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材是古代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药材的流通和药市的兴起，促进了市场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古代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药材是历代重要经济作物
药材最初由野外采集得来，故有神农尝百草而一日遇七十毒的传说。种植药材没有山高路滑的危险，没有虎豹虫蛇的威胁，产量稳定且不易辨识错误，如果用于贸易，则能带来不菲的收入，自古以来药材便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早在先秦时期，药材已经是经济作物。《诗经·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诗中的郁为郁李，葵为冬葵，都是常用的中药，已经开始人工种植。《范子计然》传说为范蠡所著，有很多药材贸易的记载。到西汉时，种植药材成为致富的捷径，《史记·货殖列传》载：“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栀子、茜草、姜和韭菜子都是常用的中药。西汉《氾胜之书》记载了13种食药两宜植物的栽培。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记载有中药的栽培采集。
晋代上党人石勒在自家园子里种植人参，收获后贩卖谋利，为日后起兵积累了财富。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记述了胡麻、蒜、地黄、红花、吴茱萸等20余种药材的栽培方法，并记载青州将蜀椒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今青州有蜀椒种，本商人居椒为业，见椒中黑实，乃遂生意种之……遂分布栽移，略遍州境也。”
隋代出现了《种植药法》《种神芝》等介绍中药栽培的专著。唐代有药用植物园，并设置药园师，负责按时种莳，收采诸药。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了枸杞、牛膝、合欢、车前子、黄精、牛蒡、商陆、五加、甘菊、地黄等中药的种植方法。杜甫、柳宗元都曾种植药材补贴经济不足，柳宗元《种白蘘荷》：“华洁事外饰，尤病中州人。钱刀恐贾害，饥至益逡巡。”
宋代将专门种植药材谋生的人称为药户。元符年间，四川彰明县盛产附子，年产量达16万斤以上，县令杨天惠亲自调查，著《彰明附子记》，记载彰明附子所产区域、种植规模、栽培技术、采收加工、商品规格、优劣鉴别、市场销售及经济效益，指出该地之所以盛产附子，与经济收益有很大关系。“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宋代士大夫也多种植药材增加经济收入，如司马光《酬赵少卿药园见赠》：“满城争种花，治地惟种药。栽培亲荷锸，购买屡倾橐。”陆游《山家五首·其二》：“种药为生业，弹琴悦性灵。”《即事》：“钓鱼每过桐江宿，卖药新从剡县回。”
明清时期，各道地药材产区基本形成，药农大面积种植药材，每亩收益甚至达到种植粮食的十倍以上，促进了药材的商品化生产。河南怀庆府以种植“四大怀药”闻名于世，明代谈迁《枣林杂俎》引《密县志》载：“怀庆地黄，盖藉济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县东北一带旅生实繁，苗时怀人用青蚨贸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计其所获，亩鬻十金而饶。”清代王凤生《河北采风录》载：“沁河以南，地土肥美，栽种药材，虽工本较重，而所得资利十倍五谷。其最著者地黄、山药、牛膝等物，获利更厚。”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载：“地黄、山药，百穜之饶，利益滋甚。”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民纷纷种植药材。清代范照藜写诗描写怀庆府种植药材情况说：“乡民种药是生涯，药圃都将道地夸。薯蓣蓠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刘开描写安徽亳州种植芍药盛况，《城东观芍药歌》：“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戴梓描写浙江桐乡官府引导村民种植菊花，《送鲁广文霞峰之桐乡县任》：“宦游返国情应洽，乡语临民赋易完。退食谩筹黄菊计，课耕喜近白云峦。”《武陟县卫生志》载，1880年，武陟县年产地黄40万斤、山药5万斤、牛膝15万斤、菊花2.5万斤。
药材贸易促进经济发展
《山海经》中已经有药材产地的记载，《范子计然》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商品学专著，所载大部分药材都有质量标准，如产地、形状、粗细、色泽、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大宗商品如姜、桂、连、丹沙等都属于药材。战国后期的巴寡妇清以贩卖朱砂获利，名扬天下。
药商是汉代的常见职业。《后汉书·逸民列传》载，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中医买药不二价典故即从此而来，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被后世商家所推崇，司马光《独乐园七咏·采药圃》：“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汝南人费长房为市椽，负责市场管理，工作中结识了在市场上悬壶买药的壶公，拜其为师，学得“医疗众病”之法，悬壶济世典故因此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家和药家开始独立成不同的行业，医家负责诊治疾病，药家负责炮制贩卖药材。这种分工有利于降低药材成本和医疗费用，但也导致医不识药，陶弘景说：“众医都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由于药材的商品化，导致出现假冒伪劣产品。陶弘景说：“以次疗病，固难即效，如斯并是药家之盈虚，不得咎医人之浅拙也。”刘宋雷敩著《雷公炮炙论》，也反映出当时药品炮制从医家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唐代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药材经济尤其繁盛，药材市场、流动卖药和药材进出口贸易并存。柳宗元《宋清传》载：“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宋清的药材贸易额巨大，“积券如山”，但他不唯利是图，成为医药家的楷模，宋末元初谢枋得《赠何古梅学医》：“神功端不让思邈，古道依然如宋清。得钱卖药少取利，无钱乞药喜舍施。”长安还有卖医药保健品的，《太平广记》载，在西市有一家卖饮子的，百文一服，可预防治疗多种疾病，获利甚极。
