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怎样认识中华文明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呢？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法意味着这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也适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及关系。简言之，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也适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应成为联合国目标和宗旨的价值表达，故也可称为“世界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提出，是把原来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价值“世界化”，以构建合理的世界秩序。
关于基本价值的世界化、国际化，是一个“老问题”——民主、自由、公平是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特别重视的价值。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奉行民主、自由、公平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他们并不是“普适”的，只是其国内的政治价值，不是世界的价值。在世界事务中，他们崇尚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包含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以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公平即主张各个国家一律平等，民主即世界大事要共同商量，反对大、强、富国欺压小、弱、贫的国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要把这些价值真正扩展到人类所有事务，使之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价值。
这使我们想起1990年代中期的“世界伦理”运动。“世界伦理”又称“全球伦理”，在我看来二者略有区别——世界伦理可包括世界各国之间的行为准则，而全球伦理则主要指跨文明的人类行为准则。这就引出一个讨论，世界伦理是不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被一致公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看，世界伦理应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伦理基础。区别在于，世界伦理的指向，可以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然不限于个人），而我们今天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以国家为单位，指向国际关系，并不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包括个人、社会、国家等层次，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属于第四个层次，指向国家之间的世界，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
然而，真正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间的行为或国际政治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必有其深层的伦理基础，即世界伦理。没有世界伦理，特别是世界伦理的金律、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共同价值就不完整，就缺乏道德基础，也就不能找到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关系的角度。
有了伦理道德基础的角度和视野，我们就能发现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关系。中华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价值原理，可以被认为表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总体而言，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分而言之：第一，“以德服人”，王道正直，是“和平”的基础；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第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第四，“天下为公”，不以私利为原则，是“正义”的基础（如全球气候问题及其义务分配）；第五，“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
至于自由，国学大师熊十力曾提出：“自由者，非猖狂纵欲，以非理非法破坏一切纪纲可谓自由也；非颓然放肆，不自奋、不自制可谓自由也。西人有言，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当然之理也。然最精之义，则莫如吾夫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自由者，至此而极矣。夫人而不仁，非人也；欲仁而仁斯至，自由孰大于是，而人顾不争此自由何耶？”（十力语要卷三）认为“欲仁而仁”是自由的基础。
这六项不仅可以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这些价值后面的深层理念，它们本身也是人类生活最基础的道德价值。故全人类共同价值除了世界事务、国家间关系的价值约束外，也同时是人类一切生活所必须。
另一方面，上述六点都是儒家“仁”的原理所包含的，可以看作儒家文化的“仁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这也使我们想起孟子所说的“仁”与“人”的关系。孟子说“仁也者，人也”，《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的说法一致。“仁者人也”是古代儒学的重要论题，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仁”的本质有着不同理解。今天，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背景下，可以对“仁者人也”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诠释，即“仁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或“仁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最根本的原理”。
本期编辑：申金鑫
