳自亡津，益血生津阴阳自和也”。可以看出，仲景说，当阴阳不和时，病人处于疾病状态，而当阴阳协调平和时，致病的因素消失了，疾病的症状也就消失了。柯氏更进一步说明，阴阳自和是最终状态。我们还要查找病因，辨证治疗才能达到阴阳和，也就是现代趋向稳态结构说。中医学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奠定了其理论体系中以整体和谐、阴阳和谐、荣卫和谐、气机和谐为基础的主要内容。正如恩格斯所说：“理论自然科学把自己的自然观尽可能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自然辩证法》)。宋代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说：“天地之道，本乎阴阳，夫阴阳之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天非和不利，物非和不生。”这个道必须和谐，必须互生互长，相反相成。相互以对方为存在的依据，相互消长盈亏来求得阴阳的平和。《内经》的“阴平阳秘”才能“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就是这个意思。否则“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阳分离而不和谐，生命就要消亡。阴阳和的思想应该是中医最至圣的“道”。这其中有几个层次的含义：①阴阳和才能使万物生长发育，这个和可以理解为“合”的意思。②阴阳和才能使生命健康，这里的和是和谐的意思。和谐不是没有变化，不是没有斗争，也不是没有盈亏消长。③阴阳和是一种目的，一种稳态模型。这个目的是要通过调整偏盛与偏衰去争取的。或是“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或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总之，协调平衡使阴阳自和，阴平阳秘才是目的。中医学这种思想与儒学的中庸之道是十分相似的，孔子特别宣扬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为之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究竟什么是中庸之道呢?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有的说：“中庸是妥协保守”。有的说：“中庸是不偏不倚”。有的说：“中庸是人情之常，恰到好处”。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庸是准确地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中庸思想，几乎浓缩了儒家的思想核心，涉及了儒学的各个方面。过与不及，都不符合中庸思想。台湾作家蔡志忠说：“中庸是和谐的人生”，不无道理。“中”是指无过无不及，“庸”，郑玄(127～200年东汉学者)注为“常”，常，有平常时常之意，也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事或言，人人都可获得的德行。这种德行就是和谐，无偏胜偏衰。梁漱溟老先生说：“唯中庸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因此我们说：中庸之道是儒学的矛盾观和思维方法。中庸也有几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中庸是矛盾着的两方面的统一。如孟子说：“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孔子也再三提到这个“两端”和“异端”的思想，他在论语中说：“吾有知乎哉?吾之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其二，中庸反映了矛盾双方的变化消长斗争，而达到致中和的目的。孔子以及历代的儒学家都主张对待对立的两端，应采取致中和的方法，防止斗争激化和矛盾转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孟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其三，中庸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是以声名洋溢于中国”。但这种理想社会必须要有天下至圣的圣人才能完成，表现了封建伦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中庸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自子思、孟子之后，历代儒学学者都对中庸作了阐释与发挥。程子曰：“不偏为之中，不易为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说：“君子而时中。”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孔子中庸的思想，进入了形而上学的范畴。但中庸之道终究反映了儒学承认矛盾、重视统一、防止矛盾激化的思想方法和矛盾观。总之，中庸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在医学中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简单阐述了儒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和渗透。当然这种论述只是一种尝试，因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几乎融合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所有合理的成份，才使中医学能几千年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和生命力。它的核心应该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在我国传统文化史中，比较有影响的应该是儒、释、道三家，宋明以后基本形成了三教合流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古代哲学，这些哲学思想无疑的也要渗透到医学中来。但我认为，在我国整个古代哲学史中，儒学一直是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儒学对医学的影响应该更大一些。象金元张从正说：“医学奥旨非儒不能明”,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另外，儒学极力主张入世，介入社会，介入生活，重视家庭伦理，社会的和谐，“使人人亲切和善，相亲相爱，以此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梁漱溟问答集》。这积极的内容应该是可取的。总之，通过儒学与医学关系的了解，我们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完善和充满了活力能否认识的更清楚一些呢?
【本文系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成果】
作者：王新陆（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
本期编辑：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