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及其相关背景

笔者近日在某平台线上就《黄帝内经》的成书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公益性答疑，现在将这一内容呈现给关心《黄帝内经》、热爱中医药文化的受众。

就《黄帝内经》成书时间而言，虽然自古有成书于黄帝时代说、有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说、有成书于秦汉时期说、有成书于两汉说、有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说，但笔者研究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史记》之后，《七略》之前的西汉中晚期。

之所以肯定地说《黄帝内经》晚出于司马迁的《史记》，理由之一：公元前104年，史学家司马迁在参与编制的《太初历》完稿以后，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史记》编纂。期间虽然经历了3年牢狱的磨难，但终于在他55岁时（公元前91年）完成了有130篇52万字的史学鸿篇巨制。《史记》记述了上至三皇五帝下逮汉武帝中期（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余年的重大事件和名人轶事。其中引用的历史文献多达八九十种，仅医药学文献就有《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即《奇恒》）《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脉法》《诊法》，其中“黄帝、扁鹊之脉书”（即《黄帝脉书》和《扁鹊脉书》）应当与《脉书》一致，十二三种。其中的《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揆度》《阴阳》《脉法》《诊法》《奇咳术》等医药文献名在《黄帝内经》成书时被多次引用，但就是没有出现《黄帝内经》之名。

理由之二：《史记》在70列传中专门为医生树碑立传，实乃秦汉之际的医学学科史。共记载了29个病例（其中扁鹊的3例、淳于意的26例），亦未涉及到《黄帝内经》。

理由之三：司马迁对汉初名医淳于意的生平记载颇为详细，对其师公乘阳庆传给他的“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之名已有所载而未有《黄帝内经》之名。依据以上三点理由可证，《黄帝内经》的成书不可能早于《史记》。

《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下限不应当晚于公元前6年成书的《七略》。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杰出的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在每一部书整理完毕时，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及校雠过程。后来这些叙录汇集成了一部书，就是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别录》。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把《别录》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著录的图书资料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在前面加上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杂拌的相关文献，主要是医药认识方面的著作。但是由于古人对于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其中也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的书籍。其中的“医经”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七部文献，自此《黄帝内经》之名才在世人面前闪亮登场。以上是我们提出的《黄帝内经》成书时间是在《史记》之后、《七略》之前近百年期间的理由。

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与《黄帝内经》理论的文献比较研究，发现其中传载的29个医学案例（扁鹊医案3例，淳于意医案26例）约1.1万字的内容，就与《黄帝内经》在征引医学文献名谓、行文格式、问对体例、医学术语、精气—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疾病传变规律、“治未病”理念、“病人为治病之本”的观念、用“整体观念”阐述医学知识、10岁的年龄段划分、重视“胃气”在疾病预后变化中的意义、“杂合以治”的治病理念等12个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此处既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以前的医学成就，也能从中寻觅中医学发展的运行轨迹，还能映射出《黄帝内经》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子。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率先将“黄帝”与医药知识联系在一起。此前虽然《淮南子·修务训》有“神农尝百草”的典故，但是将“黄帝”与医学知识加以联系，《史记》是现存最早的文献。如淳于意接受公乘阳庆所授之书，就有“黄帝、扁鹊之脉书”即是明证。

作为史学大家的司马迁，之所以要为医学事业立传、为医学人立传，一是与西汉时期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有很直接的关系，也与西汉“重民”的政治背景有关。如公元前139年刘安献给汉武帝的《淮南子·诠言训》中就明确指出，“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就将“重民”作为治国理政的最大政治理念。作为汉武帝的史官，对于事关国计民生中大事的医学，运用为人物立传的方式传扬了西汉以前的医药学知识，同时也美化了西汉王朝统治阶层体惜民众的形象。而《黄帝内经》中所载的医药学知识，更是历朝历代在国家层面上的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民本”思想体现。所以《黄帝内经》开篇畅言，“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灵枢·九针十二原》），就将“民本”观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是受“不懂医，无以言孝子”道德观念的影响。“不懂医，无以言孝子”，这是包括西汉时期在内，历朝历代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道德观念的影响，也是司马迁要为医学人、医学事业树碑立传理由。

三是与西汉时期发达的医药成就以及相关医药文献的存世有关，这可从该篇所介绍的医学内容和引用的12种医药文献得出结论。而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记述的医学内容与《黄帝内经》的知识体系，具有12个方面多维度的高度一致性得到印证。