洛阳香药铺很多，曾有24家香药铺合资在龙门修建石窟。扬州有常年药材大市场，皎然《买药歌送杨山人》：“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四川梓州有一年一度的大药市，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载：“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玄龙冲地，货其所赍药，川俗因谓之药市，迟明而散。”在唐代，成都的药市已经形成，广东的进出口药物贸易很繁盛。药市促进了全国药材的流通，白居易《城盐州》：“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蓍贱。”
宋代药市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东京开封药肆众多，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临安药肆林立，《本草纲目》载，宋孝宗患痢，被一小药肆治好，赐以捣药金杵臼，人遂称金杵臼严防御家。梓州药市增加为3天。成都药市发展壮大，王灼《送凝上人成都看药市》：“蜀山富奇药，野老争藏收。九日来成都，塞断长仪楼。”从事药材贸易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度正《步自玉局会饮于判院涂丈廨舍正得日字》：“小亦挟千镮，多至金百镒。”很多人事药品贸易，卖药以代耕。陆游《卖药翁》：“老翁如我老，卖药以代耕。”陆九渊兄弟六人，他的哥哥陆九叙开药肆谋生，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此。
明清时期，河北安国、河南禹州、安徽亳州、江西樟树四大药材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中心，对当地和周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樟树药材贸易兴隆，朝廷在此设课税局，并成为全国税收最多的33个府州镇之一。1851年，禹州有药行40家、药棚80家、丸散铺70家，相关服务人员5000余人。20世纪30年代以前，安国药市的药业坐商和行商约有4000多家，相关服务人员四五万人。
药商“十三帮”在明清时期乘势而起，这些商帮资金雄厚，商业网点遍布全国，他们在各地建立会馆、组织参与药材交易大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十三帮”中的怀庆帮，南到湖广，北达天津，东通冀鲁，西去川陕，在全国各地建立怀庆会馆，修建药王庙，进行药材贸易。康熙年间，在汉口经营怀药的怀商“协盛全”占用“全记巷”，资金达100万两白银；“杜盛兴”占用“杜家巷”，资金达60万两白银。乾隆年间，祁州（安国）修建药王庙，“杜盛兴”捐银40万两。天津有怀庆会馆，大侠霍元甲早年曾在此搬运药材。禹州有怀帮会馆，修建豪华，当地有“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邦一个殿”的说法。怀商资金雄厚，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1934年，以贩卖怀药起家的怀商鲁连成去世，国民政府高官林森、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程潜等20余人题词悼念，章炳麟为之书写墓志铭。
药材贸易对国家兴衰有重要影响
药材贸易额巨大，在古代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左右了国家的兴衰。
为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根据《市易法》的规定，将药材贸易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并于1076年在开封设立“熟药所”，主要经营丸、丹、散、膏等中成药。“熟药所”是中国最早由政府开办经营的药店和制药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熟药所出售的中成药质量可靠，服用方便，易于保存，深受医患欢迎，在创立的第一年就获利二万五千缗。其后新旧党争，熙宁新法多次废立，但熟药所却因其经济价值被保留并发展壮大。
《宋会要》载，吏部尚书何执中向朝廷上奏：太医熟药所，其惠甚大，当推之天下，凡有市易务置处之。他的建议得到皇帝批准，当年熟药所增至5所，并设“修合药所”2处，随后各地都开设了熟药所。1114年，熟药所改名“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名“医药和剂局”，《宋史·职官五》载：“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南宋将惠民药局改称为“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方》增补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实行香药禁榷制度，通过高比例的税收和垄断经营，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间接造成《局方》大量使用香药，导致滥用弊端。
明朝建立之初，山西上党人参已基本绝迹，为了节约支出，朱元璋规定后世子孙禁服人参，《明史》载：“太祖洪武初，却贡人参，以劳民故也。”但由于人参的良好药效，明代中后期人参贸易额逐渐增加，最终导致明朝因财政匮乏而衰落。有研究认为，从1550年到万历末，一斤人参从银一钱五分涨到十余两，女真人岁以貂参互市，得金钱十余万，促进了后金的崛起。
18世纪30年代，俄国商人从恰克图口岸购买大黄后贩卖到欧洲牟取暴利，俄国政府每年收入15万卢布以上。乾隆末年，由于中俄争端，清政府关闭恰克图互市，并严厉查处大黄走私行为，俄国迫于利益接受清廷要求，得以恢复通市。对俄贸易战的胜利，使清政府产生大黄制夷观念，并演变为茶黄制夷理论。史学家赵翼说：“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在鸦片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对国际贸易的错误认知等原因，茶黄制夷失败。
中医药发展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
