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推动中华文明成果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文明所蕴藏的丰厚文化资源，是世界多样文化的有机构成。伴随着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日益密切，推动了中华文明成果的国际传播，既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体现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的担当。为此，我们应当厘清中华文明基本特质，立足中华文明世界意义，多层次、多路径、多主体地加强中华文明成果的国际传播。
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
延续性、融合性、创新性
中华文明在5000年漫长的演进历程中，具有独特的呈现形态、内在逻辑与精神特质。凭借对这些形态、逻辑与特质的持续创新及多维拓展，至今依然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而尤为令人瞩目的特征即基于稳定价值范式形成的延续性，基于包容与开放的环境生成的融合性，以及基于文化繁荣与发展所产生的创造性。
从世界历史发展上看，中华文明确实是唯一的从未断流的原生文明，具有强大的延续性。黑格尔曾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阐释河流文化与中华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足以证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孕育出了多姿多彩、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同样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唯一长期延续、未曾中断的文化体系。
纵观世界历史的变迁与中华文明的变迁，同期出现的几大世界文明均历经了中断的命运，皆因多次遭遇战争而导致了不同文明形态的中断。如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断于日耳曼民族；古埃及文明中断于亚历山大帝国；古印度文化中断于雅利安人。而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虽历尽磨难，由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向前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衰落，始终保持超稳定的态势稳步前进。
综上历史表明，中华文明非但没有中断，而且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生生不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突出融合力、创造力的生产系统，包括了器物、制度、精神等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延续力的再生产系统。从而保证了中华文明始终能够围绕一个独立且清晰的主体，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内不断汲取时代发展、交流互鉴带来的积极因素，不断实现自我延伸、自我调整。
多元共生、包容开放是体现中华文明融合性的重要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对自身内生文化的消化与理解，还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交融与互鉴。中华文明的融合性共包含如下三个维度：一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融合性；二是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融合性；三是对外文化交往的融合性。基于此，中华文明对内、外文化具有强大的整合及创新能力，同样在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形成了“多元一体”文化景象，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基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观照中华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呈现出的文化景象及文化成果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历时角度，着眼于宏大的历史发展脉络，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绵延不断的发展可概括为五次辉煌，并蕴藏着中华民族强大而又独特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及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社会结构而言，历史环境为中华文明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使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活跃的思想和民间创造力的萌发得以发展，进而出现了后世鲜见的“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况。
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天下大同、以和为贵、仁者爱人
中华文明以其历史之悠久、体系之恢宏，向世界展示了具有延续性、融合性、创新性的文明样态，更向世界贡献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独特性、差异性及不可替代性的文明成果。其中“天下大同”、“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等价值传统不仅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塑造了具有独特气度和神韵的中华儿女，且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沟通、合作与理解，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重要的思想资源，至今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传播潜质。
天下大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大同观”，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历史积淀、思想渊源的一把钥匙。《礼记·礼运篇》首次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是谓大同”。其代表了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最高憧憬，表达了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追求。古人追求的“大同”之境，是一个多元共生的理想之境。这就要求人由自己开始，经由他人、社会、万物乃至最终“与天地合其德”，铸就一个充满生机的共同体 。其中蕴含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四海一家”的外交理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这些理念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依然具有标识、承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创新、拓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新时代的“大同观”，就是在把握世界整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清晰认识到，只有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打造世界经济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才能建立一个双赢、多赢、共赢的稳固局面。
以和为贵：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和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论语·学而》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勾勒了一种贯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在自然层面，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认识到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以一定的关系共存的统一体（或称共同体）。宇宙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是和的万物。在社会层面，中国人十分重视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将待人诚恳宽厚、互相关心理解、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作为完善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在西方，“和”的思想同样具有深厚的渊源与广泛的影响。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了“和谐”范畴。认为数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正是这种比例关系产生了和谐。随着时代发展，“和谐”范畴逐渐被引入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可见，“和”是跨文明、普适化的价值追求，能够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的价值共识。尤其是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加为促进构建和谐世界、推动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那就是只有允许和包容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这一理念同样展现了中华文明是致力于促进全球人民共同发展的文明，是包容倡导和而不同的文明。这对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仁者爱人：促进各国沟通、合作、理解
“仁爱”思想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气质具有基础性、主导性作用。至今仍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论语·颜渊》记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提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除儒家外，墨子、庄子等先哲也提出“仁，仁爱也”、“爱人利物之谓仁”等论述，都是相近地将“仁”锚定于“爱人”这一价值理念。
在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家族生活中的亲情。因此“仁”的核心是爱人，而爱人的根本则是孝悌，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仁爱”思想虽是中国独有的，但是其“爱人”的基本内涵与世界各文明普遍对“爱”的求索是相通的。“仁爱”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关键理念，而“博爱”思想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两者虽然在背景、指向、内涵上存在差异，但无论就其所依托的底层情感，还是其试图导向的行动目标，都具有相通之处。因此可以作为维系世界各国沟通、合作、理解的重要纽带，从而弱化文化折扣、减少意识形态纠纷。
鉴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及其成果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我国应当加强中华文明成果的国际传播。一方面开展多形式人文交流活动，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探索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表述方式。结合新兴传播形式推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将躺在古籍里的文字、博物馆里的馆藏器物和作品，活化于现代人与未来人的生活实践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独特的活动形态渗透进各国人民对中华文明的具体感知，从而系统性地搭建起中华文明、中华智慧与世界对话的沟通渠道。
立足内容优化国际传播顶层设计
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成果的传播内容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需要专业人士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对其进行整理与归纳，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传播。其次，要充分了解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受众。如果不了解海外受众，只是想当然地将我们想说的内容传播出去，最终的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适得其反。再次，要侧重对于国际传播效果的考量。在进行顶层设计之初，就要将最终的传播效果考量进去，依据想要获得的传播效果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和传播渠道，切实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力。
基于新兴媒体重构国际传播范式
在新媒体时代，应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深入研究中外思维习惯、文化意识、价值观念等的差异，进一步优化话语表达方式。新媒体平台众多，传播形式多样，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正影响着全球的青年一代。如何利用好新媒体，特别是利用好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交媒体集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将国际传播的理论和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紧密结合，从而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精耕符号实现文明成果生动表述
文化符号是某个地区文化资源的象征性凝结，是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将中华文化中具有代表性、辨识度高的符号提炼出来，统筹其传播路径与传播范式，能够有效增强其内在思想的国际传播广度与力度。以影视传播为例，近年来热映的《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影视作品，都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融入其中，展现了家国情怀、天下大义的不朽精神。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应当对这些精神遗产予以时代化诠释、创造性表述，向世界展示东方神韵、中华精神及大国气象。
中华文明成果以底蕴深厚的器物、观念、行为作为基础，能够引发强烈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诉求，是培植创意设计的优渥土壤。而通过借用、化用、活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意设计，也将促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作为中国话语的独特面而获得强劲的表现力、竞争力。为此，一是要推动“文化中国”与“数字中国”两类形象的互补、共创，充分发挥走向世界前端的中国互联网平台，嫁接互联网思维，更新商业模式，重塑感知体验，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营销，展示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展现文化中国的品牌魅力。二是要推动“本土意识”与“国际路线”两类形象的协同、共振，充分借势顶级国际活动，打造事件营销，利用企业力量，在时尚、设计、艺术、建筑等专业领域，推动传统文化亮相多元世界舞台。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范红在“中国文明观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和实践向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编辑时有删改。）
本期编辑：左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