“黄老之学”政治形态的影响

“黄老之学”（《论衡·自然》中有十分明确的界定，认为“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兴起于战国中后期，兴盛于西汉前期，是西汉前期的国家政治主张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是后世所称“黄老之学”的著作托名黄帝的道家类书籍，其基本精神属于道家，学界称其为“黄老之学”，具有“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学术特征。其中道家思想是其哲学基础，法家的观点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兼采百家思想则是其政治主张的辅翼。可以说是吸收了众家之长，使各家之学在新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了拾遗补阙和优势互补的效果，所以才能够产生“压倒百家”的显赫效果，成为西汉前期真正的“显学”。“黄老之学”的学术取向，既适应了当时为巩固中央集权迫切的政治需要，也符合了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需求。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大倡法治，适应了西汉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的时代主旋律；其集众家之长，则是百家之学，经过充分争鸣之后的必然归宿，同时也是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在学术思想中的反映和必然要求。这样的学术思想能够被汉高祖、窦太后，乃至文帝、景帝重视而盛极一时，并最终压倒百家，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西汉初期，在曹参、汉文帝、窦太后等政治人物的极力推崇和倡导之下，“黄老之学”一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为著名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奠定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当时不仅社会上层的将相王侯们醉心于此，即或是文人墨客，也常以信奉黄老之言以为荣耀和时尚。可以说从汉高祖至文帝、景帝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史上“黄老之学”最为兴盛的时期。

《黄帝内经》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成书，与昌盛于西汉早中期的“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体现了将医药学著作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政治背景，更是体现了书中传承的相关知识，源远流长，本源于“黄帝时代”先哲们的伟大创造。正如《淮南子·修务训》之“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之论，也有“黄老之学”所倡导的“道论”“气论”“无为而治”等理念，直接影响着《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仅仅就“道论”而言，《黄帝内经》将“道”这一范畴引入医学领域之后，全面广泛地用来表达宇宙万物、生命活动规律和相关的理论原则，在 269次“道”论的应用中，几乎将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所有理论原则和相关规律都纳入到“道”的范畴。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理念全面引入并构建养生理论。

“民本”政治主张的影响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一贯主张。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年间，由于连续实行减轻人民负担、减轻刑罚、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加之这近百年期间，国家无事，也无严重的自然灾害，所以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民富国强的太平盛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以及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中有大量的医药学知识和丰富的养生知识，充分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及其“民本”理念。如《淮南子·诠言训》之“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刘安在此强调，治国的根本，务必要使人民安定；安定人民的根本，在于民众衣食充足；衣食充足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失农时。《黄帝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民本”思想在《黄帝内经》原文中也有体现，如“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灵枢·九针十二原》），这可以说是《黄帝内经》中“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自公元前202年大汉帝国建立之后，采取了诸多于民休养生息、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因而在西汉二百年期间，出现了延续百年的“文景之治”，以及武帝盛世之后的“昭宣中兴”，这就使西汉王朝国力大增，就为《黄帝内经》的成书营造了一个国家层面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是“盛世修书”这一条亘古不变规律的显著事例之体现，也是中国文化史上，诸如《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鸿篇巨制能够出现的重要缘由之一。

影响《黄帝内经》成书及理论建构的文化背景，首先是先秦诸子（有189人）百家（据《汉书·艺文志》相关内容，当为儒、道、法、墨、名、阴阳五行、纵横、农、兵、杂、小说、医家12个学术门派）的兴起，奠定了中华文化厚实的根基，赋予了中华文化传承的优秀基因，成就了中华文化能够不断赓续的优良品性。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必然也是《黄帝内经》理论建构时的思维起点和逻辑源泉，因而也就成为建构的中医药学理论基本知识素材，成为与中医药学始终相伴的文化内涵。这也就成为后世人们谈论《黄帝内经》、陈述中医文化、从事中医临床治疗之时，无法避开的阴阳、精气、五行、神论、诊法、治法、天人合一等理论和观念。

其次是西汉时期文化背景的影响，诸如盛行于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以及“民本”“重生”“重阳”“重土”“天论”（《淮南子·原道训》“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就给“天”这个范畴以明确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别无天”的科学内涵界定。如若用今天的语言予以表达，所谓“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观存在的固有规律，当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与地相对的“天空”等。《黄帝内经》理论中大凡涉及“天”的相关论述，无一例外地秉承了这一旨意）、“天人合一”等观念，深刻地影响着《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

作为以研究生命科学知识为主旨的《黄帝内经》，在其成书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必然要吸纳当时其他科学技术发展的状态和科学技术的成果，并将其运用于所构建的生命科学知识之中，解释生命科学知识中的相关问题，建构相关理论，解决临床治疗的技术难题，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构建生命科学知识的技术支撑。

《黄帝内经》应用数学中的“正数”“负数”概念，构建男女两性生理周期理论

《黄帝内经》将男子的脏腑机能生理周期规定为“八岁”及“八八六十四岁”，将女子的脏腑机能生理周期规定为“七岁”及“七七四十九岁”，此中除了古人对男女两性脏腑生理周期的长期临床实践观察外，还受“河图、洛书”文化的深刻影响。如女子：55-6（老阴之数）=49，男子：55+9（老阳之数）=64。其中，①55为“河图”之数的“和”；②阳进阴退，男子属阳故加9、女子属阴故减6；③奇数为阳，用“正数”概念表达，故9＞7，故7为少阳之数、9为太阳之数。④偶数为阴，用“负数”概念表达，-6＞-8，故8为少阴之数、6为太阴之数。至于女子生理周期的年龄段为何取“七”数、男子生理周期的年龄段为何取“八”数，主要是此前医家们长期临床实践观察的经验总结，并且受“洛书”（《灵枢·九宫八风》）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洛书”九宫格中，“8”标记“立春”时节，是自然界阳气渐长之时，男为阳，故取“8”数；“7”标记“秋分”时节，是自然界阴气渐长之时，女为阴，故取“7”数。这就是《黄帝内经》应用当时数学中正数、负数概念的实例。另外，当时数学成果中的“九九乘法诀”，更是得到广泛的应用（《灵枢经》的《脉度》《骨度》《平人绝谷》《卫气行》等）。