经济能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中医的传承创新发展和道地药材的生产，都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
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医药文化的中心也基本在北方。扁鹊是河北省沧州人，曾在邯郸、洛阳、咸阳等地行医。医缓、医和是秦国名医，曾给晋国国君治疗疾病。文挚是宋国人，曾治好齐闵王的疾病。汉代名医淳于意是山东临淄人，华佗是安徽亳州人，张仲景是河南南阳人。四川在东汉时经济发展较好，被称为天府之国，诞生了涪翁、郭玉等名医。东汉末年，南方经济社会相对稳定，医学也开始发展，但名医董奉没有留下医学著作。徐登、赵炳还处于巫医混杂阶段。
魏晋时期，太医令王叔和是高平人，著《脉经》并整理《伤寒论》。皇甫谧是河南新安人，著《针灸甲乙经》。西晋以后，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经济受到破坏，而南方相对稳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这个时期的医学名著多产生于南方。如葛洪著《肘后方》，刘涓子著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学专著《鬼遗方》，雷敩著现存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雷公炮炙论》，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等。
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北方经济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北方医学也欣欣向荣。隋代太医令巢元方著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药王孙思邈是陕西铜川人，著现存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千金方》。陕西郿县人王焘著《外台秘要》，河南鄢陵人崔知悌著《纂要方》《骨蒸病灸方》，河南汝州人孟诜著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著《食疗本草》。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安医僧蔺道人隐居江西宜春，著现存最早的骨伤学专著《理伤续断方》。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增长，经济重心最终完成了由北方到南方的转移，医药文化中心也在南宋时期开始向南方转移，最终在元代完成这一过程。北宋定都开封，由于朝廷对医学的高度重视，中医在北方大放异彩。沧州人刘翰和道士马志等编撰《开宝本草》，河南郾城人掌禹锡等编撰《嘉祐本草》，王惟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河南商丘人王怀隐等编撰《太平圣惠方》，山东东平人钱乙著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河南兰考人王贶著《全生指迷方》。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医学依旧兴盛。张元素、刘完素、张从政、李东垣在北方开宗立派，互相争鸣。他们生前治病救人，弟子如云；身后被后世医家推崇，享誉百代。南方医学也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蓬勃发展。翰林学士许叔微是江苏仪征人，因不满宋高宗苟安江南及秦桧陷害忠良，转而退隐乡里，行医济人，著《普济本事方》。洛阳人郭雍在北宋灭亡后隐居湖北宜昌，弃儒从医，著《伤寒补亡论》。江西九江人严用和著《济生方》，江西抚州人陈自明著《妇人良方大全》《外科精要》，浙江温州人王执中著《针灸资生经》，温州人陈言著中医病因学的里程碑式著作《三因极——病证方论》。安徽歙县人张杲著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医说》。
及至元代，罗知悌晚年回归家乡杭州，收朱丹溪为徒，将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之学术思想尽数传授，朱丹溪将之融会贯通，创滋阴学派，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江西南丰人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滑寿虽自称许昌人，但一生都在江浙行医。继经济重心在南移之后，医药文化中心也在元代迁移至南方。
明清时期，南方医学学派林立，名医辈出，数不胜数。如以吴有性、叶天士、薛雪、吴瑭、王士雄等人为代表的温病学派，以薛己、张景岳、赵献可、李中梓、孙一奎等人为代表的温补学派，以汪机、吴谦、汪昂、徐椿圃等人为代表的新安医学，以及旴江医学、永嘉医派、吴门医派、孟河医派、山阳医派、龙砂医派、钱塘医派等，还出现了王肯堂、李时珍、陈实功、赵学敏等名医。康熙皇帝总结人才与经济的关系，《示江南大小诸吏》：“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医学与经济的关系，亦是如此。
明清时期，以经营药材为主的怀庆商人兴起，在经济利益的支撑下，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经过药户的优化育种、精耕细作，药工的精心炮制，怀商的诚信经营、大力宣传，山药、地黄、牛膝、菊花四味药材脱颖而出，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四大怀药”。
经济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把中医药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中医药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活跃市场经济、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把中医药文化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对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黄新生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儒医专委会）
本期编辑：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