《黄帝内经》将平面几何学中的等腰三角形的原理，构建脏腑背腧穴的取穴方法

《黄帝内经》为了确保了背腧穴取穴的准确性，将平面几何中等腰三角形的原理，应用于脏腑背腧穴的量取，指出“欲知背腧（指五脏六腑之气输注于背部的腧穴，属足太阳膀胱经的经穴。背俞穴全部分布于背部足太阳经第一侧线上，即后正中线，即督脉的旁开1.5寸处），先度（测量）其两乳间（指男性两乳头之间的距离），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两隅相拄（两边相交的地方，即几何学中所谓‘角’）也，乃举以度其背，令其一隅（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居上，齐脊大椎，两隅（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在下，当其下隅（两个底角）者，肺之腧也。复下一度，心之腧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腧也，右角脾之腧也。复下一度，肾之腧也。是谓五脏之腧，灸刺之度（测量方法）也”（《素问·血气形志》）。腧穴是位于经脉上的特定的针灸刺激点，取穴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治疗的效果。取腧穴正确，是针刺取效的前提。《黄帝内经》记载了多种取穴定位法，此处原文，介绍了利用等腰三角形的原理（即顶角向底边垂直线的交叉点居于底边正中，与两底角距离相等，所以，两底角对应的左右两侧脏腑背腧穴，均在膀胱经行于背部的内侧支准确部位）。这一特殊的量取背部五脏腧穴的具体方法，就是借用当时几何学研究的成果。

《黄帝内经》应用建筑学中门窗的结构，建构了人体三阴三阳经脉之间的“开阖枢”理论

《黄帝内经》中的“开阖枢”之初义，是以门扇结构中的“关阖枢”（见《太素·阴阳合》），定义人体三阳经脉、三阴经脉之间的关系（《素问·阴阳离合论》《灵枢·根结》）。门栓为“关”，门扇为“阖”，门轴为“枢”。中唐时期的王冰，依据门扇的动态活动，将其修订为“开阖枢”，后世从南宋医学家许叔微始（《伤寒九十论·第八十四》），将这一理论化用于阐释伤寒六经病传变的重要理论。

《黄帝内经》全面应用了西汉时期已经成熟的历法知识，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

经文所应用的历法知识有十二月太阳历法（阳历）、十二月太阴历法（阴历）、阴阳合历（农历）、十月太阳历法、北斗历法（完整地呈现于《灵枢·九宫八风》）、干支甲子历法等。运用这些历法知识，解释人体的相关生理机能（《素问·太阴阳明论》），用于分析相关脏腑疾病（《素问》的《脏气法时论》《风论》《阴阳类论》等），用于构建相关的取穴方法和针刺补泄手法（《素问·八正神明论》）。

《黄帝内经》应用二十四节气的研究成果，构建相关理论

二十四节气知识，是西汉时期重要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淮南子·天文训》），《黄帝内经》多方面应用这一成果构建相关理论。如建构“九宫八风”理论中，应用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相关知识，完整表达了“北斗历法”中一年分四时八节特点，并以此天文历法为据，预测一年不同时段的气候变化、预测一年不同时段可能发生的流行疫气及疫病等（《灵枢·九宫八风》）；再如应用二十四节气知识，解释人体脉象四时变化，如“冬至四十五日（即立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脉要精微论》）即是其例；尤其是《黄帝内经》传载的五运六气理论，更是二十四节气知识全面应用的典范。

西汉及其此前的医药学成就，更是《黄帝内经》成书及其理论建构的基石。吃饭、穿衣、解除病痛，是人类在不断演进历程中的基本诉求。基于这一思维逻辑，医药知识的不断积累，一定是与人类的演进相伴前行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始于黄帝时期，也是医药知识的重要节点，也是司马迁采撷三千年上古资料编撰《史记》的缘由，这应当成为此书托名“黄帝”的根本原因。所以，《黄帝内经》的成书和理论建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中华族裔在漫长族群演进历程中，不断战胜疾病困厄的经验总结。对此，可以从书中引用的53种古典医籍得以印证。其中有书名有内容者16种，如《逆顺五体》《禁服》《脉度》《本脏》《外揣》《五色》《玉机》《九针之论》《天元正纪》《针经》等；有保存零星佚文的文献有8种，如《刺法》《本病》《明堂》《上经》《下经》《大要》《脉法》《脉要》等；仅有书名者而无明显内容的文献有29种，如《揆度》《奇恒》《奇恒之势》《比类》《金匮》《从容》《五中》《阴阳传》《阴阳之论》《阴阳十二官相使》《太始天元册》《天元册》等。据此可见，《黄帝内经》的成书及其理论的建构，是西汉及其此前医药学研究和临床经验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